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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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4139
颗粒名称: 二、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分类号: B244.7
页数: 4
页码: 390-393
摘要: 本文记述了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后期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础。尽管在朱熹生前受到迫害,但其学说逐渐被承认为官方统治思想,并在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得到推广。朱熹的教育思想与经学思想密不可分,以明理为目的的儒家经学教育成为其特色。
关键词: 朱熹 中国教育 影响

内容

朱熹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发展阶段,奠定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础。虽然朱熹生前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其学被禁,主要是在民间和学术界流传。但逝世后不久,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其学说的价值,开始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将朱学贯彻到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中,扩大了其思想的影响。从宋末到元明清,占据了中国教育的主导地位,广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达700年之久,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其经学思想密不可分,其教育即是以明理为目的的儒家经学教育。朱熹改革教育,以明理、明人伦为宗旨,与他发展经学,以阐发义理为目标,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是相互联系的。由此,朱熹的经学及理学代表著作《四书集注》成为后世教育和科考的主要内容,而其阐发义理的其他经学著作也被列为教育的内容。这体现了朱熹理学教育的特色。朱熹学说除通过科举影响官学教育外,其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对各类教育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朱熹思想深入人心,其思想的二重性亦对教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宋末、元、明、清,朱学成为正统思想,通过科举,对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宋末以来,朱学上升为官学,其《四书集注》等被列为官学课本,成为中国教育的主导。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理宗下诏:“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宋史》卷四十一,《理宗一》)推崇朱熹理学,并将其《四书集注》等列为学校教育的教材,以体现其“励志讲学”。这是朱学正式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开始。
  元统一中国后,程朱之学流传北方。但在元朝前期,尚未恢复科举制度。经赵复、许衡、虞集等人的表彰宣扬,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制定科举条目,规定“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通制条格》卷五,《科举类》皇庆二年)并于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正式设科取士,通过科举,把朱学贯彻到教育之中,扩大了朱学的影响。此后,朱熹的“四书”之说成为学生学习、举子考试的主要内容,并定之为“国是”。虞集强调:“朱学及其师友之说,以为国是。非斯言也,罢而黜之。其正乎道统之传,可谓严矣。”(《道园学古录》卷八,《蓝山书院记》)如此,朱学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得以广泛的传播。
  明清两代,统治者仍然定朱学为官学。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编纂成以朱学为主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科举以“四书”和“五经”取士。其中“四书”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五经”中《易》用程颐《易传》和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基本主朱熹之说。对当时朱学盛行,居学术界统治地位的情况,朱彝尊曾说:“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道传录序》)表明朱学影响教育、科举很大,但同时也造成思想束缚,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朱学在官学中的统治地位,即使阳明心学风靡一时,也未能动摇。
  继明之后,清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之学。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李光地奉敕编纂《性理精义》,以程朱之学作为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明代一样,科考仍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其他与程朱学有关的内容为标准。可以看出清代教育对朱学的重视。
  以上可见,自宋末以来,直至元明清三代,由于朝廷的提倡,朱学成为统治思想,通过科举考试,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对各类教育的影响
  朱学除作为官学,对科举考试、政府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对民间私学、书院、蒙学等各种教育也影响甚大。
  朱学产生之时是作为私学在民间传授,不但没有被确立为官学,而且还遭到统治者的打击和禁止。其原因就在于朱熹思想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有维护社会安定,为统治者所需要而被接受的成分;另一方面又具有限制君权和统治者特权,自由议政的因素。这后一种思想难以为统治者所接受,而形成矛盾。有时这种矛盾达到很尖锐的程度,故遭到统治者的排斥打击和严厉禁止。这种情形也表现在二程学说遭禁止上。所以,自宋末以后朱学定为官学,既对官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保持了自己民间教育的特色,对官学以外的各类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朱学所具有的官学地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互交叉的。
  元代程端礼,学宗朱熹,依据朱熹的教育思想,编订《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作为家塾这种私学的教育内容和程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曾颁行学校。明初诸儒读书,也将此奉为准绳。其内容首录朱熹等所订学规,以为教学之纲领;次依朱熹读书法,规定教学程序,大致把教学过程分为八岁以前的启蒙教育、八岁至十五岁的小学教育和十五岁以后至二十三、四岁的成人教育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在蒙学教育阶段主要是读《性理字训》和朱熹的《童蒙须知》;八岁以后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刊误》,以及《易》、《书》、《诗》、《礼》、《春秋》并三传等十五种;十五岁以后则是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以此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内容,其后才是读经、史、文的有关著作。程端礼的这种分年读书日程是对朱熹治学次第和教学内容的继承,并加以系统化,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
  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书院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明清三代的书院教学,很多是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依据的。在书院教育中贯彻其明人伦即明理的思想,并一定程度地发挥和体现了朱熹等理学家自由讲学、独立议政的书院教育特色。如顾宪成于明末复建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订《东林会约》,首列孔颜曾思孟为学要旨,次列朱熹《学规》。学宗程朱理学,创东林学派,持濂洛关闽之清议,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体现了书院教育自成一体,独立议政的特色。这也是受朱熹影响的结果。元明清三代,书院时兴时废,既有演变为官学之时,又有因保持自由讲学、独立议事、批评朝政的传统,而遭毁废之时。至清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书院教育,使之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起来,书院教育的重心也转向了考课。
  以上可见,朱熹不仅对官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影响了书院、家塾、蒙学等民间教育。

知识出处

朱熹与中国文化

《朱熹与中国文化》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把朱熹置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各个领域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朱熹思想及其与理学思潮、同时代的文化派别,以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论书了朱子学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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