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诗学，强调以《诗》说《诗》，反对以《序》说《诗》，违背诗人之本意。从以《诗》说《诗》出发，朱熹以文学家的眼光，重视《诗》对于情的抒发，认为《诗》全在讽诵之功，其吟咏情性，具有感发人的文学功能，能够使人欢欣和悦，抒发人的情感；而《诗》的和悦抒情、吟咏情性的功能又通过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体现出来，从而使《诗》学从传统《毛序》的讽喻美刺原则中摆脱出来，而得到了自身固有的文学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经》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回归，而与其对男女爱恋之情的约束形成对照。
（一）讽诵吟咏，以发乎情
朱熹重视《诗》的文学功能和对人的情感的抒发，体现了作为理学家的他具有文学修养的一面，而与那些单纯以美刺说《诗》，言理而不言情的解《诗》者相异。关于《诗》的讽诵功能，朱熹指出：“《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朱子语类》第2612页，卷一百四）认为《诗》与其他文体的典籍相比，其特性在于它具有讽诵之功能。所谓讽诵，指用委婉、活络的手法来指意，并加以诵读玩味，如此才能把握诗人作诗之寓意。他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同上第2086页，卷八十）认为诗意的表达方式是委曲折旋，须通过吟咏讽诵来把握，而吟咏讽诵所抒发的，正是人的感情，即吟咏情性。对待人的感情，朱熹并不抹杀，而是主张适当地表达和满足。他认为小雅便能够使人“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诗集传》卷四，《小雅》）。并指出：“至于《诗》，则发乎情。”（《朱子语类》第2100页，卷八十一）对情的抒发和表达，持肯定态度。
不仅如此，朱熹甚至对男女之情也适当肯定，只要它出之于正。比如他在对《召南·摽有梅》篇的注解中便表达了这一思想。朱熹说：“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诗集传》卷一）对此，有人问：“《摽有梅》之诗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朱熹答：“此亦是人之情。尝见晋、宋间有怨父母之诗。读《诗》者于此，亦欲达男女之情。”（《朱子语类》第2101页，卷八十一）首先朱熹赞扬由于被文王之化，南国女子能够贞信自守，而及时出嫁；其次，在回答为什么急于出嫁时，朱熹指出这亦是人之常情，由此而肯定男女之情。这表明朱熹诗学的吟咏情性以发乎情，包括了男女之情。虽然朱熹对男女之情作了适当的肯定，但那是在出于正，即被文王之化的前提下；对那些违背礼义、淫奔者自述的男女淫奔之情，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是坚决反对的。
由于《诗》的本义主要在于讽诵吟咏以发乎情，通过文学语言的描写及文学手法的表达，来抒发情感，所以朱熹要求学者“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同上第2083页，卷八十）义理并不是不重要，但对于《诗》来讲，应更注重于义理之外的文学色彩和情调。文学的寓意往往靠形象思维来把握，不必像追求义理那样逐字去探明。他说：“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同上第2082页）这便是言理之书与言情之书的区别，亦是朱熹从文学的角度探求《诗经》本义的表现。
（二）理会赋比兴
赋、比、兴是为诗歌创作的传统表现手法，朱熹在探求《诗》之本义，吟咏情性，抒发情感的过程中加以理会，以之来表达自己的解《诗》原则，即理会赋、比、兴是为了直探诗人作《诗》之本意。
朱熹为了探求《诗》文之本义，对传统《诗》说加以革新，重新解释了《诗》之六义说，尤其对赋、比、兴赋予新解，以表达其《诗》说之文学主张。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卷一，《周南·葛覃》）“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周南·螽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同上，《周南·关睢》）显然与郑玄以美刺解之有所不同。《语类》也解释了此三者：“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知作《诗》之法度也。”（第2067页，卷八十）朱熹以六义作为作《诗》的法度，其中以风、雅、颂为《诗经》作品的类别，亦是各类乐章的腔调，“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同上）；赋、比、兴则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它通过文学描写以言《诗》，是构成诗歌的要件，通过赋、比、兴的形象、艺术的描写来表现和抒发诗人对事物的情感，即感物道情以托诸辞。
进而，朱熹把赋、比、兴视为《诗》之三经，离此三经则不能作诗。他说：“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若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朱子语类》第2070页，卷八十）认为凡作诗，就离不开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构成，舍此不仅不能作诗，也无法解诗。朱熹把他理解的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的赋、比、兴原则具体运用于解《诗》，每篇诗分章注解，各章注解文字之前，先标明是赋、比、兴的哪一种表现手法，便于读者了解和领会诗人作诗之本意。朱熹以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解《诗》，这与《小序》以美刺说解《诗》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是为了探求《诗》文之本义，后者则在于引申发挥其微言大义，这正是朱熹诗说与传统旧说的区别。
