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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解《诗》与其解《易》一样，重在追求经文之本义，凡与本义不符的一切旧说，包括《诗序》，甚至孔子、二程在内，都在超越之列。这体现了朱熹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他说：
  《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八》）
  朱熹强调唯经文本意是求，而不问先儒对经文的解说如何，无论何人，只要与经文本意不相符合，都不必理会，以避免对经文的穿凿附会。
  （一）“感物道情”与淫奔之诗
  探求《诗》文之本义是朱熹以《诗》说《诗》的表现，而与其对《诗》文作者的认定相互联系。一般说，朱熹认为国风是民庶在下之人所作，采自民间，其中的“二南”体现了文王之世的风化；而变风是上失其教，民欲动而情胜的产物，故多淫乱之诗。雅、颂则是朝廷之人所作，虽也有刺，但却不是篇篇都有美刺之意。他说：
  《诗》，有是当时朝廷作者，雅、颂是也。若国风乃采诗有采之民间，以见四方民情之美恶，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若变风，又多是淫乱之诗，故班固言“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是也。圣人存此，亦以见上失其教，则民欲动情胜，其弊至此。（《朱子语类》第2067页，卷八十）
  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虽有刺，而其辞庄重，与风异。
  大抵国风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诗，颂是宗庙之诗。
  出于朝廷者为雅，出于民俗者为风。文武之时，周、召之作者谓之周、召之风。东迁之后，王畿之民作者谓之王风。似乎大约是如此，亦不敢为断然之说。（同上第2066—2067页）
  朱熹把一部《诗》分为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产物，其中作于朝廷者，其辞较为庄重，而与风相异；就国风而言，有文武之时周公、召公之地域的作者所作，亦有东迁之后如《王风》等各国的国风。由于组成《诗》的成分、内容不同，所以其诗人作诗的本意亦有不同。从国风包括二南是采自民间的观点出发，朱熹不同意程颐关于二南为周公所作的见解，但这并不排斥朱熹对二南之诗的推崇。
  以对《诗》的作者及产生时代的认定为基础，朱熹认为一般说来，诗人作诗之由在于感物道情，即物而感，以抒发感情，而不是为了特意去讥刺他人，即认为诗人作诗的本意乃在于吟咏情性。他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第2076页）朱熹客观地看到古人作《诗》是为了“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突出一个“情”字，抒发感情和自然情感是诗人作《诗》的本意。同时，朱熹也注意把吟咏情性与玩味义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这我们在下面将要论及。
  除“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本意外，朱熹认为《诗》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淫奔者所作，这部分淫奔之诗其本义自然是淫佚。朱熹在其《诗集传》里，具体例举了淫奔之诗的篇目，其中包括《邶风·静女》、《鄘风·桑中》、《王风·采葛》，以及郑风之《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萚兮》、《山有扶苏》、《狡童》、《子衿》等二十多篇。他说：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诗集传》卷三，《郑风》）
  他指出卫诗三十九篇中，淫奔之诗占四分之一，朱熹所谓卫诗包括邶、鄘、卫三国之诗，他说：“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吕氏诗记桑中篇》）而郑诗淫乱之意更甚，不仅其淫乱之诗的比例高达七分之五，即二十一篇郑诗中有十五篇淫诗，而且皆为女惑男之语。郑卫两诗的淫奔之诗相加，总计有二十四五篇。虽然只占《诗》三百零五篇中的一小部分，但朱熹以理学思想为价值标准，于被视为儒家经典的《诗经》中，断然指出有男女淫佚之作，其《诗经》的作者就有淫奔者，为“淫奔者自叙之辞”（《诗集传》卷三，《郑风·溱洧》），而非皆为圣贤教人之作，这对于儒家经典的权威无疑具有否定的因素。
  （二）对孔子及《诗序》的批评
  从诗人为感物道情，吟咏情性而作《诗》，以及部分诗为淫奔而作的《诗》之本义出发，朱熹对孔子及《诗序》的有关诗说提出批评。《论语·为政》记孔子之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朱熹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第2065页，卷八十）朱熹指出“思无邪”一句固然好，但不能说整个三百篇诗皆是“思无邪”。其持论的依据在于《诗》三百篇中有部分淫奔之诗，其淫奔人所作，故不能称为“思无邪”。他说：
  《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吕氏诗记桑中篇》）
  朱熹以《桑中》和《溱洧》两篇为例，不同意“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的说法，他认为《诗》三百篇中客观地存在着淫诗，这是不容抹杀的。也不赞成所谓“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的维护孔子“思无邪”之诗教的观点。在朱熹看来，彼以有邪之思作淫奔之诗，这是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以无邪之思读之”，这样才能纠其偏而归于正。
  朱熹不仅对孔子“思无邪”的思想提出异议，而且批评了《诗序》的美刺说和“止乎礼义”说。《大序》解《诗》，提出美刺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并在《小序》中贯彻美刺说以解各诗。对此，朱熹提出批评：
  《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诗虽存，而意不可得。序诗者妄诞其说，但疑见其人如此，便以为是诗之美刺者，必若人也。……此类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朱子语类》第2077页，卷八十）
  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同上第2076页）
