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不仅疑传注，疑《孔序》、《书序》，而且进一步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古文尚书》亦提出质疑，这充分体现了不同于前代经学的宋学之疑经惑传的特点和学风。
  历史上出现的《古文尚书》主要有汉代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汉代的《古文尚书》见之于《史记·儒林列传》所记载的孔子之家所传的《古文尚书》等，而司马迁的记述较为真实，虽然这种孔子家传本的《古文尚书》后来失传了，但它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不同的两种《古文尚书》。朱熹所怀疑的，是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
  （一）“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
  东晋作者托名孔安国为《尚书》作传，其中的《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朱熹对此书表示怀疑，他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同上第1985页）朱熹从文字训释的角度，以及伪古文出现的年代，表明自己的怀疑。他指出，汉儒训解文字，有疑则阙，而孔《书》古文却都作了训释，这不合《尚书》流传历经磨难而遭损坏的实情，使人不可理解。并以《孔传》之《书》至东晋才出现，而在此之前的诸儒都未见过它为由，对托名西汉孔安国传此《书》表示质疑。朱熹认为伪《古文尚书》为东晋晚出之书，这对后世影响启发很大。
  不仅如此，朱熹还把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与托名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加以比较，以辨伏孔两家所传之异，从而疑《孔传》古文。他说：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
  盖《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以伏生《书》字文考之，方读得。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又却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今人作全书解，必不是。（《朱子语类》第1978页，卷七十八）
  朱熹不仅从文字训释上指出孔《书》古文训释得详尽无阙而不符合实情，而且从文字的难易上区分今古文即伏孔之异。其要点有二：一是以难读和平易来区分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与所谓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不同意把今古文混为一谈，“作全书解”；二是指出今文难、古文易不符合常理，使人难以理解而产生怀疑。朱熹以为《古文尚书》出自孔壁，古文诸篇皆平易好懂，且藏之壁中数百年而不讹损一字，实在不可理解。相反，伏生所传之今文却佶屈聱牙，艰涩难读，且口传之今文全凭记忆，伏生却只记得难的，记不得易的，这也尤其使人可疑。朱熹区分《尚书》之今古文，对后出之伪古文产生怀疑，客观地指出其疑点，这对《尚书》之考辨及尚书学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书》有两体”
  虽然朱熹客观地指出《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区别及其可疑之处，但又以两体之说来为之作解释，即疑之，又信之。他说：
  《书》有两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某恐如《盘庚》、《周诰》、《多方》、《多士》之类，是当时召之来而面命之，而教告之，自是当时一类说话。至于《旅獒》、《毕命》、《微子之命》、《君陈》、《君牙》、《冏命》之属，则是当时修其词命，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朱子语类》，第1980页，卷七十八）
  认为《盘庚》等《今文尚书》篇目是以上教民的口气说话，后被人追录而成，是当时人的表达方法，而后人难晓；至于《旅獒》等《古文尚书》篇目则是以百姓都晓得的通俗语言说话，或者曾经修饰润色过，故较为易晓。朱熹以两体之说来解释今古文之难易，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但毕竟是对今古文难易差异的一种解说，其目的是要保住“六经”在儒学发展史的上重要地位，以为阐发义理作论证。他说：“《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同上第2052页，卷七十九）把《古文尚书》仍视为儒家经典之一，即使对其有疑，也不能推倒其作为经典的地位。朱熹对《古文尚书》疑信参半，最终要维护其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是为了在《尚书》，主要是古文的基础上发挥义理，尤其是通过《大禹谟》阐发圣人传心之旨，为建构理学道统论思想体系服务。正由于此，朱熹对古文的怀疑未能彻底。相比之下，他对《孔传》、《孔序》及《书序》怀疑则比较坚持，明确否定《孔传》、《孔序》为孔安国所作，直把《书序》黜落在经本文之后；而对《古文尚书》则留有余地，既疑且信，以之来求二帝三王之心。但朱熹分辨今古文，指出古文的可疑之处，并在他所解说的《尚书》诸篇中，明确在篇题下注明其归属今文或古文的情况，如在《尧典》篇名下注：“此篇古文、今文皆有”；在《舜典》下注：“古文有，今文合于《尧典》”；《大禹谟》下注云：“古文有，今文无”。（参见《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尚书》）这就把今古文的分辨贯彻到具体的解《书》中去。后蔡沈在《书集传》里继承了朱熹的这一思想，把《尚书》各篇都作了注明，这就为后世分辨今古文，从而辨古文之伪，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