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文、道关系上。在这个问题上，朱熹主道本文末说，提出了文从道出的思想；继承发挥周敦颐“文所以载道”说，对古文家文以贯道说提出批评；并强调“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虽伦理与自然统一，但明理却是写出好文章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其文道合一说。
（一）道本文末
道本文末是朱熹对文道关系的基本观念，尤其体现了朱熹理学即道学对文学的影响。其道本文末说的主旨有二，一是道为文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有了道，才形成文章及文章中所包含的文学；二是与前一个主旨相联，朱熹以道为先，文为后，强调先理会道之大本，然后再来作文，从而把道视为文的根本。他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朱子语类》第3319页，卷一百三十九）
朱熹强调道本文末，文归于道，以道为一本。反对苏轼文、道二本的观点。虽然苏轼说，“文必与道俱”，也把道与文联系起来。但在朱熹看来，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文道为二本，而不符合文道一本而归于道的原则。所以朱熹强调道与文的本末关系，指出三代圣贤的文章，是由此心写出，其心以道为依据，故从此心写出的文，也即是道，强调了道与文的一本性。由道为文之根本的观点出发，朱熹批评了苏轼文道二分，先文后道的观点，认为苏轼当作文的时候，才去把道与文结合，而不是先理会出道来，然后再作文，故在本原上苏氏有误，只不过他用华丽的文采来弥补其道理上的欠缺，使人不觉其失误罢了。从朱熹对苏轼的批评，可以看到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与以文学见长的苏轼对文、道关系的不同理解。
由此，朱熹批评了文学史上“以文章为事业”，而不以道为本的倾向，其目的在于去浮华之文风，而以道为文章之根本。
朱熹指出，孟子之后，圣人之道的失传表现在文学方面，便是天下之文士，背本趋末，不以求道为己任，而去追求浮华之文采，以文章为事业，如此陷溺人心，使为文落入无实之境地，文愈传而道愈晦。虽经韩愈出，作《原道》，企图扭转文衰道晦的局面，但朱熹认为由于韩愈未能掌握道与文的轻重缓急本末宾主的关系，使本末倒置，而不免裂道与文为二物。
（二）“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道与理是涵义相当的范畴，有时可以互换。当朱熹把理与文对举时，其道本文末的思想便表现为理本文末，文章是从理中发出。他说：“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朱子语类》第3306—3307页，卷一百三十九）指出大可不必去专门学作文，只要通过问学而明其理，就会自然而然地写出好诗、好文章来。可见明理是写出好文、好诗的前提，一个未曾明理，不具深邃思想的人，是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来，也难以打动人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理本文末的前提下，把伦理与自然结合起来，不仅好诗、好文出于自然，而且“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同上第3322页）。诗文自然天成，古人作文也以自然为宗，故伦理与自然合一，不假人为地安排，虽说是明理，但明理自然流为文章，并非脱离自然的单纯说教。
如果只讲作文而不明理，尽管其文作得似乎还好，但终不免有病。《语类》载：“一日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同上第3320页）朱熹不仅在性理上主程抑苏，而且将其理学运用于文学，也具有褒程贬苏的倾向。他对着意于作文持批评态度，主张先须明理，理明后，文章自然好，否则虽然文章作得好，也难免有疏漏处。并指出：“要做好文字，须是理会道理。”（同上）认为道理是做好文章的根据，如果不明此理，仅追求文辞华丽，“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朱子语类》第3319页，卷一百三十九）直把悦人耳目的浮华之文视为“可耻”的事情。
（三）对文以贯道说的批评
朱熹文从道出的思想是在对韩愈等古文家的文以贯道说的批评过程中提出的。《语类》载：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通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先生正色曰：“某在当时，必与他辩。”（《朱子语类》第3305—3306页，卷一百三十九）
韩愈的学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提出了“文者，贯道之器”的观点，代表了韩愈等古文家的文以贯道思想。朱熹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此观点有病。其根据在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产生于道，怎么能反而贯穿于道之中呢？如果以文贯道，那就颠倒了道与文的本末关系，以文为本了。在朱熹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道为本，以文为道的派生物，道派生出文后，又作为文之所存在的根据，贯穿在文之中，而不是以文贯道，应该是以道贯文。认为道与文有别，其本末关系不容颠倒，否则便是以文害道。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继承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说，并加以发挥。他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哉！”（《朱子全书》卷十，《文辞注》第二十八）朱熹赞成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之说，他认为文的作用正在于载道，是为载道而设的，如果文不载道，则失去了文的功能和作用，徒为虚饰。并强调道本文末，文道不能并列为二，文从道中流出，在此前提下，以文载道，反对古文家的以文贯道，以及不载道的无用之文。
