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晚年遭党禁打击，身心遭受迫害，除总结自己的经学及学术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外，便是考释道书，探讨道教修炼之术，以修养身心，摆脱烦恼。朱熹考释的道书包括《参同契》及《阴符经》，并为之作《参同契考异》与《阴符经考异》，均署名为空同道士邹诉，表现出对道教养身精神的追求。
  （一）《参同契考异》
  《参同契考异》是朱熹对道教经典《参同契》的考释。《参同契》亦称《周易参同契》，东汉炼丹方士魏伯阳撰，为早期道教重要经典。《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周易参同契》二卷。后蜀道士彭晓著《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以阐发其义。《参同契》主旨在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会归于一，能妙契大道。实乃借用《周易》之理和爻象，以论炼丹修仙之术。“大率以乾坤为鼎器，阴阳为堤防，水火为化机，五行为辅助，真铅为药祖，互施八卦，驱役四时，得药忘言，假易显象。”（《道藏目录详注》）以阐明炼丹的原理和方法。该书为道教系统论述炼丹的最早著作，后世内外丹修炼法，皆可比附其书，故被道教奉为“丹经王”。
  朱熹晚年好道教的修炼长生之说，考释《周易参同契》，作《参同契考异》一卷，以探讨道教丹学。朱熹认为，《参同契》本非明《易》之书，而是借用易学的纳甲之法来论其修炼理论。他说：“《参同》之书本不为明《易》，乃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说，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恐不必轻肆诋排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十一》）既指出《参同契》之纳甲法是采用京房占法，以说明鼎炉炼丹，又认为此法在《易》中原有，故于《易》无害，而不必轻易否定。由此主张把易学与道教修炼术结合起来，表现出其对道教丹学的兴趣。
  进而朱熹总结《参同契》的炼丹法，并对此加以肯定，指出：
  《参同契》所言“坎、离、水、火、龙、虎、铅、汞”之属，只是互换其名，其实只是精气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龙也，汞也；气，火也，离也，虎也，铅也。其法：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阳气在下，初成水，以火炼之则凝成丹。其说甚异。内外异色如鸭子卵，真个成此物。《参同契》文章极好，盖后汉之能文者为之，读得亦不枉。（《朱子语类》第3002页，卷一百二十五）
  对《参同契》所言的“坎、离、水、火、龙、虎、铅、汞”等内容，朱熹加以考释，认为主要是讲精气二者。其所列坎、离等八种事物，分别归属于精和气。认为其炼丹法既有以神运精气结而为丹的内丹，又有以火炼之凝成丹的外丹。并对《参同契》所言加以称赞，同时指出“《参同契》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同上）为了防止人们“枉解”该书，错解其义，朱熹在其《参同契考异》里，对其作了具体的考释，称：“今合诸本，更相雠正，其间尚多疑晦，未能尽去。姑据所知，写与定本，其诸同异，因悉存之，以备参订云。空同道士邹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四，《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从其考异的内容和署名“空同道士”，可以看到道教的修炼术对朱熹思想的影响。
  （二）《阴符经考异》
  《阴符经》亦称《黄帝阴符经》，道教经典。旧提黄帝撰，也有人认为是寇谦之，或认为是李筌所作。《新唐书·艺文志》始见著录。凡一卷，分为三章，一为《神仙抱一演道章》，二为《富国安民演法章》，三为《强兵战胜演术章》。全书分别讲道、法、术，主要涉及道教宇宙论、修养及丹术，并有部分纵横、兵家的内容。历代注《阴符经》者较多，主要有李筌、张果、朱熹、俞琰等。
  朱熹考释道书《阴符经》，作《阴符经考异》一卷。其《序》云：“《阴符经》三百言，李筌得于石室中……吾恐人见其支而不见其一也，见其晦而不见其明也，吾亦不得而知也，是果然也，则此书为郢书，吾说为燕说矣。淳熙乙未长至日序。”（《阴符经考异序》，《朱子遗书·二刻》）其署为淳熙乙未序，即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撰成此书。束景南教授认定朱熹的《阴符经考异》当作于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朱熹晚年时①。在《序》中，朱熹讲明自己是“恐人见其支而不见其一也，见其晦而不见其明”而作此书。并指出《阴符经》的要义是“以至无为宗，以天地文理为数，谓天下之故皆自无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无，则宇宙在手矣”。以至无为宗，这体现了《阴符经》的道教特征。
  关于《阴符经》的作者，朱熹认为是李筌得之于石室中，即相传李筌在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到《黄帝阴符经》；或以为是李筌所为，即李筌托前人之名而自作此书。朱熹说：“《阴符经》，恐皆唐李筌所为，是他著意去做，学他古人。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某向以语伯恭，伯恭亦以为然。”（《朱子语类》第3003页，卷一百二十五）指出《阴符经》在李筌以前，未曾行于世，经李筌学古人文字，着意去做，于是此书得以流传。故朱熹认为是李筌作此书。朱熹曾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告诉吕祖谦，此时吕祖谦还在世，他对朱熹的见解表示赞同，亦认为《阴符经》是李筌所作。
  关于《阴符经》的内容，朱熹对《阴符经》的自然之道静、天地之道浸、阴阳相推等思想表示赞同。《语类》载：
  闾丘次孟谓：“《阴符经》所谓‘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变化顺矣。’此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先生谓：“如他闾丘此等见处，尽得。”……
  《阴符经》云：“天地之道浸。”这句极好。阴阳之道，无日不相胜，只管逐些子挨出。这个退一分，那个便进一分。（《朱子语类》第3004页）
  绍熙庚戌（公元1190年），括苍人闾丘次孟赴官路上，专程绕道千里到漳州见朱熹，将其所作《阴符经说》出示朱熹。朱熹为其书题跋，并相与讨论了《阴符经》的内容，对《阴符经》由自然而天地而阴阳的宇宙及其万物生成变化模式的思想加以肯定。他认为《阴符经》里所讲到的这些思想，“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指出：“若不是极静，则天地万物不生。浸者，渐也，天地之道渐渐消长，故刚柔胜，此便是吉凶贞胜之理。《阴符经》此等处特然好。”（《阴符经考异》）这已超越了修养炼丹之术的层面，而着重探讨宇宙天地万物生长变化、阴阳消长、柔刚相胜的问题。通过对《阴符经》的考释，表现出朱熹受到道教思想的一定影响。
  朱熹在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及道家的关系上，既以儒学为本位，对道教及道家提出批评，坚持儒学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尽社会责任，维护伦理纲常；又吸取道教、道家的道本论哲学，以弥补儒学体系之不足，并把本体之道与儒家伦理相结合，这又是对道教的修正。朱熹借鉴道教之图，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服务。并考释道书《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除探讨道教之修炼术，以修养身心外，在其《阴符经考异》里，探讨并肯定道教的宇宙生成论。这些方面表明，朱熹受到了道教思想的一定影响。与此同时，道教也受到朱熹理学的深刻影响，在以后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道教主动靠拢、附和儒学，表现出与儒学调和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