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终生从事教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将其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与其理学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立志、读书以求道、“读书须是虚心切己”、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等教学论和读书法，并批评了不读书和泛滥不知归两种偏向。这些方面不仅是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亦是作为思想家的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教学方法论上的反映。
  （一）“为学在立志”
  中国古代教育，历来有重视立志的传统。教育事业的先师孔子教育学生，首先从“志于学”开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强调学习必先立志。而立志的内容是求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董仲舒提出“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春秋繁露·玉杯》）的思想，认为志是成就礼的重要因素，故强调“重志”。二程在谈到立志时指出：“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程氏遗书》卷十八）以求道、成圣作为立志的方向和内容。
  朱熹继承儒家教育重视立志的思想，对志作出自己的解释：“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朱子语类》第96页，卷五）认为立志就是人的主观意志向着一个认定的目标用力，并且一往无前，坚持做到底。朱熹把立志与求学联系起来，指出“为学在立志，不干气禀强弱事。”（同上第134页，卷八）认为立志是求学所必须，而与人禀气的强弱无关，即无论人禀气的强弱如何，都必须解决立志的问题。朱熹立志求学的目标在于学做圣人。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同上）并明言立志学尧舜。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朱子语类》第133页，卷八）朱熹对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说法十分赞赏，他认为圣贤禀性与常人一般，既然圣贤与常人一般，那为什么不以圣贤为己任呢？所以只要立志为圣，勇往直前，自然可学做圣人，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否则，没有远大的志向，不以圣贤为己任，那将是“枉过一世”（同上），为学者之大病。
  朱熹“为学在立志”的思想是针对贪利禄而不讲道义的求学态度而发。他认为端正学者的治学态度十分重要，否则学以为利禄，就失去了求学的意义和目的，故朱熹强调立志于求道义。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又谕学者》）在读书与立志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立志重于读书，如果志不立，读书将失去方向，即“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第177页，卷十一）。指出读书的目的不在追求利禄，而在求义理。他说：“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朱子语类》第176页，卷十一）由于“圣人与理为一”（同上第145页，卷八），所以立志学做圣人与读书穷理是一致的，即在强调立志重于读书的前提下，又要通过读书穷理来实现学做圣人的志向，否则立志便无法落实。
  （二）“读书须是虚心切己”
  与读书求道的目的相联系，朱熹的读书法强调既虚心以求本义，又切己体察义理。把虚心与切己、客观读书以求本义与主观体察以明义理结合起来，既避免以己意推说经文本义，而与本文正意不符，又防止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不反求诸身以体察义理的两种偏向。他说：“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同上第179页，卷十一）强调读书必须做到虚心与切己。所谓虚心，指学者看书时要虚其心，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要把己见带进去。因为在朱熹看来，圣贤作经的本意包含在书中，但如果不虚心去读，就会以己意附会经文本义，而不得圣贤之意。他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
  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
  大抵义理，须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同上）
  在读书方法论上，朱熹首先区分了读者主观的己意和经书客观的本义，或者说圣人作经的本意。其次，朱熹要求学者读书是要了解圣贤作经的本意，而避免以读者己意去附会它。要达于此，避免犯以己意附会经文本义的错误，朱熹提出虚心读书的方法，即以客观的态度读书，不把主观陈见带进去，如此虚一而静，才能得前人文字之本意。朱熹并指出，即使是义理的发挥，也须建立在虚心读书求得本文正意的基础上，否则其义理就会缺乏依据而与经文本义不符。可见朱熹的虚心读书法与他的探求经文之本义的经学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
  所谓切己，是指在虚心读书，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反身求诸己，把自己带进去体验省察，使自家精神与圣贤之旨契合相入，通过读书，体认出义理，并贯彻到日用中去；否则，圣人之旨与己无关，读书有何用？这是朱熹在虚心读书，求得本义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反映了朱熹要求学者读书的宗旨，而与只讲文义，不做切己工夫的读书法旨趣各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朱子语类》第176页，卷十一）读书不仅仅在于懂得圣贤之意，还必须以圣贤之意反身求诸己，发挥主体能动性，以体认义理。不然的话，圣贤之意与我不相干，其圣贤之言也只是虚说。由此，朱熹提出读书求本义须与切己体察相结合，以从自己身上推究义理。
  （三）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
  需要指出，朱熹在强调读书须切己体察的重要性时，曾以向内与向外作为是与非的标准，但那是为了批评只读书不切己的弊端，而并非反对读书本身。事实上朱熹对读书非常重视，虽然他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求道才是目的，但不读书则不能得道。由此朱熹提出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其目的是为了明理求道。