（一）道本文末
道本文末是朱熹对文道关系的基本观念，尤其体现了朱熹理学即道学对文学的影响。其道本文末说的主旨有二，一是道为文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有了道，才形成文章及文章中所包含的文学；二是与前一个主旨相联，朱熹以道为先，文为后，强调先理会道之大本，然后再来作文，从而把道视为文的根本。他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朱子语类》第3319页，卷一百三十九）
朱熹强调道本文末，文归于道，以道为一本。反对苏轼文、道二本的观点。虽然苏轼说，“文必与道俱”，也把道与文联系起来。但在朱熹看来，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文道为二本，而不符合文道一本而归于道的原则。所以朱熹强调道与文的本末关系，指出三代圣贤的文章，是由此心写出，其心以道为依据，故从此心写出的文，也即是道，强调了道与文的一本性。由道为文之根本的观点出发，朱熹批评了苏轼文道二分，先文后道的观点，认为苏轼当作文的时候，才去把道与文结合，而不是先理会出道来，然后再作文，故在本原上苏氏有误，只不过他用华丽的文采来弥补其道理上的欠缺，使人不觉其失误罢了。从朱熹对苏轼的批评，可以看到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与以文学见长的苏轼对文、道关系的不同理解。
由此，朱熹批评了文学史上“以文章为事业”，而不以道为本的倾向，其目的在于去浮华之文风，而以道为文章之根本。
朱熹指出，孟子之后，圣人之道的失传表现在文学方面，便是天下之文士，背本趋末，不以求道为己任，而去追求浮华之文采，以文章为事业，如此陷溺人心，使为文落入无实之境地，文愈传而道愈晦。虽经韩愈出，作《原道》，企图扭转文衰道晦的局面，但朱熹认为由于韩愈未能掌握道与文的轻重缓急本末宾主的关系，使本末倒置，而不免裂道与文为二物。
（二）“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道与理是涵义相当的范畴，有时可以互换。当朱熹把理与文对举时，其道本文末的思想便表现为理本文末，文章是从理中发出。他说：“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朱子语类》第3306—3307页，卷一百三十九）指出大可不必去专门学作文，只要通过问学而明其理，就会自然而然地写出好诗、好文章来。可见明理是写出好文、好诗的前提，一个未曾明理，不具深邃思想的人，是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来，也难以打动人心，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理本文末的前提下，把伦理与自然结合起来，不仅好诗、好文出于自然，而且“文字自有一个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同上第3322页）。诗文自然天成，古人作文也以自然为宗，故伦理与自然合一，不假人为地安排，虽说是明理，但明理自然流为文章，并非脱离自然的单纯说教。
如果只讲作文而不明理，尽管其文作得似乎还好，但终不免有病。《语类》载：“一日说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同上第3320页）朱熹不仅在性理上主程抑苏，而且将其理学运用于文学，也具有褒程贬苏的倾向。他对着意于作文持批评态度，主张先须明理，理明后，文章自然好，否则虽然文章作得好，也难免有疏漏处。并指出：“要做好文字，须是理会道理。”（同上）认为道理是做好文章的根据，如果不明此理，仅追求文辞华丽，“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朱子语类》第3319页，卷一百三十九）直把悦人耳目的浮华之文视为“可耻”的事情。
（三）对文以贯道说的批评
朱熹文从道出的思想是在对韩愈等古文家的文以贯道说的批评过程中提出的。《语类》载：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通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先生正色曰：“某在当时，必与他辩。”（《朱子语类》第3305—3306页，卷一百三十九）
韩愈的学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提出了“文者，贯道之器”的观点，代表了韩愈等古文家的文以贯道思想。朱熹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此观点有病。其根据在于“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产生于道，怎么能反而贯穿于道之中呢？如果以文贯道，那就颠倒了道与文的本末关系，以文为本了。在朱熹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以道为本，以文为道的派生物，道派生出文后，又作为文之所存在的根据，贯穿在文之中，而不是以文贯道，应该是以道贯文。认为道与文有别，其本末关系不容颠倒，否则便是以文害道。
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继承周敦颐的“文所以载道”说，并加以发挥。他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哉！”（《朱子全书》卷十，《文辞注》第二十八）朱熹赞成周敦颐“文所以载道”之说，他认为文的作用正在于载道，是为载道而设的，如果文不载道，则失去了文的功能和作用，徒为虚饰。并强调道本文末，文道不能并列为二，文从道中流出，在此前提下，以文载道，反对古文家的以文贯道，以及不载道的无用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