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是朱熹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既重视史，认为史有补于世教而不可阙，又主张经史兼看，在先经后史，以经为本的前提下，把经史相结合。而经史结合，离不开理，识义理是治经史必不可少的环节，表明朱熹经史结合的思想与其义理史观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史有补于世教而不可阙
朱熹重视史学，以史为鉴，在论治经以通其理的同时，亦强调治史以为当世之用。他说：“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治史涉及到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及兵谋刑法等各个方面，是对历史上兴衰治乱、是非得失的考察和反思，故对于当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不可阙。如此经史皆当重视，以为当世之用。他说：“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同上）可见朱熹治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现实社会的治理服务，而不是为治史而治史。
（二）先经后史，以经为本
重视史学，是朱熹与尊经贱史一类理学家的一大区别。但朱熹的重视史学，是在经史结合基础上的重史，而不是孤立的只重史不重经。对于片面重史，而轻视经学的倾向，朱熹也提出了批评。他说：“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七》）朱熹对吕祖谦所说“令学者兼看经史”的来信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吕祖谦之学仍然存在着重史不重经的毛病。“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曰：‘他只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朱子语类》第2951页，卷一百二十二）朱熹对吕祖谦重史不重经的史学甚为轻视，认为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史学，只是见识浅。可见朱熹重视的是经史结合、“兼看经史”的史学，而不是单纯重史的史学。所以他针对东莱之学的偏差，建议其把注意力多放在治经上。
朱熹在既重视史学，又注意纠正重史轻经偏向的基础上提出经史结合的思想。其经史的结合，不是二者简单地相加，而是在治学次第和本末问题上，先经后史和以经为本。
关于先经后史。他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同上第195页，卷十一）《语》、《孟》等“四书”亦是经书的一部分，先看“四书”和其他经典，再看史，这即是先经后史。朱熹先经后史的思想包含着先识义理，再治经史的成分，因在读“四书”的过程中，即可掌握义理，然后再以此义理来指导看其他经典和治史学，便容易收到效果，而不为史中的峣崎曲折所惑。他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同上）这里所说的明镜、权衡，即是指通过读“四书”而得到的义理，此义理便是明察善恶，判断史事之是非的标准。
关于以经为本。与先经后史紧密联系，朱熹在经史关系上，主张以经为本，以史为末。他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第2950页，卷一百二十二）虽然治经和治史，均为朱熹所重视，并强调二者的联系，但经史却有本末之分。在朱熹看来，通过治经学，便可得义理，又把从治经中得到的义理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再来看史书，以通古今，从而把经史结合起来。就经史均以义理为根据，而义理得之于治经而言，故朱熹以经为本，以史为末。
（一）史有补于世教而不可阙
朱熹重视史学，以史为鉴，在论治经以通其理的同时，亦强调治史以为当世之用。他说：“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因为治史涉及到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及兵谋刑法等各个方面，是对历史上兴衰治乱、是非得失的考察和反思，故对于当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不可阙。如此经史皆当重视，以为当世之用。他说：“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同上）可见朱熹治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现实社会的治理服务，而不是为治史而治史。
（二）先经后史，以经为本
重视史学，是朱熹与尊经贱史一类理学家的一大区别。但朱熹的重视史学，是在经史结合基础上的重史，而不是孤立的只重史不重经。对于片面重史，而轻视经学的倾向，朱熹也提出了批评。他说：“示喻令学者兼看经史，甚善甚善！……然恐亦当令多就经中留意为佳。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当预防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四十七》）朱熹对吕祖谦所说“令学者兼看经史”的来信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吕祖谦之学仍然存在着重史不重经的毛病。“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曰：‘他只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朱子语类》第2951页，卷一百二十二）朱熹对吕祖谦重史不重经的史学甚为轻视，认为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史学，只是见识浅。可见朱熹重视的是经史结合、“兼看经史”的史学，而不是单纯重史的史学。所以他针对东莱之学的偏差，建议其把注意力多放在治经上。
朱熹在既重视史学，又注意纠正重史轻经偏向的基础上提出经史结合的思想。其经史的结合，不是二者简单地相加，而是在治学次第和本末问题上，先经后史和以经为本。
关于先经后史。他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同上第195页，卷十一）《语》、《孟》等“四书”亦是经书的一部分，先看“四书”和其他经典，再看史，这即是先经后史。朱熹先经后史的思想包含着先识义理，再治经史的成分，因在读“四书”的过程中，即可掌握义理，然后再以此义理来指导看其他经典和治史学，便容易收到效果，而不为史中的峣崎曲折所惑。他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同上）这里所说的明镜、权衡，即是指通过读“四书”而得到的义理，此义理便是明察善恶，判断史事之是非的标准。
关于以经为本。与先经后史紧密联系，朱熹在经史关系上，主张以经为本，以史为末。他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朱子语类》第2950页，卷一百二十二）虽然治经和治史，均为朱熹所重视，并强调二者的联系，但经史却有本末之分。在朱熹看来，通过治经学，便可得义理，又把从治经中得到的义理作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再来看史书，以通古今，从而把经史结合起来。就经史均以义理为根据，而义理得之于治经而言，故朱熹以经为本，以史为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