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的文学理论不仅表现在文从道出，道本文末论上，而且表现在他所提出的文道合一说方面。朱熹既讲道为文之根本，文章不得离开道而存在，又不轻蔑诗文，而是在道本文末的基础上，把文道统一起来。与此相关，朱熹提出美善合一说，其美即文，善即道。文道合一，表现在美学方面，便是美与善的统一。
（一）“即文以讲道”
朱熹一生作了大量诗文，涉及文学方面的著作即有《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等。这与只求简易工夫，不立文字的陆氏心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重视作文的过程中，朱熹注意把文与道统一起来，虽以道为本，但文与道两不偏废，这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说：“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六》）朱熹认为，由于“道无适而不存”，在文章中即有道的存在，所以须“即文以讲道”，把文与道统一起来，避免两者相互脱离的既害文，又害道的“两失”之弊。
从文道合一出发，朱熹既赞赏欧阳修、曾巩、苏氏父子之文，又称许二程兄弟之道，对文、道两不偏废。他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欧、曾、苏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人物，一反唐及宋初浮华、雕饰的文风，主张“文与道俱”，为文平易实用，反对骈体，发挥文学的说理功能，以取代形式华丽而空洞无实之文。虽然在对文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朱熹与欧、苏等古文家的思想有所不同，这反映了道学家与古文家的认识差异，但二者亦有相同之处，即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儒家圣人之道，重视道在文学中的作用。故朱熹对他们作了适当的肯定：“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赞赏欧、苏的文章，肯定其说理平易，而不用怪异字，使文意难明。并指出：“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同上第3306页）在肯定古文家作文的同时，亦宣扬二程所说的道理，从而把文道统一起来，并非只重视道，而轻蔑文。就作文本身而言，朱熹对苏氏之文备加赞扬，直视之为文章之典范，表明朱熹对文学的欣赏态度；但就苏氏文章未讲明道学家之道而言，朱熹又对此提出异议，表现出对苏氏之文既喜且厌的矛盾心情。他说：
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三》）
认为苏氏之失乃在于见道不精，而流于佛老。朱熹既肯定苏氏之文，又批评苏氏之道，体现了其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的思想。强调在为文中不得脱离道，而讲道须就文而讲，道体现在文中，二者不相脱离。
（二）美善合一
朱熹文道合一思想体现在美善关系上，便是提出美善合一的见解。这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具有了朱熹美学的时代特点。朱熹认为，美以善为存在根据，善是本质，美是表现。虽然如此，也须行善，充实其美，把美善统一起来。美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如果徒有其美，而不与道相结合，也为朱熹所不取。
朱熹美善合一的思想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在对《论语》、《孟子》有关章节的阐发中，朱熹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孔子在评价《韶》乐时指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认为舜所作的《韶》乐，既达到了善的标准，又达到了美的标准，是尽善尽美的统一。而认为武王作的《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同上），只达到了尽美的标准，而未达到尽善的要求。孔子提出的善美的标准，也是对文学的要求。其中善指道德标准，美指艺术标准。虽然好的作品是尽善尽美的统一，但孔子把善的标准置于首位，认为舜继承尧而治理天下，其方式是“揖让”，故其乐舞既美且善；而周武王的天下是通过征伐，从商纣王那里夺来的，有“犯上作乱”之嫌，故其乐舞虽美，但却不尽合于善。对孔子提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善美标准，朱熹加以发挥，指出：“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四书章句集注》第68页，《论语集注》卷二）认为音乐的和谐、容貌的华丽，这种由审美感官与审美对象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感觉即是美；而善则是美的实质和内在本质；美只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外结合的表现。明显把善即代表伦理道德原则的道置于首位。并指出尽管舜和武王的乐皆达到了尽美的标准，但在美之实即善上，二者却有所不同，原因在于舜之德即性，性也即是道，加之其天下是由揖逊而得，故其美之实为善；而武王之德与性未能尽合，加之其天下是靠征伐夺得，所以其美之实与舜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未能尽善。
孟子在论及美善问题时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朱熹对此加以诠释：“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孟子集注》卷十四）以天下之理作为衡量善的标准，凡欲行其理则为善，反之则为恶。对于美，朱熹指出：“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孟子集注》卷十四）认为行其善，充实于其中，即为美。可见在朱熹看来，美以善为根据。虽然善实有之，但行善是美的前提，善作为美好的道德，充实于内，故美亦在其中，而不待外而有。尽管美在其中，但也表现于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同上）朱熹所谓的美，既是一种内在美，以善为根据；又表现于外，发于事业，把善德推广开来。强调美善合一，内外结合。
