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佛、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部分，各自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所谓“三教”，并不完全指宗教，其中儒家主要指“以道教化”，虽有代替宗教的作用和社会功能，但却不能等同于宗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而被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道虽指道教，然而由于道教作为一种本土宗教，与道家文化有着紧密联系，故广义的道教文化包括道教和道家。
  在中国文化的儒、佛、道三教交往史上，如果说，唐代以前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三教的对立与相争的话，那么，唐宋以后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三教的融合和归一。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以儒学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思想，从而融合三教，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理学思潮的形成和确立，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和趋势，故称新儒学；同时也体现了三教合一思潮的形成，并对佛道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明清时期的流传与演变，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教归一、共存互补的特色。
  宋末以来理学思潮广泛影响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宗教也不例外。经统治者提倡并由于理学一定程度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程朱理学虽在二程朱熹所处的时代屡遭排斥、打击和禁止，但在宋末以后逐步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并对佛道二教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理学对佛教的影响
  佛教经历了隋唐时期的大发展后，五代以降，开始由高峰向下跌落。宋代以后，佛教由盛而衰，继续流传，并吸取理学，进一步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内部各宗派相互融合。各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此时，理学占据了学术界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并渗透到佛教之中，佛教对理学多有吸取，表现出与儒学的融合。
  明代净土宗大师莲池（公元1535—1615年）吸取儒学的治世思想，主张儒佛互补，相资而不相病。他说：“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云栖法汇·手著》）主张把儒与佛、治世与出世、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结合起来。认为儒学可以“显助佛法之所不及”，而佛教也可以“阴助王化之所不及”。儒佛各自都可以给对方以助益，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明代禅师憨山（公元1546—1623年）援儒入佛，撰有《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以佛释儒，把二者结合，使佛教哲学日益儒学化。并调和三教，指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说·学要》）把儒、道、佛，涉世、忘世、出世结合起来，这是受三教合一理学思潮的影响。
  明末僧人蕅益（公元1599—1655年）不仅著《周易禅解》，通释《周易》经传，援禅理以为说，而且撰《四书蕅益解》，明显受到朱熹“四书”学的影响，以佛法解释儒家经典，借佛学以助发圣贤传心之印。并吸取儒学，宣扬孝道，撰《孝闻说》、《广孝序》等文，指出“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灵峰宗论·题至孝回春传》）强调孝道，“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灵峰宗论·孝闻说》）。这是对儒学的吸取，而修正佛教的出世主义，甚至打破出世与入世的界限，靠拢儒学。
  以上莲池、憨山、蕅益等与紫柏并称明代“四大高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融合三教，在朱熹之后，吸取理学的思想，与儒学相调和。这一时期，佛教的思辨哲学已被理学所包容，成为理学思想的一部分，佛学已失去往日的光彩，反过来向儒学吸取，以求得自己生存的一席之地，反映了理学思潮在当时的垄断地位。
  二、理学对道教的影响
  理学确立并由朱熹集其大成后，不仅对佛教，而且对道教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朱熹在世时，遭到统治者迫害，其学被禁，但在他身后，宋理宗开始推崇理学，加上理学家魏了翁、真德秀等人的表彰、宣扬，使理学得以流行，广为传播。宋理宗在推崇理学的同时，也对道教较为重视，理学亦为道教所吸收。道教内丹派南宗白玉蟾（公元1194—1229年）受朱熹的影响，讲道心说，指出：“道心者气之主，气者形之根，形是气之宅，神者形之具。神即性也，气即命也。”（《海琼白真人语录》卷三）以道心为气之主宰。元初道士刘玉（公元1257—1308年）改革净明道，进一步吸收新儒学，以忠孝伦理为本，指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但世儒习闻此语烂熟了，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净明忠孝全书》卷三，《玉真先生语录内集》）以正心诚意诠释净明，强调忠孝对于扶植纲常的重要性，并要求把忠孝的原则贯彻到宗教践履中去，明显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成为儒道合一的典型。刘玉甚至神化朱熹，把朱熹视为见道体者，“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来，扶儒教一遍。”（同上卷四）以调和儒道。