（一）讽诵吟咏，以发乎情
朱熹重视《诗》的文学功能和对人的情感的抒发，体现了作为理学家的他具有文学修养的一面，而与那些单纯以美刺说《诗》，言理而不言情的解《诗》者相异。关于《诗》的讽诵功能，朱熹指出：“《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起来，方见好处。”（《朱子语类》第2612页，卷一百四）认为《诗》与其他文体的典籍相比，其特性在于它具有讽诵之功能。所谓讽诵，指用委婉、活络的手法来指意，并加以诵读玩味，如此才能把握诗人作诗之寓意。他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同上第2086页，卷八十）认为诗意的表达方式是委曲折旋，须通过吟咏讽诵来把握，而吟咏讽诵所抒发的，正是人的感情，即吟咏情性。对待人的感情，朱熹并不抹杀，而是主张适当地表达和满足。他认为小雅便能够使人“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诗集传》卷四，《小雅》）。并指出：“至于《诗》，则发乎情。”（《朱子语类》第2100页，卷八十一）对情的抒发和表达，持肯定态度。
不仅如此，朱熹甚至对男女之情也适当肯定，只要它出之于正。比如他在对《召南·摽有梅》篇的注解中便表达了这一思想。朱熹说：“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诗集传》卷一）对此，有人问：“《摽有梅》之诗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朱熹答：“此亦是人之情。尝见晋、宋间有怨父母之诗。读《诗》者于此，亦欲达男女之情。”（《朱子语类》第2101页，卷八十一）首先朱熹赞扬由于被文王之化，南国女子能够贞信自守，而及时出嫁；其次，在回答为什么急于出嫁时，朱熹指出这亦是人之常情，由此而肯定男女之情。这表明朱熹诗学的吟咏情性以发乎情，包括了男女之情。虽然朱熹对男女之情作了适当的肯定，但那是在出于正，即被文王之化的前提下；对那些违背礼义、淫奔者自述的男女淫奔之情，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是坚决反对的。
由于《诗》的本义主要在于讽诵吟咏以发乎情，通过文学语言的描写及文学手法的表达，来抒发情感，所以朱熹要求学者“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同上第2083页，卷八十）义理并不是不重要，但对于《诗》来讲，应更注重于义理之外的文学色彩和情调。文学的寓意往往靠形象思维来把握，不必像追求义理那样逐字去探明。他说：“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同上第2082页）这便是言理之书与言情之书的区别，亦是朱熹从文学的角度探求《诗经》本义的表现。
（二）理会赋比兴
赋、比、兴是为诗歌创作的传统表现手法，朱熹在探求《诗》之本义，吟咏情性，抒发情感的过程中加以理会，以之来表达自己的解《诗》原则，即理会赋、比、兴是为了直探诗人作《诗》之本意。
朱熹为了探求《诗》文之本义，对传统《诗》说加以革新，重新解释了《诗》之六义说，尤其对赋、比、兴赋予新解，以表达其《诗》说之文学主张。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卷一，《周南·葛覃》）“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同上，《周南·螽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同上，《周南·关睢》）显然与郑玄以美刺解之有所不同。《语类》也解释了此三者：“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知作《诗》之法度也。”（第2067页，卷八十）朱熹以六义作为作《诗》的法度，其中以风、雅、颂为《诗经》作品的类别，亦是各类乐章的腔调，“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同上）；赋、比、兴则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它通过文学描写以言《诗》，是构成诗歌的要件，通过赋、比、兴的形象、艺术的描写来表现和抒发诗人对事物的情感，即感物道情以托诸辞。
进而，朱熹把赋、比、兴视为《诗》之三经，离此三经则不能作诗。他说：“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若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朱子语类》第2070页，卷八十）认为凡作诗，就离不开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构成，舍此不仅不能作诗，也无法解诗。朱熹把他理解的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的赋、比、兴原则具体运用于解《诗》，每篇诗分章注解，各章注解文字之前，先标明是赋、比、兴的哪一种表现手法，便于读者了解和领会诗人作诗之本意。朱熹以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解《诗》，这与《小序》以美刺说解《诗》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是为了探求《诗》文之本义，后者则在于引申发挥其微言大义，这正是朱熹诗说与传统旧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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