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以儒学为本位，融合三教，集理学之大成，使理学对佛道二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儒、佛、道三教归一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唐以前三教以相互排斥和对立为主的历史已逐步变为陈迹。
  两宋时期，儒、佛、道相互关系的基本倾向是三教融合，不仅佛道两教调和儒学，积极向儒家文化靠拢，而且儒学学者也注意借鉴佛道二教，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及其他可资借用的思想。宋代理学的产生，就是三教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宋以后，随着理学被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中国文化出现了三教归一的趋势。不仅在新儒学——理学的思想体系里体现了三教合一的内容，阳明心学对佛教禅宗有了进一步的吸取，而且在宋以后佛教、道教的思想体系里也反映出诸教混融的情形。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融通合一的特色。
  心学大师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在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既辟禅，又进一步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其心即理，心即性的心学思想，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无善无恶论等都有借鉴吸取佛学的因素。对佛学的借用，王阳明并不讳言。他说：“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答徐成之二》）主张察儒佛之同异，既不因其同而讳言，也不以其异而不察。认为儒佛有相似之处，这是可为儒所用，以资借鉴的。不仅如此，对道教之说，王阳明认为也是可引以为用的。他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人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一》）阳明心学有一种融通合一的趋同倾向，这是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和超越。他以二氏为我所用，主张吸取道教的养身和佛教的不为世累，以尽性至命。由此，他主张以一道涵摄儒佛道三教，指出：“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同上卷六，《寄邹谦之四》）凡儒佛道皆归本于一道，即使二氏与儒学有相异之处，也不必完全排斥，截然二分，而应求其同，以为我所用，因为从本原上看，三教皆为一道。
  不仅在王阳明等儒学学者思想体系里出现了三教归一的思想，而且在宋代以后的佛教、道教的思想体系里也体现出三教归一的趋势，并在寺庙文化里得到反映。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公元1543—1603年）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认为三教都是讲心的，“门墙虽异本相同”。佛教的“五如来”即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两者名虽异而实则同。清代道士闵一得（公元1758—1836年）倡三教同修，不别门户，“以三教同修，儒教读书穷理治国齐家，释者参禅悟道见性明心，道者修身寡过利物济人。……盖圣贤仙佛无不由五伦八箴而证果焉。”（《觉云道统薪传》卷上）认为儒家圣贤、道教神仙、佛家之佛均以五伦八箴为体用，主张把儒家的读书穷理，治国齐家，与佛教的参禅悟道，见性明心，以及道教的修身寡过，利物济人三者结合起来，而融通合一，三教同修，不必去区别门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三教归一的情形。元明之际的学者陶宗仪作《三教一源图》，对三教合一作了图式化的描述。在图中，他将儒家的理、性、命与佛教的戒、定、慧和道教的精、气、神所包含的众多范畴相提并论，一一对应，互相沟通，以此来说明“三教一体”，把三教合一的内涵表述得更为清晰。这表明宋代理学已融入佛道二教的思想体系之中，佛道哲学一方面被理学所吸收，另一方面又与理学的伦理道德相调和，表现出理学对佛道的影响。
  儒佛道三教归一，在宗教的领地寺庙文化中也得到反映。中国早期寺庙文化，由于佛道各宗教的排他性，往往是“一山不藏二虎”，不容纳异质文化和其他宗教进入自己的寺庙，这在宋代以前表现得比较明显。随着三教的相互融合，自宋代以来，三教合一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寺庙文化中。以四川大足石刻为例，其北山佛湾为晚唐、五代的作品，内容尽为佛教造像，没有别教的成分。到了宋代的石篆山造像，其内容既有文殊、普贤、三身佛，又有老君、孔子、十哲等，可谓佛、道、儒并存于一处石窟。明清时期，三教混融，儒佛道同居一处的现象在各地寺庙中较为普遍，这体现了三教归一的文化特色①。
  以上可见，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使新儒学得以广泛的传播，对佛道宗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三教融合进一步走向三教归一，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三教共存互补，融通合一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