  明代正一道士张宇初（公元？—1410年）吸取理学的太极论，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他说：“太极者，道之全体也，浑然而无所偏倚，廓然无得形似也，其性命之本欤？性本于命，理具于性，心统之之谓道，道之体曰极。”（《岘泉集》卷一，《太极释》）太极论是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太极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始见于儒家经典《易传·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阐发太极说，虽有借鉴道教以图解《易》的因素，但朱熹认为道教之图仍渊源于儒家圣人伏羲及孔子之说。张宇初受周敦颐至朱熹理学太极论的影响，也接着讲太极。认为极便是道之体，太极即道，太极无形，乃性命之本，而由心统之，便是道。这与朱熹的思想很接近，表明理学已渗透到道教哲学之中。
  此外，明末道士伍守阳（公元1565—1644年）以道教的还虚之修持术附会理学道统论之心法说。他说：“儒家有执中之心法，仙家有还虚之修持。……盖中即虚空之性体，执中即还虚之功用也。”（《仙佛合宗语录》卷一）理学道统论尤其是朱熹道统说重“十六字传心诀”，讲圣人相传以“允执厥中”之心法。伍守阳受其影响，以道教的还虚修持术比附之，认为圣人相传以“中”即是虚空之性体，而执中则是还虚之功用。这个比附虽与道统之执中说有所不符，但受到理学的影响，企图调和儒道却是明显的。
  理学对道教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道教注意吸取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表现出道教对理学家的尊崇，这反映了理学影响的逐步扩大。比如在白玉蟾所著的《上清集》中，便载有《朱文公像疏》和《赞文公遗像》，对朱熹称颂有加。这在以往的儒道交涉史上还是不曾有过的现象。表明随着理学的确立和广泛传播，儒道形式上的对立排斥已为融通合一所取代，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三教归一
  朱熹以儒学为本位，融合三教，集理学之大成，使理学对佛道二教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儒、佛、道三教归一逐步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唐以前三教以相互排斥和对立为主的历史已逐步变为陈迹。
  两宋时期，儒、佛、道相互关系的基本倾向是三教融合，不仅佛道两教调和儒学，积极向儒家文化靠拢，而且儒学学者也注意借鉴佛道二教，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及其他可资借用的思想。宋代理学的产生，就是三教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宋以后，随着理学被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中国文化出现了三教归一的趋势。不仅在新儒学——理学的思想体系里体现了三教合一的内容，阳明心学对佛教禅宗有了进一步的吸取，而且在宋以后佛教、道教的思想体系里也反映出诸教混融的情形。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融通合一的特色。
  心学大师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在陆九渊思想的基础上，既辟禅，又进一步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其心即理，心即性的心学思想，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无善无恶论等都有借鉴吸取佛学的因素。对佛学的借用，王阳明并不讳言。他说：“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答徐成之二》）主张察儒佛之同异，既不因其同而讳言，也不以其异而不察。认为儒佛有相似之处，这是可为儒所用，以资借鉴的。不仅如此，对道教之说，王阳明认为也是可引以为用的。他说：“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人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四，《年谱一》）阳明心学有一种融通合一的趋同倾向，这是对宋明理学的发展和超越。他以二氏为我所用，主张吸取道教的养身和佛教的不为世累，以尽性至命。由此，他主张以一道涵摄儒佛道三教，指出：“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同上卷六，《寄邹谦之四》）凡儒佛道皆归本于一道，即使二氏与儒学有相异之处，也不必完全排斥，截然二分，而应求其同，以为我所用，因为从本原上看，三教皆为一道。
  不仅在王阳明等儒学学者思想体系里出现了三教归一的思想，而且在宋代以后的佛教、道教的思想体系里也体现出三教归一的趋势，并在寺庙文化里得到反映。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公元1543—1603年）主张儒、佛、道三教一致，认为三教都是讲心的，“门墙虽异本相同”。佛教的“五如来”即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两者名虽异而实则同。清代道士闵一得（公元1758—1836年）倡三教同修，不别门户，“以三教同修，儒教读书穷理治国齐家，释者参禅悟道见性明心，道者修身寡过利物济人。……盖圣贤仙佛无不由五伦八箴而证果焉。”（《觉云道统薪传》卷上）认为儒家圣贤、道教神仙、佛家之佛均以五伦八箴为体用，主张把儒家的读书穷理，治国齐家，与佛教的参禅悟道，见性明心，以及道教的修身寡过，利物济人三者结合起来，而融通合一，三教同修，不必去区别门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三教归一的情形。元明之际的学者陶宗仪作《三教一源图》，对三教合一作了图式化的描述。在图中，他将儒家的理、性、命与佛教的戒、定、慧和道教的精、气、神所包含的众多范畴相提并论，一一对应，互相沟通，以此来说明“三教一体”，把三教合一的内涵表述得更为清晰。这表明宋代理学已融入佛道二教的思想体系之中，佛道哲学一方面被理学所吸收，另一方面又与理学的伦理道德相调和，表现出理学对佛道的影响。
  儒佛道三教归一，在宗教的领地寺庙文化中也得到反映。中国早期寺庙文化，由于佛道各宗教的排他性，往往是“一山不藏二虎”，不容纳异质文化和其他宗教进入自己的寺庙，这在宋代以前表现得比较明显。随着三教的相互融合，自宋代以来，三教合一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寺庙文化中。以四川大足石刻为例，其北山佛湾为晚唐、五代的作品，内容尽为佛教造像，没有别教的成分。到了宋代的石篆山造像，其内容既有文殊、普贤、三身佛，又有老君、孔子、十哲等，可谓佛、道、儒并存于一处石窟。明清时期，三教混融，儒佛道同居一处的现象在各地寺庙中较为普遍，这体现了三教归一的文化特色①。
  以上可见，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使新儒学得以广泛的传播，对佛道宗教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三教融合进一步走向三教归一，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导，儒佛道三教共存互补，融通合一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