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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学、史学、文学三者的关系上，朱熹以经学为本，把从治经学中阐发出的圣人之道作为史学、文学的根据。倡经史结合，以经为本，把经学即哲学之道统与史学之正统相结合，而以道统观念作为确定正统的内在依据。又主文道合一，以道为本，把哲学之道与文学之文相结合，而倡道本文末，以道为文学的灵魂。朱熹以经学与哲学之道作为史学和文学的根据的思想对中国史学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既有主道统、正统、文统相结合之观点，亦有对朱熹的道统史观和重道轻文的文学观提出批评之观点。
  一、对史学的影响
  朱熹把天理论、道统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在治史中建立起义理史学的思想体系。以义理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把《春秋》大义概括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以此为依据，编著《资治通鉴纲目》等史学著作，坚持其正统观念，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史结合，又以经为本的思想反映到道统与正统的关系上，便是道统与正统思想相结合，道统观念为确定正统的内在依据。但其经学上的道统观念与其史学上的正统思想亦产生一定的矛盾，这遭到后世的批评。
  （一）义理史学的影响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宋代史学逐步义理化，有的往往成为儒家经学的注脚。朱熹以理学集大成者的身分治史，把在治经中阐发的义理运用于史学研究，倡义理史观，认为一部历史就是天理流行的历史，顺天理则治，逆天理则乱，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义理史学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与道统史观相结合，其天理即道，一部历史也就是圣人之道即理的演变、发展的历史。元丞相脱脱等据此以修《宋史》，首创《道学传》，以道即理作为评判历史是非、世代污隆的标准，体现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影响。《宋史·道学传》曰：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即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这是一篇关于道统史观的完整表述，体现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影响。在《道学传》的作者看来，道是人类社会历史之所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三代遵道而行，故天下大治，即使天子也是以道为政教，所以出现太平盛世。其后，文王、周公没，孔子有德无位，不能推行道于天下，故退而整理儒家经典，使圣人之道寓于其中，以为后世所用。但孔子之道传于曾、思、孟，孟子之后，其道不传。在这一千多年道之不传的时间里，“异端邪说”兴起，以至道大坏，天下国家大乱，与三代盛世不能相比。至宋周敦颐、二程出，起而继千年不传之绝学，把圣人之道接续下来。朱熹又得二程之正传，于儒家经典中探究圣人之道，将其发扬光大，昭明于世，使在秦、汉、魏、晋、六朝、隋、唐颠错、支离、幽沉的圣人之道“焕然而大明”。并认为道的幽明、推行与否直接关系到“世代之污隆”，即决定天下国家的治与乱，如果想要恢复三代王道之治，就必须取法于道，按道的原则从事治理。这正是朱熹道统史观的表现，体现了理即道对史学的影响。
  （二）《通鉴纲目》的影响
  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在其《凡例》中，把正统置于首位，强调正统观念，这是其义理史学的集中体现，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经清康熙帝御批，成为官方正统史学的教科书，进一步扩大了其对史学的影响。
  南宋末王栢盛赞《通鉴纲目》的价值，认为其书续《春秋》也无愧，并将其锓梓于稽古堂，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他说：“正统无统之分甚严，有罪无罪之别亦著。……朱子亦谓《纲目》义例益精密，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上，《王栢凡例后语》）指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严于正统无统之分，强调明正统，斥篡贼，其义例订得益精密，后世的乱臣贼子益无法篡正统之位。的确，在宋以后的中国朝廷政治中，很少出现过去朝代经常发生的篡逆而改变正统的现象。这与朱熹大力提倡正统史观亦有一定的关系。
  元代汪克宽亦指出：“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葬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徙以讨乱贼。……故手笔《凡例》一卷备列所以笔削之法，学者据此以求《纲目》之旨，不须更设注脚，而史外传心之要典，了然在目。”（同上卷首下，《汪克宽考异凡例序》）即强调通过朱熹手笔《凡例》来掌握其《通鉴纲目》之旨，而《纲目》之旨则在于明大一统之义，为此辨名号，讨乱贼，以正纲常，维护正统观念。这也体现了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元代的影响。
  明代黄仲昭充分肯定朱熹以圣人之道作为辨别历史是非的标准的思想，寓圣人之道于历史事件中。他说：“朱子因司马文正公所辑《资治通鉴》而修《纲目》，盖仿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历代之所纪载，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鉴戒者，亦何莫而非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乎。读史而不从事于斯，则虽贯穿今古而无或遗，则亦不免为玩物丧志。”（《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黄仲昭合注后序》）指出朱熹明确以圣人之道为纲，以垂鉴戒，其道载于经，事记于史，贯道于史。如果脱离道而论史，即使所论今古史实详尽无遗，也不过是玩物丧志，无补于修己治人之道。这是黄仲昭对朱熹《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亦体现了《通鉴纲目》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的《通鉴纲目》还影响了最高统治者，清圣祖康熙御批《纲目》，其所批论达百余条，从而使《通鉴纲目》成为钦定的官方史学教科书，其影响超过了一般的史学论著。康熙指出《通鉴纲目》“兼揭千秋兴废机”（《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题宋版朱子资治通鉴纲目》），“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同上，《御制读通鉴纲目》）赞扬朱熹在司马光编年事例的基础上，以正统观念褒贬史事，揭示了千秋兴废的根源，把四千年治乱的缘由彰明于世。由于皇帝的充分肯定，使得《通鉴纲目》的地位更为提高，其对史学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三）道统史观与正统史观的矛盾
