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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这是朱熹经学思想的一大特色。这一思想体现在易学方面，便是朱熹提出《周易》经传相分的思想，把《易》分为上下经及十翼的经传两个部分，这从他所著的《周易本义》对经传的排列分类形式上可见。在经传相分的基础上，朱熹提出了易学发展阶段说。指出易学的发展经历了依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大阶段；由此展开为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伊川之《易》等若干个发展阶段。
  （一）经传相分
  朱熹经传相分的思想是对自王弼以来援《传》于《经》流行作法的批评，是他从《周易》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悟出，同时又参证了古易版本，以证成己说。
  关于从《周易》发展的内在逻辑悟出经传相分的思想，朱熹认为，《周易》一书经历了三古四圣的发展阶段而成书，即伏羲因自然之象以画八卦，当时未有文字，画卦以占卜；文王依卦作卦辞，周公作爻辞，于是立文字，形成《周易》的经文部分，即《易经》，朱熹所说《易》本为卜筮之书，指的就是《易经》；到后来，孔子作十翼，以义理释经，此十翼便是《易传》，孔子恐人一向只把《易》作卜筮看，于是说之以义理，由是经与传相互区别开来。经是以卜筮为主，传则是以释理为主。所以朱熹指出，《易》当初只为卜筮之书，后来发展为释理的《易传》，至王弼用老庄义理解《易》，人们便只以《易》为说理之书。无论是只把《易》看作卜筮之书，还是只把《易》视为义理之书，都是片面的，因为《易》本身分为《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因而亦具有占卜和说理两种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朱熹反对把经传合一，混淆其差别，指出“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朱子语类》第1622页，卷六十六）认为《易》一书应分别经传各自看，不可将伏羲、文王、周公所作之《易经》与孔子所作之《易传》混为一谈。因从内在逻辑上看，经和传分别讲的是卜筮和义理，所以应把《周易》之经传分别开来，避免传文混同于经文，而使对传文义理的阐发取代了对经文本义的探求。
  关于参证古易版本，以证经传相分之说，朱熹认为，自孔子作《传》之后，至汉代费直以前，古易的上下经与十翼均是分开的。自费氏始，把《彖》、《象》、《文言》等传文杂入上下经，到王弼则把经传合而为一，致使经传长期混杂，促进了以传解经这种解《易》原则的流行，而妨碍了对经文本义的探求。孔颖达依据王弼本作《周易正义》，遂使古易不复存在。至宋代，好几个注《易》本都冠以“古易”之名，如晁说之的《古周易》和吕祖谦的《东莱吕氏古易》等，旨在纠正费直、王弼以来援传于经、混同经传之弊，以复《周易》古本十二篇（即上下经与十翼）之次。朱熹受到启发，于是从古本《周易》的经传分类排列中，证其经传相分的思想。朱熹后来所作《周易本义》，即用吕祖谦的《古文周易》本。在《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一文中，朱熹记晁氏之说，并加按语，探讨了《周易》经传分合的历史。指出孔子作《象辞》，并不在六爻经辞之后，即《象传》与卦爻辞不在一处，是分开的，可见古易经传相分。到后来王弼认为《象传》既然是解释经文的，把它附在所释卦爻之后，更易了解其义，所以把《象传》分别附于所释卦爻之后言之，这就使经传合为一体，而与古易之分类排列不合。朱熹引晁氏之语：“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惜哉！”对《周易》由经传相分到经传相合表示痛惜，并企图复其旧，以恢复《周易》经传相分的本来面貌。
  朱熹虽受到晁说之《古周易》的启发，但对他所引“夫子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未能赞同，因这仍有经传相合之痕迹，而与古易原貌未能尽合。于是朱熹又从吕祖谦的《古文周易》本中寻找版本根据，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刊印了吕祖谦所定《古文周易》，在为其所作的跋里，朱熹说：
  右《古文周易》（即《东莱吕氏古易》）经传十二篇，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熹尝以谓《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熹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易》）
