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朱熹，一生重视教育，将学术与教育相结合，通过从事学校和书院教育活动来传播其理学与经学思想。勤勉于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会友辩学、创立学派、编印教材，使得理学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传播，这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教育史上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的教育及著述活动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远远超过他从政的时间。即使他从政期间，也往往不离教育。如他初登仕途，任同安县主簿时，兼管县学，改同安县学四斋名，批评“以利禄诱人”的教育思想，并告谕学者端正学习态度。他任职南康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到书院讲学，还请陆九渊为诸生讲义利之辨。另外朱熹晚年在任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的四十余日内，每逢双日进讲《大学》。这是以帝王师的身份所从事的教育。
  除从政期间从事学校和书院教育外，朱熹一生还先后创办三所精舍，从事私人讲学，为发展和传播理学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所是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春在建阳寒泉坞其母墓旁修建的寒泉精舍；第二所是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在崇安武夷山建的武夷精舍；第三所是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年底在建阳考亭创建的竹林精舍，竹林精舍后被称为沧洲精舍，又于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钦命将其改为考亭书院，并由理宗皇帝御书题写。各地学者从游朱熹者甚众，为汉代经师门徒之众以后所仅见，甚至远胜号称满布天下之王门。据陈荣捷教授考证，朱熹弟子“得及门者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一共四百八十八人”。①在教学相长、师生相益之中，朱熹创立的闽学学派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当时成为理学思潮中最大的一支流派，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此外，朱熹的教育活动还包括著书立说，编印教材，作为教学的具体内容，使立说与教学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朱熹的著述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著，二是编著、编写。前者如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往往自立新说，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后者如《小学》、《近思录》等，以及校订他人著作如《二程遗书》、《张南轩文集》等，此类著述比较适合于作教材，以推广传播理学。朱熹既从事理学及经学教育，又自创新说，将其贯彻到教学实践中，而不仅仅是传授现有的知识，体现了具有思想家和教育家双重身份的朱熹对当时教育的重要影响。其后，朱熹自著和编著的部分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近思录》、《小学》等成为明清时期正统的教科书，通过科举，影响教育和政治甚大。由此可见，朱熹著书立说、编印教材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活动。
  朱熹在长期的教育活动中，创建精舍，修复书院，制定学规，著书立说，编印教材，创立学派，大力开展私人讲学，且又重视官学教育，主要从事理学及儒家经学的教育，推广、传播和发展了宋代理学，促进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历史性转折，奠定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教育的基础。
  一、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及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
  朱熹从事教育的目的与其价值观相互依存，充分体现了义理思想的指导。与此相关，他以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论批评了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流弊，最终是为了把教育纳入理学教育的轨道，把义理思想推广开来，使理学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理论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
  （一）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
  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朱熹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伦。学规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注曰：“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明确把明人之五伦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强调学者学此五伦，教者也教此五伦，因为这是尧舜相传下来的“五教”的内容，后世效法圣人，故也应以此五伦为教育内容和目的。这个白鹿洞书院学规在以明人之五伦为教育目的的前提下，还规定了为学之序，将明人伦加以落实。学规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注曰：“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同上）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而明人伦须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次序，其中学、问、思、辨四者是为了穷理，笃行则是修身以落实到具体的处事接物的实事中去。