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进一步发展了天理治国论
  天理治国论是程朱政治理论的纲领，它充分体现了朱熹政治思想的特点。所谓天理治国论，即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落实天理的原则。二程首倡天理治国论，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体、人伦的原则，又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准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天理治国论，这主要表现在：朱熹把天理与道等同，道既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核心和最普遍范畴，又是政治治理的依据，循道而行，则天下大治；背道而行，则政治昏暗不明。由此，朱熹把是否行道作为检验政治昏明的标准，强调从道不从君，道统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思想。认为尧舜三代之君王行王道，推广义理之心；而汉唐君王则推行霸道，追求利欲以行私，尤其是唐代君王于儒家天理原则多有不合，不仅杀兄劫父以代位，而且伦常关系混乱，并以智力把持天下，所以朱熹把汉唐诸君排斥在道统之外。这是以天理即道为标准来衡量政治是非的表现，而不是以君主的意志作为政治治理的原则。朱熹以道作为政治治理的理论依据，把学术与政治相结合，扩大了天理思想的影响和运用范围，使儒者传道与王者统道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然而王者往往不按道即天理的原则办事，致使后世思想家在入仕的同时，以理抗势，依据朱熹的天理论及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的思想与之抗衡，这体现了朱熹思想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二）“正君心”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提出“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在提倡君主制的同时，也主张以天理为标准来正君心，去掉君主心中违背天理的坏念头。这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朱熹强调格君心之非，指出如果“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而国无不治矣”（《四书章句集注》第285页，《孟子集注》卷七）。正因为看到君主权力无边，所以格其不正之心以归于正，对于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朱熹敢于以义理来匡君、正君，将其视为治国的大本。并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君主的“独断”，指出独断不合乎治体，没有贯彻君臣共治天下的原则。这是朱熹对封建君主专制独裁的挑战，体现了他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因此，朱熹遭到君主及当权者的压制迫害，被列入庆元党禁“伪学逆党籍”五十九人名单之中，备受打击，其学被禁，死后不许门人送葬。表明朱熹“正君心是大本”思想为专制独裁者所不容。
  然而朱熹“正君心是大本”，约束君权，以理抗势的思想却影响了宋末思想家魏了翁。他继承朱熹，提出“治国之本，始于正君”（《鹤山集》卷十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三劄》）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限制君权的思想。魏了翁受朱熹的影响，明确反对君尊臣卑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君主一人独尊于上的观念，主张复先王君臣共守天下的旧制。他说：
  古者天子有迎送诸侯之礼……君乃是与诸侯共守天下。天子统天下而君之，诸侯统一国而君之，皆有君道，上下相维，相亲相敬。自秦罢侯置守，尊君卑臣，一人恣睢于上，极情纵欲，而天下瓦解土崩，此焚灭典籍，隳坏先王法制之过也。（《鹤山集》卷一百六，《周礼折衷》）
  借批判秦制表达其对君主专制的某种批评，明确主张君臣“其守天下”，提出“今日之天下，陛下与守、令共治者也。”（同上卷一百三，《御策一道》）并反对“尊君卑臣”，一人独裁，放纵情欲的行为，这是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可看出，理学家存理去欲的主张亦是针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的，这成为正君心的一个内容。
  由于朱熹“正君心”的主张指向封建君主，其后继人也用此思想来约束君王，故为统治者所不容。不仅朱熹遭庆元党禁打击迫害，而且魏了翁也被贬斥流放七年之久。因此不能把朱熹的政治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混为一谈。
  受朱熹“正君心”，限制、约束君权思想的影响，不仅魏了翁敢于批判君主一人独尊，而主张君臣共治天下，而且在后来的历史上，以服膺朱熹道学为宗旨的士大夫，面对专制独裁的朝廷政治，坚持以理为标准，敢于犯颜直谏，批评君主与权臣有违义理的行为。明代吕坤论述了“以理抗势”的思想，他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呻吟语》卷一，《谈道》）指出理尊于势，理的权威在帝王之势的权威之上，君主运用权势时必须遵循理的原则。否则对那些违背天理，以势压理的专制势力，不惜“以理抗势”，维护理即道的权威，不屈服于专制势力。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人更是实践了朱熹限制君权，对封建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的思想。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的思想，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上）。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守令》），提倡“众治”，反对“独治”。这些限制君权及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既受到朱学的影响，同时也是对朱熹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