  朱熹史学的道统史观与其正统史观形成一定的矛盾，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朱熹史学与其经学相互联系，经史结合，但以经为主。反映到道统与正统的关系问题上，便是以道统之道作为其正统史观的内在依据。朱熹史学的正统观念与其“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夷之分密切相关，其判断是非的根据和标准乃在于文化上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以及认同程度的多少，以此划分王霸、夷夏。然而由于朱熹道统论坚持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思想，其道统中没有周公以后历代帝王的地位，而均以士或师儒为道的承担者，这与其帝王为天下之主的正统思想形成一定的矛盾。因为从朱熹史学的正统观念讲，汉唐为正统，其中唐起高祖武德元年，尽哀帝天祐四年，为正统。但从朱熹的道统史观看，汉唐诸君却未得道，只有功利，而无义理，使圣人之道不行于天下而中绝千年，并且认为唐王朝的渊源不正，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第3245页，卷一百三十六）以朱熹概括的“内诸夏，外夷狄”的春秋大旨来衡量，唐王朝为不曾得道之时代。故其正统史观与其道统史观产生矛盾。即道统自周公以后以儒者统道，而正统则系之于帝王。从道统的角度看，汉唐诸君无道，然而却有君主之位；而从正统的角度看，帝王必须居君主之位，否则便是篡逆，违背正统。而矛盾的双方又同处于朱熹的史学理论之中，这即是道统史观与正统史观的矛盾。
  朱熹史学的这一矛盾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之际的费密对朱熹的道统史观提出批评，他说：“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焉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统者，五六百年矣。”（《弘道书》卷上，《统典论》）在批评朱熹道统史观不以帝王统道而以儒生统道的同时，费密提出他的道脉谱论，而以万世帝王为道的传人，其道脉由“万世帝王传焉，公卿用之”（同上，《道脉谱论》），道脉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这与朱熹的道统史观把周公以后的历代帝王排除在道统之外，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与朱熹的正统史观颇有相合之处。费密强调：“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同上，《文武臣表》）费密以帝王道脉来代替朱熹道统，把国家的治乱系之于帝王，通过对朱熹道统史观的批评，反映了朱熹史学对后世的影响。
  二、对文学的影响
  朱熹著文，富于文采，文字优美，明白易懂，寓深刻的哲理于通俗浅近的文字之中，并善譬喻以说理，增强了其思想内容的感染力；朱熹作诗，主张适度抒怀，感物而道情，诗情与道不相妨，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作，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不少好诗既富情趣，又深涵哲理，脍炙人口，为人们所称颂。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个事实表明理学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沟通，而非一定要反对理学，摆脱理的束缚才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就。正是由于文与道、情与理的结合，才使文学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心灵共鸣，催发人心向上；而脱离理性，单纯追求自然情欲的文学描写的作品，则使人性与兽性混为一区，难以提高人的素质，而流于玩物丧志和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其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均值得吸取。
  朱熹思想对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其道本文末，善为本质，美是表现，以理统情的思想，亦一定程度地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对文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对文学影响的积极面
  朱熹在道本文末的前提下，提出文道合一、美善合一、情道不悖、诗理结合的思想，强调理性对文学的指导，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教育、认识功能，纠正华丽文风，批判淫佚之作，提高文学的理性自觉，抵制追求巧文丽辞以及放纵情欲描写的不良习气，通过文学作品，发挥其教化功能，提升人的道德理性。这是对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受朱熹文学思想的影响，崇尚说理、文道结合的文风逐步形成。朱熹曾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并赞扬“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同上），主张把文与道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影响，不少人力图把朱熹之道统与欧曾苏之文统相互融通，体现文道合一的原则。如明初文学家宋濂指出：“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宋文宪集》卷二十六，《文原》）认为作文的目的在于辞达以明道，而明道则须建立在辞达的基础上。贝琼也说：“尝闻儒先君子之论文者，务合于道，非徒以其词高一世为工也。”（《清江贝先生集》卷二十八，《唐宋六家文衡序》）强调为文须合于道，无须片面追求文词之工。
  王夫之的文学观也受到朱熹的影响，主张文学作品所抒发的情应与理性相结合，而不得相互违背。他说：“诗原情，理原性，二者岂反驾者哉？”（《古诗评选》卷二）这是对朱熹诗理结合、情性不离思想的继承。在性情关系上，王夫之提出“惟性生情，情以显性”（《读四书大全说》卷二）的思想，主张以性节情，反对情夺其性。这与朱熹既指出《诗》言其情，又主张得性情之正，以义理解《诗》的思想有相同之处。