由此，朱熹把读书做学问视为第二事，求理才是其目的。他说：“读书乃学者第二事。……而今读书，只是要见得许多道理。”（《朱子语类》第161页，卷十）强调读书的目的乃在于求理，这与通过学、问、思、辨来穷理、明人伦是一回事，说明朱熹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也就是以明理为教育目的，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思、辨而学、问、思、辨。这就把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贯彻到读书、问学的教学实践中，使之得以落实。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又成为岳麓书院的“教条”，目的都是为了让学者明确学习目的，使诸生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推以及人。朱熹的学规及学规中提出的明人伦即明理的教育目的，对中国教育史影响颇大，并流传到海外，对日本等国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
  以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为指导，朱熹批评了学校及科举的流弊。他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批评今人求学的目的只是为了钓声名，取利禄，而不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以致为了达到其追名逐利之目的，而以务记览为词章为手段。对于学校的流弊，朱熹进一步指出：
  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遂以学校为虚文，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于是为士者求道于老子释氏之门，为吏者责治乎簿书期会之最。盖学校之仅存而不至于遂废者，亦无几耳。（《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静江府学记》）
  批评后世学校不能贯彻先王明人伦、明理义的教育目的，以致老师所教、学生所学皆是“忘本逐末，怀利去义”。由于义理不明，使得学者于佛老中求道，官吏于簿书中求治，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造成“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学校为虚文所左右而几废的局面。
  从明理的教育目的出发，朱熹不仅批评了学校教育的流弊，而且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提出批评。指出科举取士往往使人拼凑文词，断章牵合，以就己意，而不以义理为根基。这样，就会培养出追逐名利，学以为官禄的士子。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同上卷七十四，《玉山讲义》）认为科举制度存在着诱使学者只去追求功名利禄的弊病，而把科考作为一种手段，只要能通过考试做官，而不惜缀缉文辞，断章取义，全然不把义理放在心上。如此通过科考而入仕，却没有实际才能，于世无补，于民无益，暴露出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由此，朱熹直言科举取士之流弊：
  如今科举，直是法先不是了。（《朱子语类》第2692页，卷一百九）
  如今时文，取者不问其能，应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纸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皆是吏人做上去。学官只是备员考试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艺可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不识到尾！国家元初取人如此，为之奈何！（《朱子语类》第2693页，卷一百九）
  指出科举之法就有问题，其中时文更是使人揣摩曲逢，迎合上意，而没有真才实学。因时文做得一官，便不会为国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而只会眼睛向上，谋求个人升官发财。朱熹认为，这在指导思想上已误，不能使人明义理。故对学校、科举提出改革，主张罢去诗赋，专经学论策，以通经致用，但须改变其虚浮的形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途；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对于只读时文而不去读书的时文之谬，朱熹主张：“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目在甚经内；论题出在甚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几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书子细。”（《朱子语类》第2699页，卷一百九）预先作出规定，某年试某经，要求士子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皆可为当世所用，而不必揣摩曲逢，把注意力放在应付时文上。朱熹对学校、科举流弊的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改进措施，与他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相互联系，体现了他以义理思想对教育的指导。
  二、教育内容及教材
  与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相适应，朱熹把教育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并在教材设置上体现了理学及经学的教育内容。
  （一）教育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为主。其儒家经学的教育贯穿着宋代理学的精神，而与传统的儒家经学教育有别。朱熹的宋代理学和儒学经学教育体现在教育的具体过程中，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相互联系的教育阶段。
