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哲学以其内涵丰富、体系完备、逻辑严密、思想深刻、富于思辨而著称于世，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并在理论发展程度上超过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这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很大，不仅后世中国思想家纷纷继承发挥朱熹哲学，将其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其影响流传海外，成为东方文化中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后世对朱熹哲学提出批评的思想家，也往往是出入朱学，首先吸取、接受，然后批评、扬弃。就是直接对朱熹哲学提出批评，其批评本身即表明朱熹哲学的影响存在，使后世无法回避。朱熹哲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天理论哲学方面，也表现在心性论哲学方面。朱熹哲学的心性论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但由此也产生轻物的流弊。并且其体系完备、博大精深，又带来过于繁琐的弊端。繁琐、轻物的流弊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带来不利影响。故应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朱熹哲学的影响，并给以客观的评价。
  （一）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
  朱熹在二程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程颢、程颐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儒家伦理纲常原则与哲学本体论统一到“天理”那里。而朱熹则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使其更加系统化和精致化。具体表现在朱熹深入到天理论哲学内部，从理气关系入手，详尽地论述了理与气、理与万物的相互关系。强调理气不离，理本气末。在以理为本的前提下，辩证地对待理气先后问题，分别提出理先气后、气先理后、理气有则皆有三种结论，把理气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辩证地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这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很大，后学纷纷效法朱熹之理气论。
  此外，朱熹通过出入佛老，进一步吸取了道佛的思辨哲学，使自己的理论更为精致。比如朱熹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借鉴道教之图，为阐发自己的太极论哲学服务，把太极论哲学与道教易学结合起来。这是对二程哲学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朱熹借鉴佛教的“月印万川”说，以论证本体之理与万事万物的关系。吸取临济宗的“宾主颂”，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发展，值得充分地肯定。
  朱熹在一系列问题上，发展了包括二程哲学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从而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丰富完善了中国心性哲学思想体系
  朱熹对中国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他丰富完善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上。心性之学是儒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朱熹心性论的提出，其理论针对性是佛教思想的盛行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尤其是佛教心性论的流行使得儒家哲学相形见绌，不足以维系人心，而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佛教华严宗、禅宗的心性论，其哲学思辨性和理论水平明显高于先秦儒家心性论。为了抗衡佛教哲学心性论对儒学的冲击，朱熹在批佛的同时，又吸取借鉴佛教的心性哲学，并加以改造和理论创新，从而在佛教心性论及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传统儒学的心性论，建立起以“心统性情”论为纲领的心性学说。其内涵之丰富、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备，达到了中国哲学心性论理论发展的高峰。与同时代只求简易工夫，多于论心，少于论性的陆九渊心性之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即使与后来王阳明心性一元的心性论相比，在理论思辨的精致性上也毫不逊色，只是各自代表了儒家哲学心性论发展的不同方向罢了。
  朱熹的心性之学在改造旧儒学，确立儒家道德理性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主体思维的能动作用，强调道德理性必须通过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才得以实现，离开了主体，德性不过是一静止物，毫无生气。朱熹强调“人心至灵，主宰万变”，充分肯定主体思维的能动性。其“心统性情”的思想把道德理性和人的情感置于主体之心的控制和主宰之下，认为虽然天性本善，如不加以主敬涵养，也会受到外界干扰而丧失善性；另一方面，当性发为情时，也要以心来主宰情，使情符合性善的原则。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相互沟通，均不离心的统御，充分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作用，以义理之心统率性情和万物，从而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成圣的最高目的。在这方面，朱熹对佛教心学理会己心，“从自家身己做去”的重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思想有所肯定，并加以借鉴。只是与佛教理会己心，修养成佛的目的不同而已。
  朱熹哲学心性论重视主体思维的认知功能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与陆氏心学强调主体思维的心灵领悟和内在反观有所不同，但均使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以此，朱熹哲学心性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一代通儒，现代著名思想家钱穆先生亦认为“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①，而对朱熹心性论多有发挥。这也体现了朱熹心性哲学对现代的影响。
  （三）亦带来繁琐、轻物等弊端
  朱熹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丰富完善了中国心性哲学思想体系，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而且表现在其所具有的繁琐、轻物的流弊，亦给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朱熹天理论哲学和“心统性情”论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的另一面，是繁琐、迂阔，使学者流于追求外在的形式和表面词句而不易或不去掌握其精神实质。并且，朱学的论说益明、流传益广，反而成为人们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不利。
  此外，朱熹重视道德理性的价值，这固然有其重视的理由，但把道德理性提升为宇宙本体，凌驾于万物和自然界之上，其结果使自然界成为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带来轻物的流弊。与此相关，朱熹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认识内在的道德理性，相对忽视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尽管其认识论仍包括了认识客观事物之理的内容，并且有内外结合，重知识积累的倾向，但认识的主要目的却是认识内在的天理。由于朱熹哲学的性即是理，故而在人性论上，他重视和强调人的道德属性，相对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并把人的道德属性看作先验的、天赋的人的本质。这与自然人性论形成对照。由此，朱熹重视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的实现，而相对轻视物质利益和人的欲望的满足，主张通过存理去欲来恢复天赋的、先验的善性，以成就理想人格。把人的存在价值、道德品质、自我意志和内在性格统一到价值目标的实现上。因而对人的感情欲望和物质利益不予过多的重视，甚至有压抑的倾向。
  朱学繁琐和轻物的流弊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先后遭到心学和气学的批评。陆九渊提出端正学者立场，“先立乎其大”的简易工夫和“尊德性”、直指本心的治学方法，有利于纠正朱学繁琐的流弊。于是，经王阳明的发展，建立起以心之良知为本的“致良知”说思想体系，以彻底的心性主体论把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结合推向极致，充分发挥了主体的能动精神，具有思想解放，不盲从旧权威的意义。
  然而，朱熹哲学轻物的流弊，即道德理性和心性哲学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忽视感情欲望和物质利益的满足等弊端，在王阳明哲学阶段并没有得到克服。于是，明中叶以来崛起的具有把道德理性客体化倾向的气学家纷纷把批评的目标指向朱熹哲学之流弊。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王夫之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朱熹哲学的理本论或心性论。他们或以气本体取代理本体或性本体，把理及性建立在阴阳之气及气生理的基础上；或把感情欲望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理、性的内涵，以批评存理去欲说。从而继承并发展了张载把道德理性客体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朱熹哲学轻物的流弊。
  朱熹援气以论天理，援天理以论心性，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鉴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在二程哲学的基础上，吸收发展理学诸流派的思想，建立起博大精深的天理论和心性论哲学体系，达到了中国哲学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峰，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流弊也给中国哲学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其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