  由此可见，朱熹经传相分，复古易之旧的目的，乃在于说明《周易》的《经》这部分本为卜筮而作，不应将《传》对义理的发挥与《经》的卜筮本意混为一谈。他在与吕祖谦的书信中讨论了这一点，虽然两人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吕祖谦《古文周易》对经传的排列分类，给朱熹经传相分的思想提供了版本上的依据。朱熹作《周易本义》，用的即是吕氏本。他在《周易本义》正文篇首说明了此点。朱熹说：《经》“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氏之旧云。”（《周易本义》，《上经》第一）指出晁氏虽开始纠正为诸儒所乱的《周易》古本，但不能完全符合古文《易》书，直到吕祖谦把《易经》定为上下经，共两卷；把《易传》十卷附在上下经之后，经传相分排列，合为十二卷，才符合了孔子作《传》时《周易》经传分别排列的本来面目。于是，朱熹后来作《周易本义》，便用吕祖谦本。其《周易本义》经传的排列便是先上下经两卷，然后再是《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易传》十卷，共计十二卷。从经传的分类排列上把二者区别开来。而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把《彖传》、《象传》、《文言传》、《序卦传》列在所解之上下经各卦之卦爻处的经传相合的排列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形式的区别反映了程颐、朱熹易学思想内在的差异。
  （二）易学发展阶段说
  与经传相分的思想相联系，朱熹提出了易学发展阶段说，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朱熹心目中的易学发展史。
  从总的经传相分的格局讲，朱熹把易学的发展分为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两大阶段，前者以《易经》的产生发展为主，后者以孔子赞《易》，以义理阐释《易经》为主。他说：
  《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是岂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异，故其所以为教、为法者不得不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
  《周易》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圣人以易为教，形成易学。朱熹认为，易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即《易经》阶段，圣人教之以卜筮，以开示吉凶，使人趋利避害；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由把命运系之于天命鬼神、超人间的力量，逐步转移到重视人为。反映到易学的发展过程中，便是朱熹所说的圣人赞《易》，教之以义理，这体现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和道德理性的觉醒。
  具体说来，朱熹依据易学发展的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的两阶段说，吸取《汉书·艺文志》关于“《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易学发展的四个具体阶段说，即伏羲、文王、孔子、程颐四个不同的易说。他说：“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矣。”（《朱子语类》第1648页，卷六十七）其所以不同，是因为伏羲之《易》“只是要作卜筮用”；文王周公虽说了些道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同上第1629页，卷六十六）；至“孔子晚好是书，韦纶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易五赞·述旨》）。前两个阶段虽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是以占卜为主，同属以卜筮为教的大阶段。到孔子以义理阐发《易经》，其十翼之篇便开以义理为教之阶段；“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样。”（《朱子语类》第1630页，卷六十六）指出程颐易说与孔子之《易》类似，其讲义理处又更甚于孔子，故亦属于以义理为教之易学，是对孔易义理的发展。朱熹把从伏羲到伊川的易学分成“四样”，也就是分为四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发展阶段。
  由于朱熹重视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有时他也把邵氏易说纳入其易学发展阶段中，以构成其易学发展史上的一环。他说：“惟皇昊羲，仰观俯察……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圣传之，是为十翼，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易五赞·原象》）朱熹勾勒了一条较为简明的易学发展史的线索，其中把邵雍归于羲画，并把易学发展的诸阶段一以贯之，既体现了经传相分、圣人各自以卜筮和义理为教的原则，又认为“四圣一心”（同上，《易五赞·述旨》），共同体现了《易》道的精神。
  质言之，朱熹经传相分的思想，既求经文之本义，又主张在本义的基础上发挥义理；其提出的易学发展阶段说，即是在区分以卜筮为教和以义理为教的前提下，把二者统一于一以贯之之《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