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学与吕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双方对经学之“四书”学、易学、诗学等有不同的看法，并对经史关系、理欲关系有理解上的差异，此外，吕氏的心学倾向与朱熹的理本论哲学也有区别。由此，朱熹在一些方面对吕氏婺学提出了批评。
  在治经学和经史关系上，朱熹主张以经为本，然后读史；在经学内部，则是以“四书”为主体和治经的基础，先治“四书”，后及于“六经”；在“四书”内部，则是先《大学》，再《论》、《孟》，再《中庸》。以此思想为指导，朱熹批评了吕祖谦。在治经与治史关系上，朱熹批评吕祖谦：“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著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第2950页，卷一百二十二）并指出：“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同上第2951页）当黄义刚评价吕氏说：“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同上）朱熹却不以为然，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同上）对吕氏重史不重经的倾向提出批评。
  与此相关，朱熹从自己的“四书”学出发，坚持先《大学》，后《语》、《孟》的治学原则和次第，批评吕祖谦叫人先看《左传》和《史记》的治学途径。《语类》载：
  先生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同上）
  朱熹经学以“四书”为主体，而吕祖谦重史，教人先看《左传》，视《左传》的地位不仅在“六经”之上，而且亦在“四书”之上。这是朱吕双方的分歧点，表现出朱熹重《大学》，由《大学》，而《语》、《孟》，而经，而史的治学次第与吕氏重史轻经思想的差异。由于吕氏重史，故抬高司马迁的地位，以至不恰当地将司马迁的地位提高到与孔子一般。这遭到朱熹的抨击。并指出其症结在于失于驰外，而不知从《论语》中阐发义理。他说：“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朱子语类》第2956页，卷一百二十二）强调于《论语》上加工，即求义理于内，反对流于史传而驰外，仍是把“四书”之《论语》放在治学的重要位置，对“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同上）的先史后经，杂于黄老之学提出的批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熹经学之特征。
  在易学方面，也表现出朱吕之学的差异。虽然朱熹对吕氏古本《周易》的排列形式有所吸取和借鉴，但对吕祖谦倾向于程氏《易传》的义理易学，而不重邵氏象数易说却有所不满。指出“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邵数亦教季通说过一遍，又休了。”（《朱子语类》第2950页，卷一百二十二）认为吕祖谦对邵雍之象数不重视。但吕氏对《伊川易传》却推崇备至，要求学者“初学欲求义理且看……《伊川易传》，研究推索，自有所见。”（《吕东莱文集》卷二十，《杂说》）反映了朱吕易学有所不同。对吕祖谦所作的《系辞精义》，朱熹评价也不高。“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如何？’曰：‘编得亦杂，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更不暇问是与不是。’”（《朱子语类》第2950页）认为吕氏的《系辞精义》编得较杂，是集众说汇集而成，有的地方与本文经旨不符。
  在诗经学方面，朱熹以黜《诗序》与吕祖谦的主《诗序》形成对比。朱熹早期解《诗》，主《毛诗序》而作《诗集解》，这与吕氏诗说相同，吕祖谦并取朱熹的《诗集解》为据。后来朱熹悟前说之非，废弃《诗序》，以《诗》说《诗》，而吕祖谦仍主《诗序》，“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朱熹对吕祖谦仍主《诗序》感到疑惑和不满，并批评吕祖谦“《诗小序》是他看不破。”（《朱子语类》第2950页）朱熹转变观点，而作《诗集传》、《诗序辨说》，反对以《序》说《诗》，主张超越旧说，唯求本义。这与吕祖谦所持的诗学观点有区别。
  在理欲关系上，吕祖谦赞同胡宏“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的观点，主理欲不离；朱熹则反对胡宏的观点，主理为体，欲不为体，两人的观点有别。朱吕两家理欲观的区别通过讨论胡宏的《知言》表现出来。胡宏在《知言》里提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的观点，认为天理人欲同处一体，区别只是作用的不同。朱熹批评说：“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未允当。”（《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吕祖谦则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却似未失。盖降衷秉彝，固纯乎天理，及为物所诱，人欲滋炽，天理泯灭，而实未尝相离也。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在人识之尔。”（同上）认为天理人欲未尝相离。朱熹对吕祖谦未批评胡宏的观点表示不满，他又辩曰：“熹再详此论，胡子之言，盖欲人于天理中拣别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见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同上）对于胡宏这种天理人欲互相发见，互相包容的观点，朱熹认为“有病”，而反对“同体而异用”之说。这表现出朱吕理欲观的差异。尽管如此，吕祖谦亦提倡损欲，主张“天下最损无如忿与欲”（《吕东莱文集》卷十四，《易说·损益》）。这又体现了理学存理去欲的倾向，而与朱熹相似。
  虽然在哲学本体论上，吕祖谦未提出完整的心学体系，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心学倾向，也与朱熹思想有异。吕祖谦说：“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乌可舍此而他求哉？”（《东莱博议》卷一，《楚武王心荡》）认为心即是天，天包罗万物，天不在心外，故天下万物不能离开心而存在。表现出一定的心学倾向。吕祖谦还提出：“心之与道，岂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东莱博议》卷二，《齐桓公辞郑太子华》）认为心与道无彼此可分，心外无道，道外无心，心即道，道即心。把本体与主体融为一体，这与陆学相近，而与朱学有别。
  在治学方法上，朱熹对吕氏之学的务博学风提出批评，而主张博而反约，这也是朱学与吕学的差异所在。朱熹对吴寿昌提出的“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的见解表示赞同，“先生然之”（《朱子语类》第2949页，卷一百二十二）。认为吕学与陆学比较，“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同上），各有其流弊。既批评陆氏心学要约而不务博的偏向，又批评吕氏婺学只务博，而不能反约的倾向，最终是把博约双方结合起来，博而反约。
  如上所述，朱学与吕氏婺学作为南宋时期的两大派别，其学术思想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朱熹在与吕氏婺学的交往中，不仅吸取、借鉴吕学，而且亦批评吕学中与己不合的思想。从而在这种双向性的学术交流中，丰富发展自身的思想，使理学思潮也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