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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经学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宋代经学发展的集中体现。它在宋学和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中国经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集宋学之大成
  经学史上的宋学相对于汉学（汉至唐）和新汉学（清）而言，宋学指宋代治经以求义理为目的学问，后延续到元明。它大体以理学治经为主体，并包括了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以及诸多治经学的宋学学者。一般说，在宋学内部，虽有各家各派的分野，但宋学之于汉学，是以重义理阐发，轻训诂注疏的宋代义理之学与重训诂义疏、繁琐释经的汉唐考据之学的相互区别。可以说，重义理，还是重考据，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显著特征。
  思想领域出现的疑经惑传思潮和怀疑创新精神是宋学产生的重要背景。作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儒家经学至唐代时，已陷入困境。孔颖达等奉钦命编定《五经正义》，虽然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工作，但仍沿袭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家法。如此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唐代士人便是在前代注疏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的，人们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活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显然不能与盛行于唐代的佛老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大多抛开传注疏释，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义理，多凭己意说经，不仅疑传、舍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重在阐发义理的学术新风。学风的改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步取代汉学考据之学，成为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朱熹在二程经学的基础上，注意吸取刘敞、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晁说之、胡瑗、胡安国、吴棫、吕本中等人的有关思想，又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张栻、蔡元定、袁枢等相互交流，既突出“四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发展的主体；又注意修正宋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只重义理而义理缺乏考据训诂依据的流弊，从而以义理为主，亦重注疏，集宋代经学之大成。
  朱熹经学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这集中体现了宋学的宗旨，亦是他对宋代义理之学的总结。这不仅表现在他集注“四书”，集“四书”学之大成，这是宋学最终确立的主要标志，而且在重“四书”的同时，朱熹亦对儒家“六经”等经典予以重视，在治“六经”的过程中，阐发经书中的义理。朱熹既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首要目的，又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文本义考据训诂的基础上；既发扬宋学之精神，又修正宋学之流弊，对汉学有所吸取，对宋学加以发展，启发了后世新汉学。不仅集宋学之大成，而且在中国经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经学史上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
  （二）“四书”学对中国经学的影响
  朱熹集宋学之大成，除对“六经”等诸经详加考释，阐发义理外，主要便是著《四书章句集注》，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首创“四书”之名，强调“四书”重于“六经”，治经学以治“四书”为主、为先，取代“六经”及“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中的主体地位；并在“四书”之中，排列其治学次第，以作为“入道之序”，建立起完整的“四书”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了当时以阐发义理为主的经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
  “四书”学最终由朱熹确立后，从内容和形式上，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完成了从唐代韩愈、李翱以来推重《大学》、《中庸》、《孟子》诸书，逐步提高其地位的思想发展过程。韩愈、李翱等开风气之先，借助《大学》、《中庸》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韩愈，推本《大学》，尊崇《孟子》，强调《大学》之道是正心诚意与治国平天下的结合，以此批评佛老的虚无和无为。并自称：“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韩昌黎文集·读荀》）朱熹对韩愈推本《大学》表示赞赏。他说：“《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纖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大学或问》卷一）说明自汉魏以来，诸儒少有论及《大学》者，经韩愈著《原道》，援引《大学》，使《大学》得闻于天下，与《孟子》一书一起，其地位开始提高。其后，经二程兄弟努力宣扬，“四书”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取代“六经”在经学中的主导地位。又经朱熹的发展，使“四书”及“四书”学占据了经学发展史上的中心地位，并影响后世经学数百年之久。
  元代经学家吴澄继承朱熹的“四书”学，强调：“‘四书’，进学之本要也。知务本要，趋向正矣。虽然，读‘四书’有法，聊为子言之：必究竟其理，而有实悟，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吴文正集》卷二十五，《赠学录陈华瑞序》）认为“四书”是治经学的根本，而治“四书”则须掌握其义理，而不是只记诵表面的文句。这是对朱熹“四书”义理之学的发挥。吴澄并回顾总结了“四书”学形成发展的过程，指出“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以往只是《小戴记》中的两篇，未从中独立出来；而《孟子》只列于诸子，尚未上升为经。至二程出，始将《学》、《庸》、《孟》三书与《论语》并列，合为“四书”，从而以“四书”学“上接斯道之统”。经朱子著《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将“四书”结集，以义理“发挥演绎愈极详密”，使“四书”的影响超过“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吴澄对“四书”的尊崇，表明朱熹的“四书”学对后世经学产生的重要影响。以至其《四书集注》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使朱熹的经学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重训诂辨伪对后世汉学的影响
  朱熹对后世经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集宋学之大成，以其“四书”学影响中国经学的发展上，而且表现在他重训诂辨伪的经学思想对后世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启发。
  朱熹治经，以阐发义理为宗旨。但要实现这一宗旨，必须通经，掌握经文之本义。而要通经，朱熹又提出须以训解为前提，由此必须对经典作一番训诂辨伪的工作。于是朱熹重视训诂注疏，对诸经详加考订。不仅把阐发“四书”中的义理与对“四书”的训诂注疏结合起来，而且对《尚书》下功夫考证，黜伪《孔传》、《孔序》，疑《书序》，认为伪《古文尚书》是东晋晚出之书，这对后世经学辨伪影响很大。不仅直接启发了后世梅、阎若璩、惠栋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而且朱熹对诸经的训诂注疏、厘析章句也影响了清代汉学家。因此不应以空谈义理而诋朱熹，须知这是对朱熹经学不甚了解而加评议的表现。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站在汉学的立场肯定了朱熹的注疏训诂之学对汉学的影响。他说：
  经学所以衰而复盛者……一则朱子在宋儒中，学最笃实。元、明崇尚朱学，未尽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又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元、明乃专取其中年未定之说取士，士子乐其简易。而元本不重儒，科举不常行；明亦不尊经，科举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实，非朱子之过也。朱子能遵古义，故从朱学者，如黄震、许谦、金履祥、王应麟诸儒，皆有根柢。王应麟辑《三家诗》与郑《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之派。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①
  皮锡瑞认为，经学在清代由衰复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朱熹经学重注疏训诂的思想对经学复盛影响很大。他指出，朱熹在宋学学者中，其学最为笃实。这是指朱熹对训诂注疏甚为重视。但认为元明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取士，用的是“其中年未定之说”。即把朱熹经学主要内容的“四书”义理之学称为不代表朱熹成熟思想的“未定之说”。明显表现出皮锡瑞的汉学立场。皮氏于朱熹经学中，充分肯定其注疏训诂之学，认为这影响了后来的汉学复兴，由朱熹及朱学学者，开清代辑古佚书和清初汉、宋兼采之先河。由此可见，在朱熹的经学思想中，既有以义理为主的内容。又有重训诂注疏的成分，是在宋学内部对宋学流弊加以扬弃，吸取汉学考据之长，把阐发义理的治经目标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从而发展了宋学，启发了新汉学，这正是朱熹经学的深刻之处。如果不以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朱熹经学的看似矛盾之处，就难以把握朱熹经学的特点，甚至作出错误的判断，而误解朱熹经学的本义。皮锡瑞即是从汉学的立场误解了朱熹经学重义理的本义，而看不到朱熹重注疏训诂的目的乃在于阐发义理，而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这正是朱学与汉学的原则区别。但如果囿于宋学的眼光，也会看不到朱熹在重义理的同时，仍对考据训诂备加重视，详考诸经注疏，目的在阐发义理。由此而忽视朱熹对宋学流弊的修正，而陷入另一种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