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既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又是一位诗人。平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留于身后的就有一千二百一十八首诗词①。这在宋代理学家中无疑是佼佼者。朱熹的诗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不少好诗既富情趣，又深涵哲理，脍炙人口，为后人所传颂。朱熹诗作所达到的成就不在于其诗摆脱了理的束缚，而恰恰由于其诗与理相结合，具有深沉的内涵。而诗学史上轻视哲理的诗人，尽管其诗才不错，但却难以引起读者长久的共鸣。朱熹诗理结合的思想表现在以理为诗学精神，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
（一）诗情与道不相悖
朱熹论诗，重视诗情描写，他认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样，都是为了抒发诗人的感情，感物而道情。虽然诗本言志，“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杨宋卿》），德为志的内在依据，但朱熹不以志、道排斥情感抒发。他说：“急呼我辈穿花去，未觉诗情与道妨。”（同上卷三，《次秀野韵五首之三》）即在作诗时，诗之情与道是并行而不相悖，互不相妨的。这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朱熹对只注重诗文的外在形式而忽视其思想内涵的作法不满，他也不同意把诗情与道对立起来。
由于诗情与道不相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统一起来，所以朱熹主张作诗时，可以适度抒怀。他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朱子语类》第3333页，卷一百四十）只是抒怀之句不必多作，否则陷溺于此，于理无益。由此出发，朱熹进而客观地指出诗中的人情不可不知，而不必拘泥于“止乎礼义”的说教。因为凡诗都有诗人的情愫蕴涵其中，不仅时人之诗如此，就是在《诗经》中也不免有部分男女等人情的内容。他说：“今人多被‘止乎礼义’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说。且要平心看待人之意。如《北门》只是说官卑禄薄，无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同上第2104页，卷八十一）对待官职俸禄、男女婚姻，朱熹认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反映到诗中，也是自然的事，人们不可不知。反映到诗歌创作上，朱熹往往寓情于景，寓理于情，熔理、情、景于一炉，既以义理为指导，又抒发了诗人的情感，从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二）以内在之理为诗学精神
虽然朱熹认为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互不相妨，对自然的诗情描写持肯定态度，他说：“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朱文公文集》卷五，《新喻西境》）主张自然触景生情，而无须人为的剪裁，并对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第3324页，卷一百四十）的风格表示赞赏，但在提倡诗情与道不相妨，不以理代诗的同时，朱熹仍把讲义理放在首位，而以学诗文作为第二义。也就是说，诗理结合，是在以理为第一义，诗为第二义前提下的结合。
由此，朱熹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精神，强调不仅要了解诗文字面上的字义，而且要深入到诗文内部，去探求其言外之意，即内在的义理。《语类》载：
陈才卿说诗。先生曰：“谓公不晓文义，则不得，只是不见那好处。正如公适间说穷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随事精察，便是穷理，只是不见所谓好处。所谓‘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谓‘小晓得而大不晓得’，这个便是大病！某也只说得到此，要公自去会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若只是晓得外面一重，不识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同上第2755页，卷一百一十四）
朱熹指出，只了解诗的表面文义，而不掌握其内在精神，是诗学之大病。这就像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之中蕴含着的道，只是略知其义而不深知其义一样。朱熹认为，诗文的精神并不能通过“随文解义”而得到，它须是随事精察，穷其义理，掌握诗文的言外之意才能得到。由此他把探求诗文精神分为两重：一是要晓得文义，这是字面上的工夫，属于外面的一重；二是要把握诗文中深藏的义理，这需要自得其理，自我领会，属内在的一重。其言外之意体现了诗文的内在精神，而言外之意即是反映表面文义的内在之理，故朱熹是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之精神。
由于朱熹是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之精神，所以他强调，只有明其理，诗才做得精；不明理，便做不好诗。他说：“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朱子语类》第3333页，卷一百四十）指出做诗有如百工技艺一般，须是心虚理明，才能做出好诗来。如果心不虚理不明，便是不识，而做不出好诗精品来。这说明朱熹是以是否识得义理来作为能否做出好诗的依据。表明朱熹诗理结合的思想是把理放在了突出的位置，由此而把理与诗、道与诗情统一起来。
以上可见，朱熹的文学思想与其理学、经学紧密结合。其道本文末、“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以内在之理为诗学精神的思想体现了朱熹理学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其文道合一、诗情与道不相妨的思想又体现了朱熹对文学的重视。文学离不开理学的指导，然亦有自身的社会职能和生活源泉，从而体现了朱熹文学的特色。
