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宋学的疑经惑传精神在朱熹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对待前人旧说，朱熹不盲目信从，而是以求本义的态度，加以考证辨析，疑其所从出，还典籍以本来面目。其治经原则，为清儒所效法。
（一）黜《孔传》、《孔序》
《尚书孔氏传》或称《孔安国尚书传》，以及《孔安国序》亦称《大序》是东晋人伪托西汉孔安国之名对《尚书》包括伪《古文尚书》的解说，被孔颖达奉为解《书》之正宗，恪守“疏不破注”，其《尚书正义》以《孔传》为义疏之原则。而朱熹则从文字训诂考释出发，对《孔传》加以贬斥。他说：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善困，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善困也。……
《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朱子语类》第1984页，卷七十八）
指出西汉时的文字，比较粗放，而《孔传》的文字却比较细致，从文字的风格上辨二者之异，说明《孔传》是魏晋时人所作，而托名孔安国，不是西汉人所写的文章。朱熹的这个论断很接近实际，给后世之辨伪以启发。
朱熹不仅辨《孔传》之伪，而且把《孔序》与之联系起来，提出质疑。他说：
《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
《书序》细弱，只是魏晋人文字。……
《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同上）
此处所说的《书序》，指托名孔安国作的《尚书序》，朱熹有时也称其为《大序》，即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卷首的《序》。朱熹亦是从文字考辨出发，指出《孔序》文字细腻，与汉代文字的粗枝大叶不同，并以此怀疑非孔安国所作，既非西汉人文章，亦非东汉人所作。在排除《孔序》为西汉人所作的前提下，朱熹推论《孔序》作者的时代则比较宽泛，从魏晋、六朝，到唐代的说法都有。前面引文里朱熹提到《孔序》“只是魏晋人文字”、“只似六朝时文字”。朱熹接着说：“孔安国《尚书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汉文字甚次第。司马迁亦不曾从安国受《尚书》，不应有一文字软郎当地。……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朱子语类》第1985页，卷七十八）从魏到唐，其时间跨度有数百年之长，表明朱熹对作《孔序》的作者的认定持慎重态度，但否定孔安国作《大序》，这却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朱熹黜《孔传》、《孔序》，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明确否定的过程。他自称：“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独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识其说，以俟知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记〈尚书〉三义》）开始对《孔传》、《孔序》产生怀疑时，朱熹尚不敢充分认定，只是疑其与《孔丛子》一类伪书相类，到后来则比较明确地肯定“《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并指出“《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朱子语类》第1985页，卷七十八）通过否定《孔传》、《孔序》与孔安国的关系来黜其为伪托之书，这就把长期被奉为解经权威的孔氏传注置于伪书的地位。
（二）疑《书序》
朱熹对《孔传》、《孔序》的贬斥是指出其为后世伪托孔安国所作，他对《书序》的批评主要是否定其为孔子所作的观点，并指出诸篇序文与经不合，未能通一篇之意，由此把诸序之文置于《尚书》经文之后，以复经文之旧，而不使诸儒之说乱其本经。
认为《书序》为孔子所作，见之于《汉书·艺文志》。朱熹对此表示怀疑，指出：“《小序》皆可疑”（同上），“《小序》不可信”（《朱子语类》第1989页，卷七十八）。认为“《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同上第1985页），“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然后人亦自理会他本义未得。”（同上第1983页）以《小序》为不可信，断然否定其为孔子所作。指出《小序》只是周秦时期的素质不高的人所作，人们通过《小序》不可能领会经文的本义。他说：“《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尧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同上第2075页，卷八十）这是从《书序》与经文本义不合来批评《书序》。指出《书序》与经不合，是朱熹否定《书序》为孔子所作的一个内证。因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和大手笔，如果他作《书序》，是不可能不合于经文的。所以朱熹以《尧典》、《康诰》等篇的序文与经不合为由，在临漳所刊“四经”之《尚书》时，便把《书序》置于经文之后，表现出对《书序》的贬抑。他说：“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将原为篇首的《书序》置于经本文之后，这一思想影响了蔡沈，在他的《书集传》里得以贯彻。朱熹自作《书》说若干篇，其《尧典》等便去掉了篇首的《书小序》。对于朱熹除去《书序》，《语类》载：
徐彦章问：“先生却除《书序》，不以冠篇首者，岂非有所疑于其间耶？”曰：“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朱子语类》第1983页，卷七十八）
朱熹对《康诰》篇的《书小序》产生怀疑，认为《小序》未能概括《康诰》之旨，而误以为是讲成王时之事。以此为例，朱熹认为《小序》不可信，将各篇之首的《书小序》去掉，目的是为了直求经文之本义，不以序乱经。或者说，朱熹对《尚书》各篇经文的理解不一定就很准确，他所说的也未必真是经文之本义；而《书序》对于研究《尚书》也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朱熹疑《书序》，重经文，至少反映了他对原典的重视甚于后儒的解说，这也是他与前代义疏之学的区别。
（一）黜《孔传》、《孔序》