  朱熹的文道合一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作文害道说的提出，目的在于明儒家圣人之道和新儒学的义理，以批评作文只重形式，追求外在的文辞华丽、语言工整，而不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的弊病。这在当时对于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意义。二程并不是要否定作文本身，程颐本人就作了大量的文章，他们反对的只是缺乏思想内容的文章，要求把文章作为传道的工具，但二程对道的重视和对文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朱熹在重道轻文上虽与二程相似，但他在道本文末的基础上并不排斥诗文，而是主张把文道统一起来，“即文以讲道”。并认为要作得好文章，须是理会道理，明其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好诗。虽把作好文章放在第二位，但仍然肯定好文章、好诗的价值。朱熹的这一思想把道作为文学的灵魂，重视理性对文学的指导，同时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无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是对缺乏思想内容的浅俗文学的批评。
  （二）对文学影响的消极面
  朱熹把道本文末强调得过头，形成过分重视道、善、理，而忽视文、美、情的流弊，这又束缚了文学，影响文学的自然发展。并遭到人们的批评。宋末文学家刘克庄对理学流行后出现的贵理贱情的流弊提出批评。他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吴恕斋文集序》）由于贵理学，贱诗赋，使诗赋创作的发展受阻，以致言理而不言情，把言情之诗混同于语录、讲义等教化之文。这是朱学盛行后出现的弊端。
  元代许衡受朱熹思想的影响，亦重道轻文，甚至把朱熹归于“不说作文”，而只重道一类，更发展了程颐作文害道说的流弊。他说：
  论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德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尧舜周孔曾孟子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使其无意于文，由圣之言求圣人之心，则其所得亦必有可观者。文章之有害，害为道。（《鲁斋遗书》卷二）
  在这里，许衡把文与道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朱熹与二程一样，都不说作文，但讲明道之事。这虽然对朱熹思想有所误解，但朱熹的重道轻文倾向的确也带来了消极影响的一面，尽管朱熹本人没有提出过作文害道的见解，也并不认为作文就一定害道，然而许衡坚持作文害道的观点，并把它归于二程朱熹，说明朱熹道本文末的思想客观上对文学产生了负面影响。
  李贽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也揭露了朱熹思想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时，朱学经统治者的提倡被定为官学，其流弊已日渐显露。朱熹存理去欲、崇性抑情、重道轻文的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使文学深受其影响。李贽站在传统理学的对立面，一反程朱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观念，主张复归自然，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强调“道不离人”，而“人必有私”，反对脱离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然之性而空谈道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集中反映了其文学主张。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焚书》卷三，《童心说》）认为天下最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童心”的产物，而“童心”与道相对立，一切体格的文学都源于“童心”，而非“六经”、《语》、《孟》之道，只要“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就能写出好的作品，而用不着所谓的“道”。李贽把“童心”作为“道”的对立面，认为“文”出于“童心”，而不出于“道”。这是对朱熹道本文末文学理论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朱熹“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说的基础。这对于抵制朱学流弊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恢复文学的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汤显祖、袁宏道是明代主情而去理的文学家。为文力主“情”，反对去人欲的程朱之“理”。在其文学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反映了对朱学崇性抑情、存理去欲价值观的批判精神。汤显祖文艺理论的核心是情而不是理或道。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情的产物，并把“诗言志”的志，解释为“志也者，情也”，强调以情统志，提倡情教，而不是理教。袁宏道指出：“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近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德山麈谈》）肯定情，批评以道理律人，这是对程朱存理去欲、崇性抑情观念的否定。袁宏道从肯定情出发，同时也提倡趣，即兴趣，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审美感受。指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趣”与自然相联系，而与理相对。进而“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倡“趣”而去“理”，表现出袁宏道文学观的主旨。汤显祖、袁宏道重情而去理的思想是继李贽之后，对朱熹理学文学观的又一批评，亦是对其负面影响的针砭。
  质言之，朱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以其重视理性对文学的指导，提倡文道合一、情道不悖、诗理结合，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主张适度抒怀，感物道情，作好文章、好诗，以增加诗文的感染力，这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其重道轻文，崇性抑情，以及存理去欲的理欲观，又对文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尽管朱熹重道轻文的文学理论有偏颇之处，但他强调和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教育、认识功能，这有其积极意义和价值。然而其流弊也正在于把积极因素强调得过头，而走向反面，使文学成为道德的奴婢。要使新文学健康发展，就须扬弃而不是抛弃朱熹及传统儒学的文学观，批判其弊端，吸取其有价值的思想，把理性与文学、思想与艺术、美与善、自然与伦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排斥和互相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