  朱学的特点之一便是强调内外结合，重视知识，主张格物致知，先知后行，从知识积累到道德践履，重视主体对道德理性的体认和心性修养。主张在追求和实践道德理性的过程中，要掌握知识，认为如果没有知识，道德践履和向内体认就会受影响或出偏差，所以他重视对经典的学习和读书。由此提出多读书积累知识，以明道理的读书法。他说：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朱子语类》第170页，卷十）
  须平日多读书，讲明道理，以涵养灌培，使此心常与理相
  入，久后自熟，方见得力处。且如读书，便今日看得一二段，来
  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紧要。须是磨以岁月，读得多，自然有用
  处。且约而言之：《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
  可不读。讲究得多，便自然熟。（同上第2849—2850页，卷一
  百一十八）朱熹提倡多读书，逐步积累，历时既久，自然有用。在读书的范围上，不仅《论》、《孟》等“四书”要读，而且“六经”、诸史亦要读。这与陆学不立文字及程颢“何必读书”的见解形成对照。在多读书的前提下，朱熹也注意根据学者年龄、精力的不同，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他说：“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同上第169页，卷十）主张学者当年少精力有余时，尽量多读书，多掌握知识；而当年龄较大时，则把读书的重点放在精读上，通过深思玩味，由究竟其义进到究极至处，得到精深的认识。
  朱熹提倡多读书，尤其对年少的学者更是如此要求，其目的在于通过读书，积累知识，以掌握道理。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也不是流于泛滥无归，而是主张把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如果只为多读而不熟读精思，则为朱熹所不取。他说：“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同上第166页）在读书掌握知识问题上，朱熹主张多读书；在多读书与熟读精思发生矛盾时，朱熹则主张与其贪多，不如求精。这两方面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朱熹的读书法是，既要多读书，又要熟读精思，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既避免只泛观博取，又防止只思不读的片面性。
  （四）对“何必读书”和泛滥不知归两种偏向的批评
  朱熹从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出发，对学界出现的不读书及泛滥无归的两种偏向提出了批评。他说：
  世上一等人说道不须就书册上理会，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书册上理会，不曾体认着自家身己，也不济事。
  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朱子语类》第182页，卷十一）
  所谓“舍去册子”，“不须就书册上理会”，是指不读书，专门从只言片句上发挥道理。朱熹所批评的这种倾向主要是针对程颢的“何必读书”论和陆九渊的江西学。他批评程颢说：“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底深坑也。”（同上第172页，卷十）程颢曾赞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程氏遗书》卷三）的观点，对读书不甚重视，自己也很少著书，与程颐强调积累知识，内外结合的思想有别，并影响到陆氏心学一派。朱熹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不读书的捷径法实则是误人入深坑，即使古人求道，也须读书。他引程颢所赞同的子路的话，并加以反驳：“‘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朱子语类》第181页，卷十一）指出孔子亦批评子路“何必读书”的话为佞，而强调读书的重要性。除批评程颢所赞同的子路“何必读书”的观点外，朱熹对陆氏心学不立文字，只喜从约的倾向提出批评。他说：“今江西诸人之学，只是要约，更不务博；本来虽有些好处，临事尽是凿空杜撰。”（同上第2914页，卷一百二十）这即是不读书的弊病。为了纠正陆学不立文字不读书的流弊，朱熹令学者认真观书，详考儒家经典中的圣贤言语，以从中求得其道理所在。这是朱熹对“舍去册子”，不读书倾向的回应，表现出朱熹对读书积累知识的重视。
  所谓“泛滥不知归”，指只博不约。朱熹批评片面追求泛观博览，而不熟读精思的读书法，反对多读书而不求甚解。这说明朱熹所主张的多读书是与熟读精思相联系，而并非泛观博览而不反之于约。他指出：“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朱子语类》第169页，卷十）泛滥不知归，必然识义理不精，读书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故朱熹对此倾向提出批评，要求由博反约，以避免杂博之病。朱熹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婺学人物吕祖俭等。他说：“至于吕子约，又一向务博，而不能反约。读得书多，左牵右撰，横说直说，皆是此理，只是不洁净，不切要，有牵合无谓处。”（同上第2914页，卷一百二十）把博而不约，片面追求多读书的吕祖俭等人的婺学与陆氏只约不博，不立文字的江西学并举，指出二者均违背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的博约关系的正确原则。要么不读书，凿空杜撰；要么只务博览，不知反约，均具有片面性。由此可见，朱熹对“何必读书”，约而不博及泛滥不知归，博而不约的两种治学方法都提出批评，他所提倡的是把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博而反约的治学读书法，从而与陆学和婺学的两种片面性划清了界限。
  质言之，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其理学、经学思想紧密联系。他提出以明人伦、明理为教育的目的，即是其理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并以此批评了学校和科举中出现的片面追求利禄科名，不讲义理的流弊。他以小学和大学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并以理学教育和经学教育作为教育的内容，不仅其理学教育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而且其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贯穿着先“四书”，后“六经”的治学次第。其《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既作为理学教育的教材，又作为其经学教育的基础教材，在当时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标志。朱熹“为学在立志”，读书以求道的思想，“读书须是虚心切己”的方法论，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均值得后人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