  1、小学
  朱熹把小学作为教育的初级阶段。所谓小学，乃相对于大学而言，朱熹认为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故把教授六艺，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的教育称为小学。他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小学的教育内容，除六艺外，还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以体现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朱熹所说的小学教育不仅指古代的教育，也指他当时所从事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教育不仅行之于古代，而且在小学教育问题上，古今无异，亦行之于当代，从而把小学教育作为当时的一项具体的教育内容。并为小学教育编写教材，名之曰《小学》，以教授儿童。他说：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蒐辑以为此书，受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同上，《题小学》）
  朱熹把小学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就是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他强调小学教育要适应儿童教育的特点，当幼稚之时，就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在具体的事亲处友中体认一定的行为规范，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从小做起，逐步养成，打下“圣贤坯模”，为进一步明义理创造条件。
  需要指出，朱熹的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相比较，其特点在“教之以事”，这与大学教育的“教之以理”有所不同。他说：“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子语类》第125页，卷七）指出小学教育的特点是教儿童以行事的规矩，使儿童按照规矩去行事，这自然体现了理。尽管如此，但却不是直接教之以理。到了大学教育阶段，才来发明此事之理，故有小学、大学不同阶段的划分，其教育内容也有不同。
  2、大学
  朱熹把大学作为教育的提高阶段。所谓大学，指在小学的基础上，“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同上第124页），大学是“教之以理”的教育，年龄从十五岁起。他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如此把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前者教之以事，后者教之以理。朱熹明确以穷理作为大学教育的内容，这是理学教育的直接体现。除穷理外，格物、致知、正心、修己、治人等也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在于，小学是教其然，大学是教其所以然，即小学是教其在事君、事父、事兄、处友中忠信孝悌的行为，而大学则是教其忠信孝悌之所以然的道理。但二者又不可截然分开，因两个阶段都贯穿着理的指导，尽管在小学不直接教之以理，但在教之以事中，仍离不开理的指导。《语类》载：“问：‘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曰：‘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第125页，卷七）在朱熹看来，虽然小学学其事，大学穷其理，此“大小之节所以分”，但大学和小学又“只是一个事”，不可截然划分。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提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均体现了理学教育的时代精神。
  从理学教育与儒家经学教育相结合的角度看，朱熹不仅以《大学》一书作为大学教育的内容和教材，而且将其作为“四书”学的基础，乃至作为包括“六经”在内的整个经学教育的基础。朱熹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通过明《大学》之道，以《大学》中的治学次第，掌握“四书”之理后，再以义理为指导治“六经”。既探明“六经”之本义，又推说其义理。
  从经学教育的整体看，朱熹亦把从《小学》到《大学》，到“四书”之《论》、《孟》、《庸》，再到“六经”，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完整过程。而《小学》和《大学》则是这个过程的前两个阶段。如此看来，朱熹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作为整个经学教育的普及阶段，其教材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小学》和“四书”，其特色为理学教育。尽管“普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四书”教育相对于“六经”教育来讲，是一个普及，但对小学教育而言，却是提高。朱熹把从《小学》，到包括《大学》在内的“四书”，再到“六经”作为完整的经学教育过程各个阶段的内容，这本身就体现了他理学教育与经学教育相结合的特色。他突出以义理思想为指导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将其作为整个教育的重点和基础，这是对传统儒家经书教育的突破和发展，而具有理学教育的时代特色。
  （二）教材
  朱熹教育思想关于教育的内容体现在教材的设置上，其教育目的也通过学习相应的教材得以贯彻。教材是实现朱熹教育目的工具，亦是体现其教育内容的载体。
  与朱熹从小学到大学、从“四书”到“六经”的理学及经学教育内容相适应，朱熹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和治学次第，设置了小学、大学、普及理学教育、儒家经典教育等不同层次的各种教材。