  指出《诗序》的作者穿凿附会，以己意妄加推论诗人之意，冠之以颂美或讥刺，既不符合诗人作诗之本意，又把丰富多彩、抒发诗人情感的诗意简单化为美刺二字，脱离了诗人作诗“感物道情，吟咏情性”的本旨。并具体指出了美刺失当之处，如“《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淫者相戏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同上第2075页）等等，认为这些都不具讥刺之意，只是《诗序》作者杜撰，而不能发明《诗》之大旨。朱熹对《诗序》美刺说的批评，使得千年来的诗学传统遭到了有力的挑战。虽然朱熹对美刺说提出批评，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诗学中的美刺说，他只是反对以美刺说作为解《诗》的固定模式，篇篇都以美刺套之，从而歪曲了与美刺无关的诗文之意。对于那些可以美刺表达其诗意的篇目，朱熹还是有所借用《诗序》的美刺说的。
  对于《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朱熹亦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只是对正诗的概括，而不能以此来解说全《诗》。他说：
  《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
  问：“止乎礼义”。曰：“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
  “止乎礼义”，如《泉水》、《载驰》固“止乎礼义”；如《桑中》有甚礼义？《大序》只是拣好底说，亦未尽。（《朱子语类》第2072页）
  指出“止乎礼义”说可用以概括正诗，以及变风中的《柏舟》、《泉水》、《载驰》等篇，而《桑中》等变风中的淫奔之诗则是未曾“止乎礼义”的。仍是以《诗经》中的淫奔之诗作为批评“止乎礼义”说的依据。
  （三）雅郑之辨
  朱熹诗学以唯求《诗》文本义为重要特征，他指出《诗》中客观地存在着淫奔之诗，其本义就是描写男女淫奔而不合乎礼义，而这部分淫奔之诗主要存在于郑风里，另在卫风里也有，郑卫淫奔之诗“大段邪淫”，与作为正诗的大小雅形成对立，故有雅郑邪正之分辨。而朱熹的好友吕祖谦在这个问题上则主《毛序》，以为“《诗》皆贤人所作”，不注重区分雅郑，故与朱熹观点有异。朱熹在与吕祖谦的论学中提出了雅郑之辨，并在后来将此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这成为朱熹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张栻逝世后不久，朱熹致书吕祖谦，提出了雅郑之辨问题。他说：“向来所喻《诗序》之说，不知后来尊意看得如何？雅、郑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郑恐便是《郑风》，不应概以风为雅，又于《郑风》之外别求郑声也。圣人删录，取其善者以为法，存其恶者以为戒，无非教者，岂必灭其籍哉！”（《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四，《答吕伯恭三十三》）指出一部《诗经》自有雅郑的分别，雅指大小雅，郑指《郑风》，不应一概以风为雅，混淆二者的区别。认为《诗经》经圣人删录，善恶的内容都存有，并非只保留善的内容而无恶，因善恶皆可以为教。朱熹强调《郑风》就是圣人所言“郑声淫”的郑声，不应在《郑风》之外另寻求所谓的郑声。这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把《郑风》与郑声联系起来，认为《郑风》之中就有邪淫的郑声，反对把郑之邪与雅之正混为一谈。对此，《语类》载：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说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邶、鄘、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宾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如郑卫之诗，岂不亵渎！”（第2090页，卷八十）
  指出不仅郑声淫，而且郑卫之音皆淫，直把郑诗与邶、鄘、卫诗均视为郑卫之音，其中包含了“大段邪淫”的内容，这正是与雅、正之诗的区别所在。朱熹的这段答学者问，是对他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所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关于雅郑邪正之说的解释。他所提到的与郑卫之诗相提并论的郑卫之音，出自于《礼记·乐记》所言：“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正因为郑卫之音为乱世之音，故其诗也邪淫。朱熹引《论语》“郑声淫”和《礼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的言论，将其与郑卫之诗相提并论，这为其淫奔之诗说的提出，以及雅郑邪正之辨，提供了经典的依据。
  进而，朱熹于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作《读吕氏诗记桑中篇》，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雅郑之辨的思想，并批评了与其相对的观点。他说：
  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盖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庞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庞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庞杂之甚而不自知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朱熹系统论述了其雅郑之辨的思想，他指出，尽管国风里有美恶之不同，如二南为正风，但仍不能把风、雅、颂混同起来，尤其应把雅郑区分开来。他反对扩大雅的范围，直把三百篇诗皆视为雅的观点，亦批评把《郑风》与郑声、卫诗与卫音、《桑中》与桑间亡国之音割裂开来，视为二物的观点。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朱熹看来，正因为郑卫之诗即是圣人所“放”的郑声，亦即乱世亡国之音，所以与大、小雅之正诗有严格的区别，因此不能把整个三百篇都视为雅、正之诗；在主《毛序》者看来，郑卫之诗不是圣人所“放”的郑声，亦不是乱世亡国之音，所以与雅、颂一样，“皆贤人所作”，故《诗》三百篇皆雅，不必去区分什么雅郑邪正之类，由此与朱熹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朱熹把雅郑之辨与批评美刺说、批评“止乎礼义”说结合起来，表明其在唯求《诗经》本义的前提下，对《诗序》及传统旧说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