（一）诗情与道不相悖
朱熹论诗，重视诗情描写，他认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样，都是为了抒发诗人的感情，感物而道情。虽然诗本言志，“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杨宋卿》），德为志的内在依据，但朱熹不以志、道排斥情感抒发。他说：“急呼我辈穿花去，未觉诗情与道妨。”（同上卷三，《次秀野韵五首之三》）即在作诗时，诗之情与道是并行而不相悖，互不相妨的。这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朱熹对只注重诗文的外在形式而忽视其思想内涵的作法不满，他也不同意把诗情与道对立起来。
由于诗情与道不相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统一起来，所以朱熹主张作诗时，可以适度抒怀。他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朱子语类》第3333页，卷一百四十）只是抒怀之句不必多作，否则陷溺于此，于理无益。由此出发，朱熹进而客观地指出诗中的人情不可不知，而不必拘泥于“止乎礼义”的说教。因为凡诗都有诗人的情愫蕴涵其中，不仅时人之诗如此，就是在《诗经》中也不免有部分男女等人情的内容。他说：“今人多被‘止乎礼义’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说。且要平心看待人之意。如《北门》只是说官卑禄薄，无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同上第2104页，卷八十一）对待官职俸禄、男女婚姻，朱熹认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反映到诗中，也是自然的事，人们不可不知。反映到诗歌创作上，朱熹往往寓情于景，寓理于情，熔理、情、景于一炉，既以义理为指导，又抒发了诗人的情感，从而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二）以内在之理为诗学精神
虽然朱熹认为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互不相妨，对自然的诗情描写持肯定态度，他说：“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朱文公文集》卷五，《新喻西境》）主张自然触景生情，而无须人为的剪裁，并对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第3324页，卷一百四十）的风格表示赞赏，但在提倡诗情与道不相妨，不以理代诗的同时，朱熹仍把讲义理放在首位，而以学诗文作为第二义。也就是说，诗理结合，是在以理为第一义，诗为第二义前提下的结合。
由此，朱熹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精神，强调不仅要了解诗文字面上的字义，而且要深入到诗文内部，去探求其言外之意，即内在的义理。《语类》载：
陈才卿说诗。先生曰：“谓公不晓文义，则不得，只是不见那好处。正如公适间说穷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随事精察，便是穷理，只是不见所谓好处。所谓‘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谓‘小晓得而大不晓得’，这个便是大病！某也只说得到此，要公自去会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须要说得有滋味，方见有功。而今随文解义，谁人不解？须要见古人好处……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这个有两重：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若只是晓得外面一重，不识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同上第2755页，卷一百一十四）
朱熹指出，只了解诗的表面文义，而不掌握其内在精神，是诗学之大病。这就像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之中蕴含着的道，只是略知其义而不深知其义一样。朱熹认为，诗文的精神并不能通过“随文解义”而得到，它须是随事精察，穷其义理，掌握诗文的言外之意才能得到。由此他把探求诗文精神分为两重：一是要晓得文义，这是字面上的工夫，属于外面的一重；二是要把握诗文中深藏的义理，这需要自得其理，自我领会，属内在的一重。其言外之意体现了诗文的内在精神，而言外之意即是反映表面文义的内在之理，故朱熹是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之精神。
由于朱熹是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之精神，所以他强调，只有明其理，诗才做得精；不明理，便做不好诗。他说：“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朱子语类》第3333页，卷一百四十）指出做诗有如百工技艺一般，须是心虚理明，才能做出好诗来。如果心不虚理不明，便是不识，而做不出好诗精品来。这说明朱熹是以是否识得义理来作为能否做出好诗的依据。表明朱熹诗理结合的思想是把理放在了突出的位置，由此而把理与诗、道与诗情统一起来。
以上可见，朱熹的文学思想与其理学、经学紧密结合。其道本文末、“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以内在之理为诗学精神的思想体现了朱熹理学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其文道合一、诗情与道不相妨的思想又体现了朱熹对文学的重视。文学离不开理学的指导，然亦有自身的社会职能和生活源泉，从而体现了朱熹文学的特色。
附注
①参见郭齐：《朱熹新考》第3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1994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