  关于小学教育的教材。朱熹为适应儿童教育的特点，自编了一系列小学教育的教材。如与刘子澄合编《小学》，自编《童蒙须知》，作《训蒙诗》等。又增损《吕氏乡约》。在女子教育上，提倡读《女戒》、《家范》等。朱熹于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编著《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课本。共六卷，分内篇，包括《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以及外篇《嘉言》、《善行》。朱熹编《童蒙须知》一书，分五部分，内容包括《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是对儿童从小关于洒扫应对进退的具体事宜作出的规定，即儿童的行为规范，体现了朱熹小学教育侧重于“教之以事”的特点。
  关于大学教育的教材。朱熹以《大学》一书及他对《大学》的章句注解为主，同时包括“四书”的其他三书《论语》、《孟子》、《中庸》及其章句集注。即以“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等作为大学教育的主要教材。朱熹明确把《大学》作为古代大学教育的大纲，自定《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经明言三纲领八条目，作为大学教育的纲领；传对三纲领八条目作出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并以己意，又借鉴二程的思想，增补格物致知传，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这对后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朱熹又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由《大学》，到《论语》，到《孟子》，再到《中庸》的理学教育的次第，强调此序不可乱，最终是为了通过读“四书”而穷其理。朱熹要求学者读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这一理学集大成的著作，以之作为理学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经学教育的基础。认为其书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强调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亦不得，须熟读，记得。表现出对其作为理学教材的高度重视。
  朱熹不仅以“四书”及自己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大学及理学教育的主要教材，而且为了便于学者入门，编写了一些普及性的理学读物作为教材，如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自编《伊洛渊源录》等。《近思录》编成于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鉴于周敦颐、二程、张载四位理学家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知何处入门，朱熹、吕祖谦从其中辑录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的文字共六百十二条，分为十四卷，作为那些有志于学但无明师良友教之者的教本，使其读《近思录》后，“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近思录后》）。以《近思录》作为理学入门教材，然后再读完整的诸理学家的著作。可见诸位理学家的著作也是朱熹要求学者学习的教本。为此朱熹收集整理，编纂了《程氏遗书》、《外书》、《张南轩文集》等理学家的遗著，以推广传播理学。此外，朱熹还编录了《伊洛渊源录》十四卷，以记述以二程为正宗的理学源流，把张载、邵雍、司马光归于理学一派，而以记载二程思想为最详，并录程门弟子姓名备考。以此书作为疏通理学源流的教本。其后，《宋史》中的“道学”、“儒学”两传，吸取此书甚多。
  关于儒家经典教育的教材。朱熹在“四书”基础上，以儒家“六经”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把“六经”教育作为经学教育的高级阶段，先读“四书”，“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朱子语类》第1658页，卷六十七）。虽然把学习“六经”放在读“四书”之后，但朱熹仍主张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将此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为此，朱熹著《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等，并授意门人依据自己的思想作《书集传》等。这些解经的著作连同“六经”本身在当时及后世被作为经学教育的教材。
  以上可见，朱熹以宋代理学和儒家经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又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由浅入深的阶段，并在“四书”学的基础上，以儒家“六经”作为经学教育的提高阶段，把理学教育与经学教育相结合。与此相应，朱熹在教材设置上，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既自编、自著《小学》、《童蒙须知》、《训蒙诗》、《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等作为理学和经学教育的教材，又刊刻、编印儒学经典和先前的理学著作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尚书》、《诗经》、《周易》、《春秋》及《程氏遗书》、《外书》、《张南轩文集》、《周子通书注释》等作为教本，以之教学。在教育内容和教材设置上体现了朱熹明人伦、明理的教育目的，及其理学教育的特色。
  三、教学论与读书法
  朱熹终生从事教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将其归纳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与其理学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诸如立志、读书以求道、“读书须是虚心切己”、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等教学论和读书法，并批评了不读书和泛滥不知归两种偏向。这些方面不仅是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对教育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亦是作为思想家的朱熹的理学思想在教学方法论上的反映。
  （一）“为学在立志”
