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相适应，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并在教材设置上体现了理学及经学的教育内容。
  （一）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为主。其儒家经学的教育贯穿着宋代理学的精神，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学教育有别。朱熹的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教育体现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互联系的教育阶段。
  1、小学
  朱熹把小学作为教育的初级阶段。所谓小学，乃相对于大学而言，朱熹认为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故把教授六艺，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的教育称为小学。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小学的教育内容，除六艺外，还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体现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不仅指古代的教育，也指他当时所从事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教育不仅行之于古代，而且在小学教育问题上，古今无异，亦行之于当代，从而把小学教育作为当时的一项具体的教育内容。并为小学教育编写教材，名之曰《小学》，以教授儿童。他说：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蒐辑以为此书，受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同上，《题小学》）
  朱熹把小学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就是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他强调小学教育要适应儿童教育的特点，当幼稚之时，就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在具体的事亲处友中体认一定的行为规范，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从小做起，逐步养成，打下“圣贤坯模”，为进一步明义理创造条件。
  需要指出，朱熹的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相比较，其特点在“教之以事”，这与大学教育的“教之以理”有所不同。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子语类》第125页，卷七）指出小学教育的特点是教儿童以行事的规矩，使儿童按照规矩去行事，这自然体现了理。尽管如此，但却不是直接教之以理。到了大学教育阶段，才来发明此事之理，故有小学、大学不同阶段的划分，其教育内容也有不同。
  2、大学
  朱熹把大学作为教育的提高阶段。所谓大学，指在小学的基础上，“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同上第124页），大学是“教之以理”的教育，年龄从十五岁起。他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如此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教之以事，后者教之以理。朱熹明确以穷理作为大学教育的内容，这是理学教育的直接体现。除穷理外，格物、致知、正心、修己、治人等也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在于，小学是教其然，大学是教其所以然，即小学是教其在事君、事父、事兄、处友中忠信孝悌的行为，而大学则是教其忠信孝悌之所以然的道理。但二者又不可截然分开，因两个阶段都贯穿着理的指导，尽管在小学不直接教之以理，但在教之以事中，仍离不开理的指导。《语类》载：“问：‘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曰：‘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第125页，卷七）在朱熹看来，虽然小学学其事，大学穷其理，此“大小之节所以分”，但大学和小学又“只是一个事”，不可截然划分。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均体现了理学教育的时代精神。
  从理学教育与儒家经学教育相结合的角度看，朱熹不仅以《大学》一书作为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教材，而且将其作为“四书”学的基础，乃至作为包括“六经”在内的整个经学教育的基础。朱熹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通过明《大学》之道，以《大学》中的治学次第，掌握“四书”之理后，再以义理为指导治“六经”。既探明“六经”之本义，又推说其义理。
  从经学教育的整体看，朱熹亦把从《小学》到《大学》，到“四书”之《论》、《孟》、《庸》，再到“六经”，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完整过程。而《小学》和《大学》则是这个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如此看来，朱熹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作为整个经学教育的普及阶段，其教材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小学》和“四书”，其特色为理学教育。尽管“普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四书”教育相对于“六经”教育来讲，是一个普及，但对小学教育而言，却是提高。朱熹把从《小学》，到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再到“六经”作为完整的经学教育过程各个阶段的内容，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理学教育与经学教育相结合的特色。他突出以义理思想为指导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将其作为整个教育的重点和基础，这是对传统儒家经书教育的突破和发展，而具有理学教育的时代特色。
  （二）教材
  朱熹教育思想关于教育的内容体现在教材的设置上，其教育目的也通过学习相应的教材得以贯彻。教材是实现朱熹教育目的工具，亦是体现其教育内容的载体。
  与朱熹从小学到大学、从“四书”到“六经”的理学及经学教育内容相适应，朱熹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治学次第，设置了小学、大学、普及理学教育、儒家经典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各种教材。
  关于小学教育的教材。朱熹为适应儿童教育的特点，自编了一系列小学教育的教材。如与刘子澄合编《小学》，自编《童蒙须知》，作《训蒙诗》等。又增损《吕氏乡约》。在女子教育上，提倡读《女戒》、《家范》等。朱熹于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编著《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课本。共六卷，分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以及外篇《嘉言》、《善行》。朱熹编《童蒙须知》一书，分五部分，内容包括《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是对儿童从小关于洒扫应对进退的具体事宜作出的规定，即儿童的行为规范，体现了朱熹小学教育侧重于“教之以事”的特点。
  关于大学教育的教材。朱熹以《大学》一书及他对《大学》的章句注解为主，同时包括“四书”的其他三书《论语》、《孟子》、《中庸》及其章句集注。即以“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教材。朱熹明确把《大学》作为古代大学教育的大纲，自定《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经明言三纲领八条目，作为大学教育的纲领；传对三纲领八条目作出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并以己意，又借鉴二程的思想，增补格物致知传，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这对后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朱熹又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由《大学》，到《论语》，到《孟子》，再到《中庸》的理学教育的次第，强调此序不可乱，最终是为了通过读“四书”而穷其理。朱熹要求学者读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理学集大成的著作，以之作为理学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经学教育的基础。认为其书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强调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亦不得，须熟读，记得。表现出对其作为理学教材的高度重视。
  朱熹不仅以“四书”及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大学及理学教育的主要教材，而且为了便于学者入门，编写了一些普及性的理学读物作为教材，如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自编《伊洛渊源录》等。《近思录》编成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鉴于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位理学家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知何处入门，朱熹、吕祖谦从其中辑录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文字共六百十二条，分为十四卷，作为那些有志于学但无明师良友教之者的教本，使其读《近思录》后，“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近思录后》）。以《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教材，然后再读完整的诸理学家的著作。可见诸位理学家的著作也是朱熹要求学者学习的教本。为此朱熹收集整理，编纂了《程氏遗书》、《外书》、《张南轩文集》等理学家的遗著，以推广传播理学。此外，朱熹还编录了《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以记述以二程为正宗的理学源流，把张载、邵雍、司马光归于理学一派，而以记载二程思想为最详，并录程门弟子姓名备考。以此书作为疏通理学源流的教本。其后，《宋史》中的“道学”、“儒学”两传，吸取此书甚多。
  关于儒家经典教育的教材。朱熹在“四书”基础上，以儒家“六经”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把“六经”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高级阶段，先读“四书”，“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朱子语类》第1658页，卷六十七）。虽然把学习“六经”放在读“四书”之后，但朱熹仍主张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将此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为此，朱熹著《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等，并授意门人依据自己的思想作《书集传》等。这些解经的著作连同“六经”本身在当时及后世被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
  以上可见，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家经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又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由浅入深的阶段，并在“四书”学的基础上，以儒家“六经”作为经学教育的提高阶段，把理学教育与经学教育相结合。与此相应，朱熹在教材设置上，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自编、自著《小学》、《童蒙须知》、《训蒙诗》、《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等作为理学和经学教育的教材，又刊刻、编印儒学经典和先前的理学著作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及《程氏遗书》、《外书》、《张南轩文集》、《周子通书注释》等作为教本，以之教学。在教育内容和教材设置上体现了朱熹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及其理学教育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