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从事教育的目的与其价值观相互依存，充分体现了义理思想的指导。与此相关，他以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论批评了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流弊，最终是为了把教育纳入理学教育的轨道，把义理思想推广开来，使理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
（一）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
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朱熹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伦。学规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注曰：“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强调学者学此五伦，教者也教此五伦，因为这是尧舜相传下来的“五教”的内容，后世效法圣人，故也应以此五伦为教育内容和目的。这个白鹿洞书院学规在以明人之五伦为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还规定了为学之序，将明人伦加以落实。学规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注曰：“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同上）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而明人伦须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次序，其中学、问、思、辨四者是为了穷理，笃行则是修身以落实到具体的处事接物的实事中去。由此，朱熹把读书做学问视为第二事，求理才是其目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子语类》第161页，卷十）强调读书的目的乃在于求理，这与通过学、问、思、辨来穷理、明人伦是一回事，说明朱熹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也就是以明理为教育目的，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思、辨而学、问、思、辨。这就把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贯彻到读书、问学的教学实践中，使之得以落实。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又成为岳麓书院的“教条”，目的都是为了让学者明确学习目的，使诸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以及人。朱熹的学规及学规中提出的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对中国教育史影响颇大，并流传到海外，对日本等国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
以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为指导，朱熹批评了学校及科举的流弊。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批评今人求学的目的只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而不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以致为了达到其追名逐利之目的，而以务记览为词章为手段。对于学校的流弊，朱熹进一步指出：
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仅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
批评后世学校不能贯彻先王明人伦、明理义的教育目的，以致老师所教、学生所学皆是“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由于义理不明，使得学者于佛老中求道，官吏于簿书中求治，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造成“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学校为虚文所左右而几废的局面。
从明理的教育目的出发，朱熹不仅批评了学校教育的流弊，而且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提出批评。指出科举取士往往使人拼凑文词，断章牵合，以就己意，而不以义理为根基。这样，就会培养出追逐名利，学以为官禄的士子。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同上卷七十四，《玉山讲义》）认为科举制度存在着诱使学者只去追求功名利禄的弊病，而把科考作为一种手段，只要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惜缀缉文辞，断章取义，全然不把义理放在心上。如此通过科考而入仕，却没有实际才能，于世无补，于民无益，暴露出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由此，朱熹直言科举取士之流弊：
如今科举，直是法先不是了。（《朱子语类》第2692页，卷一百九）
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去。学官只是备员考试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艺可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不识到尾！国家元初取人如此，为之奈何！（《朱子语类》第2693页，卷一百九）
指出科举之法就有问题，其中时文更是使人揣摩曲逢，迎合上意，而没有真才实学。因时文做得一官，便不会为国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而只会眼睛向上，谋求个人升官发财。朱熹认为，这在指导思想上已误，不能使人明义理。故对学校、科举提出改革，主张罢去诗赋，专经学论策，以通经致用，但须改变其虚浮的形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途；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对于只读时文而不去读书的时文之谬，朱熹主张：“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几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子细。”（《朱子语类》第2699页，卷一百九）预先作出规定，某年试某经，要求士子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所用，而不必揣摩曲逢，把注意力放在应付时文上。朱熹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改进措施，与他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相互联系，体现了他以义理思想对教育的指导。
（一）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
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朱熹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伦。学规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注曰：“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强调学者学此五伦，教者也教此五伦，因为这是尧舜相传下来的“五教”的内容，后世效法圣人，故也应以此五伦为教育内容和目的。这个白鹿洞书院学规在以明人之五伦为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还规定了为学之序，将明人伦加以落实。学规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注曰：“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同上）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而明人伦须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次序，其中学、问、思、辨四者是为了穷理，笃行则是修身以落实到具体的处事接物的实事中去。由此，朱熹把读书做学问视为第二事，求理才是其目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子语类》第161页，卷十）强调读书的目的乃在于求理，这与通过学、问、思、辨来穷理、明人伦是一回事，说明朱熹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也就是以明理为教育目的，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思、辨而学、问、思、辨。这就把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贯彻到读书、问学的教学实践中，使之得以落实。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又成为岳麓书院的“教条”，目的都是为了让学者明确学习目的，使诸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以及人。朱熹的学规及学规中提出的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对中国教育史影响颇大，并流传到海外，对日本等国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
以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为指导，朱熹批评了学校及科举的流弊。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批评今人求学的目的只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而不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以致为了达到其追名逐利之目的，而以务记览为词章为手段。对于学校的流弊，朱熹进一步指出：
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仅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
批评后世学校不能贯彻先王明人伦、明理义的教育目的，以致老师所教、学生所学皆是“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由于义理不明，使得学者于佛老中求道，官吏于簿书中求治，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造成“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学校为虚文所左右而几废的局面。
从明理的教育目的出发，朱熹不仅批评了学校教育的流弊，而且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提出批评。指出科举取士往往使人拼凑文词，断章牵合，以就己意，而不以义理为根基。这样，就会培养出追逐名利，学以为官禄的士子。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同上卷七十四，《玉山讲义》）认为科举制度存在着诱使学者只去追求功名利禄的弊病，而把科考作为一种手段，只要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惜缀缉文辞，断章取义，全然不把义理放在心上。如此通过科考而入仕，却没有实际才能，于世无补，于民无益，暴露出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由此，朱熹直言科举取士之流弊：
如今科举，直是法先不是了。（《朱子语类》第2692页，卷一百九）
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去。学官只是备员考试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艺可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不识到尾！国家元初取人如此，为之奈何！（《朱子语类》第2693页，卷一百九）
指出科举之法就有问题，其中时文更是使人揣摩曲逢，迎合上意，而没有真才实学。因时文做得一官，便不会为国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而只会眼睛向上，谋求个人升官发财。朱熹认为，这在指导思想上已误，不能使人明义理。故对学校、科举提出改革，主张罢去诗赋，专经学论策，以通经致用，但须改变其虚浮的形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途；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对于只读时文而不去读书的时文之谬，朱熹主张：“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几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子细。”（《朱子语类》第2699页，卷一百九）预先作出规定，某年试某经，要求士子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所用，而不必揣摩曲逢，把注意力放在应付时文上。朱熹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改进措施，与他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相互联系，体现了他以义理思想对教育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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