  中国古代教育，历来有重视立志的传统。教育事业的先师孔子教育学生，首先从“志于学”开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强调学习必先立志。而立志的内容是求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董仲舒提出“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春秋繁露·玉杯》）的思想，认为志是成就礼的重要因素，故强调“重志”。二程在谈到立志时指出：“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程氏遗书》卷十八）以求道、成圣作为立志的方向和内容。
  朱熹继承儒家教育重视立志的思想，对志作出自己的解释：“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朱子语类》第96页，卷五）认为立志就是人的主观意志向着一个认定的目标用力，并且一往无前，坚持做到底。朱熹把立志与求学联系起来，指出“为学在立志，不干气禀强弱事。”（同上第134页，卷八）认为立志是求学所必须，而与人禀气的强弱无关，即无论人禀气的强弱如何，都必须解决立志的问题。朱熹立志求学的目标在于学做圣人。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同上）并明言立志学尧舜。指出：“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道将这些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学者立志，须教勇猛，自当有进。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朱子语类》第133页，卷八）朱熹对孟子“人皆可为尧舜”的说法十分赞赏，他认为圣贤禀性与常人一般，既然圣贤与常人一般，那为什么不以圣贤为己任呢？所以只要立志为圣，勇往直前，自然可学做圣人，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否则，没有远大的志向，不以圣贤为己任，那将是“枉过一世”（同上），为学者之大病。
  朱熹“为学在立志”的思想是针对贪利禄而不讲道义的求学态度而发。他认为端正学者的治学态度十分重要，否则学以为利禄，就失去了求学的意义和目的，故朱熹强调立志于求道义。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又谕学者》）在读书与立志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立志重于读书，如果志不立，读书将失去方向，即“立志不定，如何读书”（《朱子语类》第177页，卷十一）。指出读书的目的不在追求利禄，而在求义理。他说：“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朱子语类》第176页，卷十一）由于“圣人与理为一”（同上第145页，卷八），所以立志学做圣人与读书穷理是一致的，即在强调立志重于读书的前提下，又要通过读书穷理来实现学做圣人的志向，否则立志便无法落实。
  （二）“读书须是虚心切己”
  与读书求道的目的相联系，朱熹的读书法强调既虚心以求本义，又切己体察义理。把虚心与切己、客观读书以求本义与主观体察以明义理结合起来，既避免以己意推说经文本义，而与本文正意不符，又防止停留在文字表面，而不反求诸身以体察义理的两种偏向。他说：“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同上第179页，卷十一）强调读书必须做到虚心与切己。所谓虚心，指学者看书时要虚其心，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要把己见带进去。因为在朱熹看来，圣贤作经的本意包含在书中，但如果不虚心去读，就会以己意附会经文本义，而不得圣贤之意。他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
  圣贤言语，当虚心看，不可先自立说去撑拄。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
  大抵义理，须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同上）
  在读书方法论上，朱熹首先区分了读者主观的己意和经书客观的本义，或者说圣人作经的本意。其次，朱熹要求学者读书是要了解圣贤作经的本意，而避免以读者己意去附会它。要达于此，避免犯以己意附会经文本义的错误，朱熹提出虚心读书的方法，即以客观的态度读书，不把主观陈见带进去，如此虚一而静，才能得前人文字之本意。朱熹并指出，即使是义理的发挥，也须建立在虚心读书求得本文正意的基础上，否则其义理就会缺乏依据而与经文本义不符。可见朱熹的虚心读书法与他的探求经文之本义的经学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
  所谓切己，是指在虚心读书，求得经文本义的基础上，反身求诸己，把自己带进去体验省察，使自家精神与圣贤之旨契合相入，通过读书，体认出义理，并贯彻到日用中去；否则，圣人之旨与己无关，读书有何用？这是朱熹在虚心读书，求得本义基础上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反映了朱熹要求学者读书的宗旨，而与只讲文义，不做切己工夫的读书法旨趣各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某要得人只就读书上体认义理。”（《朱子语类》第176页，卷十一）读书不仅仅在于懂得圣贤之意，还必须以圣贤之意反身求诸己，发挥主体能动性，以体认义理。不然的话，圣贤之意与我不相干，其圣贤之言也只是虚说。由此，朱熹提出读书求本义须与切己体察相结合，以从自己身上推究义理。
  （三）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
  需要指出，朱熹在强调读书须切己体察的重要性时，曾以向内与向外作为是与非的标准，但那是为了批评只读书不切己的弊端，而并非反对读书本身。事实上朱熹对读书非常重视，虽然他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求道才是目的，但不读书则不能得道。由此朱熹提出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其目的是为了明理求道。
  朱学的特点之一便是强调内外结合，重视知识，主张格物致知，先知后行，从知识积累到道德践履，重视主体对道德理性的体认和心性修养。主张在追求和实践道德理性的过程中，要掌握知识，认为如果没有知识，道德践履和向内体认就会受影响或出偏差，所以他重视对经典的学习和读书。由此提出多读书积累知识，以明道理的读书法。他说：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朱子语类》第170页，卷十）