与道本文末的思想相联系，朱熹美善合一思想亦强调美为末，善为本。他认为，不载道之文犹如车不载物，即使文辞华丽，有装饰之美，也于道之善无益。即是说，“善其词说”，“装饰其美”是为道和善服务的，脱离后者，“虽美其饰，亦何为哉！”（《朱子全书》卷十，《文辞注》第二十八）与文、美相比，道、善更为重要，这就突出了道与善的价值。表明朱熹虽倡文道合一、美善合一，然受其理学价值观的影响，是以理、道、善为本，以诗、文、美为末。
（一）“即文以讲道”
朱熹一生作了大量诗文，涉及文学方面的著作即有《诗集传》、《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等。这与只求简易工夫，不立文字的陆氏心学形成鲜明的对照。在重视作文的过程中，朱熹注意把文与道统一起来，虽以道为本，但文与道两不偏废，这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说：“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六》）朱熹认为，由于“道无适而不存”，在文章中即有道的存在，所以须“即文以讲道”，把文与道统一起来，避免两者相互脱离的既害文，又害道的“两失”之弊。
从文道合一出发，朱熹既赞赏欧阳修、曾巩、苏氏父子之文，又称许二程兄弟之道，对文、道两不偏废。他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欧、曾、苏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人物，一反唐及宋初浮华、雕饰的文风，主张“文与道俱”，为文平易实用，反对骈体，发挥文学的说理功能，以取代形式华丽而空洞无实之文。虽然在对文道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朱熹与欧、苏等古文家的思想有所不同，这反映了道学家与古文家的认识差异，但二者亦有相同之处，即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儒家圣人之道，重视道在文学中的作用。故朱熹对他们作了适当的肯定：“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赞赏欧、苏的文章，肯定其说理平易，而不用怪异字，使文意难明。并指出：“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同上第3306页）在肯定古文家作文的同时，亦宣扬二程所说的道理，从而把文道统一起来，并非只重视道，而轻蔑文。就作文本身而言，朱熹对苏氏之文备加赞扬，直视之为文章之典范，表明朱熹对文学的欣赏态度；但就苏氏文章未讲明道学家之道而言，朱熹又对此提出异议，表现出对苏氏之文既喜且厌的矛盾心情。他说：
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三》）
认为苏氏之失乃在于见道不精，而流于佛老。朱熹既肯定苏氏之文，又批评苏氏之道，体现了其文道合一，“即文以讲道”的思想。强调在为文中不得脱离道，而讲道须就文而讲，道体现在文中，二者不相脱离。
（二）美善合一
朱熹文道合一思想体现在美善关系上，便是提出美善合一的见解。这既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同时也具有了朱熹美学的时代特点。朱熹认为，美以善为存在根据，善是本质，美是表现。虽然如此，也须行善，充实其美，把美善统一起来。美虽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如果徒有其美，而不与道相结合，也为朱熹所不取。
朱熹美善合一的思想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在对《论语》、《孟子》有关章节的阐发中，朱熹提出了自己的美学思想。孔子在评价《韶》乐时指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认为舜所作的《韶》乐，既达到了善的标准，又达到了美的标准，是尽善尽美的统一。而认为武王作的《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同上），只达到了尽美的标准，而未达到尽善的要求。孔子提出的善美的标准，也是对文学的要求。其中善指道德标准，美指艺术标准。虽然好的作品是尽善尽美的统一，但孔子把善的标准置于首位，认为舜继承尧而治理天下，其方式是“揖让”，故其乐舞既美且善；而周武王的天下是通过征伐，从商纣王那里夺来的，有“犯上作乱”之嫌，故其乐舞虽美，但却不尽合于善。对孔子提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善美标准，朱熹加以发挥，指出：“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四书章句集注》第68页，《论语集注》卷二）认为音乐的和谐、容貌的华丽，这种由审美感官与审美对象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感觉即是美；而善则是美的实质和内在本质；美只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内外结合的表现。明显把善即代表伦理道德原则的道置于首位。并指出尽管舜和武王的乐皆达到了尽美的标准，但在美之实即善上，二者却有所不同，原因在于舜之德即性，性也即是道，加之其天下是由揖逊而得，故其美之实为善；而武王之德与性未能尽合，加之其天下是靠征伐夺得，所以其美之实与舜有所不同，也就是说未能尽善。
孟子在论及美善问题时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朱熹对此加以诠释：“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孟子集注》卷十四）以天下之理作为衡量善的标准，凡欲行其理则为善，反之则为恶。对于美，朱熹指出：“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孟子集注》卷十四）认为行其善，充实于其中，即为美。可见在朱熹看来，美以善为根据。虽然善实有之，但行善是美的前提，善作为美好的道德，充实于内，故美亦在其中，而不待外而有。尽管美在其中，但也表现于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同上）朱熹所谓的美，既是一种内在美，以善为根据；又表现于外，发于事业，把善德推广开来。强调美善合一，内外结合。
与道本文末的思想相联系，朱熹美善合一思想亦强调美为末，善为本。他认为，不载道之文犹如车不载物，即使文辞华丽，有装饰之美，也于道之善无益。即是说，“善其词说”，“装饰其美”是为道和善服务的，脱离后者，“虽美其饰，亦何为哉！”（《朱子全书》卷十，《文辞注》第二十八）与文、美相比，道、善更为重要，这就突出了道与善的价值。表明朱熹虽倡文道合一、美善合一，然受其理学价值观的影响，是以理、道、善为本，以诗、文、美为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