《尚书孔氏传》或称《孔安国尚书传》，以及《孔安国序》亦称《大序》是东晋人伪托西汉孔安国之名对《尚书》包括伪《古文尚书》的解说，被孔颖达奉为解《书》之正宗，恪守“疏不破注”，其《尚书正义》以《孔传》为义疏之原则。而朱熹则从文字训诂考释出发，对《孔传》加以贬斥。他说：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善困，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善困也。……
《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朱子语类》第1984页，卷七十八）
指出西汉时的文字，比较粗放，而《孔传》的文字却比较细致，从文字的风格上辨二者之异，说明《孔传》是魏晋时人所作，而托名孔安国，不是西汉人所写的文章。朱熹的这个论断很接近实际，给后世之辨伪以启发。
朱熹不仅辨《孔传》之伪，而且把《孔序》与之联系起来，提出质疑。他说：
《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
《书序》细弱，只是魏晋人文字。……
《尚书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国所作。盖文字善困，不类西汉人文章，亦非后汉之文。（同上）
此处所说的《书序》，指托名孔安国作的《尚书序》，朱熹有时也称其为《大序》，即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卷首的《序》。朱熹亦是从文字考辨出发，指出《孔序》文字细腻，与汉代文字的粗枝大叶不同，并以此怀疑非孔安国所作，既非西汉人文章，亦非东汉人所作。在排除《孔序》为西汉人所作的前提下，朱熹推论《孔序》作者的时代则比较宽泛，从魏晋、六朝，到唐代的说法都有。前面引文里朱熹提到《孔序》“只是魏晋人文字”、“只似六朝时文字”。朱熹接着说：“孔安国《尚书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汉文字甚次第。司马迁亦不曾从安国受《尚书》，不应有一文字软郎当地。……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朱子语类》第1985页，卷七十八）从魏到唐，其时间跨度有数百年之长，表明朱熹对作《孔序》的作者的认定持慎重态度，但否定孔安国作《大序》，这却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即使是这样，朱熹黜《孔传》、《孔序》，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明确否定的过程。他自称：“尝疑今《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只与《孔丛子》同是一手伪书。盖其言多相表里，而训诂亦多出《小尔雅》也。此事先儒所未言，而予独疑之，未敢必其然也。姑识其说，以俟知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记〈尚书〉三义》）开始对《孔传》、《孔序》产生怀疑时，朱熹尚不敢充分认定，只是疑其与《孔丛子》一类伪书相类，到后来则比较明确地肯定“《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并指出“《大序》亦不是孔安国作。”（《朱子语类》第1985页，卷七十八）通过否定《孔传》、《孔序》与孔安国的关系来黜其为伪托之书，这就把长期被奉为解经权威的孔氏传注置于伪书的地位。
（二）疑《书序》
朱熹对《孔传》、《孔序》的贬斥是指出其为后世伪托孔安国所作，他对《书序》的批评主要是否定其为孔子所作的观点，并指出诸篇序文与经不合，未能通一篇之意，由此把诸序之文置于《尚书》经文之后，以复经文之旧，而不使诸儒之说乱其本经。
认为《书序》为孔子所作，见之于《汉书·艺文志》。朱熹对此表示怀疑，指出：“《小序》皆可疑”（同上），“《小序》不可信”（《朱子语类》第1989页，卷七十八）。认为“《书小序》亦非孔子作，与《诗小序》同”（同上第1985页），“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然后人亦自理会他本义未得。”（同上第1983页）以《小序》为不可信，断然否定其为孔子所作。指出《小序》只是周秦时期的素质不高的人所作，人们通过《小序》不可能领会经文的本义。他说：“《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尧一事。《舜典》到‘历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同上第2075页，卷八十）这是从《书序》与经文本义不合来批评《书序》。指出《书序》与经不合，是朱熹否定《书序》为孔子所作的一个内证。因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和大手笔，如果他作《书序》，是不可能不合于经文的。所以朱熹以《尧典》、《康诰》等篇的序文与经不合为由，在临漳所刊“四经”之《尚书》时，便把《书序》置于经文之后，表现出对《书序》的贬抑。他说：“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故今别定此本，一以诸篇本文为经，而复合序篇于后。使览者得见圣经之旧，而不乱乎诸儒之说。”（《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将原为篇首的《书序》置于经本文之后，这一思想影响了蔡沈，在他的《书集传》里得以贯彻。朱熹自作《书》说若干篇，其《尧典》等便去掉了篇首的《书小序》。对于朱熹除去《书序》，《语类》载：
徐彦章问：“先生却除《书序》，不以冠篇首者，岂非有所疑于其间耶？”曰：“诚有可疑。且如《康诰》第述文王，不曾说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说武王，又是自称之词。然则《康诰》是武王诰康叔明矣。但缘其中有错说‘周公初基’处，遂使序者以为成王时事，此岂可信？”（《朱子语类》第1983页，卷七十八）
朱熹对《康诰》篇的《书小序》产生怀疑，认为《小序》未能概括《康诰》之旨，而误以为是讲成王时之事。以此为例，朱熹认为《小序》不可信，将各篇之首的《书小序》去掉，目的是为了直求经文之本义，不以序乱经。或者说，朱熹对《尚书》各篇经文的理解不一定就很准确，他所说的也未必真是经文之本义；而《书序》对于研究《尚书》也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朱熹疑《书序》，重经文，至少反映了他对原典的重视甚于后儒的解说，这也是他与前代义疏之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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