  须平日多读书，讲明道理，以涵养灌培，使此心常与理相
  入，久后自熟，方见得力处。且如读书，便今日看得一二段，来
  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紧要。须是磨以岁月，读得多，自然有用
  处。且约而言之：《论》、《孟》固当读，“六经”亦当读，史书又不
  可不读。讲究得多，便自然熟。（同上第2849—2850页，卷一
  百一十八）朱熹提倡多读书，逐步积累，历时既久，自然有用。在读书的范围上，不仅《论》、《孟》等“四书”要读，而且“六经”、诸史亦要读。这与陆学不立文字及程颢“何必读书”的见解形成对照。在多读书的前提下，朱熹也注意根据学者年龄、精力的不同，提出不同的读书要求。他说：“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会，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同上第169页，卷十）主张学者当年少精力有余时，尽量多读书，多掌握知识；而当年龄较大时，则把读书的重点放在精读上，通过深思玩味，由究竟其义进到究极至处，得到精深的认识。
  朱熹提倡多读书，尤其对年少的学者更是如此要求，其目的在于通过读书，积累知识，以掌握道理。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也不是流于泛滥无归，而是主张把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如果只为多读而不熟读精思，则为朱熹所不取。他说：“读书不可贪多，且要精熟。”（同上第166页）在读书掌握知识问题上，朱熹主张多读书；在多读书与熟读精思发生矛盾时，朱熹则主张与其贪多，不如求精。这两方面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朱熹的读书法是，既要多读书，又要熟读精思，从而把二者结合起来，既避免只泛观博取，又防止只思不读的片面性。
  （四）对“何必读书”和泛滥不知归两种偏向的批评
  朱熹从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出发，对学界出现的不读书及泛滥无归的两种偏向提出了批评。他说：
  世上一等人说道不须就书册上理会，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书册上理会，不曾体认着自家身己，也不济事。
  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朱子语类》第182页，卷十一）
  所谓“舍去册子”，“不须就书册上理会”，是指不读书，专门从只言片句上发挥道理。朱熹所批评的这种倾向主要是针对程颢的“何必读书”论和陆九渊的江西学。他批评程颢说：“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底深坑也。”（同上第172页，卷十）程颢曾赞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程氏遗书》卷三）的观点，对读书不甚重视，自己也很少著书，与程颐强调积累知识，内外结合的思想有别，并影响到陆氏心学一派。朱熹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不读书的捷径法实则是误人入深坑，即使古人求道，也须读书。他引程颢所赞同的子路的话，并加以反驳：“‘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朱子语类》第181页，卷十一）指出孔子亦批评子路“何必读书”的话为佞，而强调读书的重要性。除批评程颢所赞同的子路“何必读书”的观点外，朱熹对陆氏心学不立文字，只喜从约的倾向提出批评。他说：“今江西诸人之学，只是要约，更不务博；本来虽有些好处，临事尽是凿空杜撰。”（同上第2914页，卷一百二十）这即是不读书的弊病。为了纠正陆学不立文字不读书的流弊，朱熹令学者认真观书，详考儒家经典中的圣贤言语，以从中求得其道理所在。这是朱熹对“舍去册子”，不读书倾向的回应，表现出朱熹对读书积累知识的重视。
  所谓“泛滥不知归”，指只博不约。朱熹批评片面追求泛观博览，而不熟读精思的读书法，反对多读书而不求甚解。这说明朱熹所主张的多读书是与熟读精思相联系，而并非泛观博览而不反之于约。他指出：“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朱子语类》第169页，卷十）泛滥不知归，必然识义理不精，读书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故朱熹对此倾向提出批评，要求由博反约，以避免杂博之病。朱熹所批评的对象主要是婺学人物吕祖俭等。他说：“至于吕子约，又一向务博，而不能反约。读得书多，左牵右撰，横说直说，皆是此理，只是不洁净，不切要，有牵合无谓处。”（同上第2914页，卷一百二十）把博而不约，片面追求多读书的吕祖俭等人的婺学与陆氏只约不博，不立文字的江西学并举，指出二者均违背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的博约关系的正确原则。要么不读书，凿空杜撰；要么只务博览，不知反约，均具有片面性。由此可见，朱熹对“何必读书”，约而不博及泛滥不知归，博而不约的两种治学方法都提出批评，他所提倡的是把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博而反约的治学读书法，从而与陆学和婺学的两种片面性划清了界限。
  质言之，朱熹的教育思想与其理学、经学思想紧密联系。他提出以明人伦、明理为教育的目的，即是其理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并以此批评了学校和科举中出现的片面追求利禄科名，不讲义理的流弊。他以小学和大学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并以理学教育和经学教育作为教育的内容，不仅其理学教育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而且其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贯穿着先“四书”，后“六经”的治学次第。其《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既作为理学教育的教材，又作为其经学教育的基础教材，在当时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标志。朱熹“为学在立志”，读书以求道的思想，“读书须是虚心切己”的方法论，多读书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法，均值得后人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