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关于《易经》的基本见解是：应该根据圣人作《易》的本意来解释《易经》，这个本意就是占卜，而义理之说则是后起的。如果不以《易》为卜筮之书，而把它作为义理之书来看待，就会使人们的意见混入经文，导致经的本义难明，从而堵塞《易》所提供的通往圣人境界的道路。由此朱熹批评了义理学派与经文本义脱节的倾向，这是对借经典阐发义理的宋代理学的补充，亦是易学史乃至经学史上的一大创见。
  （一）《易》之本义为占卜
  在朱熹的著述里，“《易》本为卜筮而作”这一典型的论断随处可见。他说：
  《易》本为卜筮而作。古人淳质，初无文义，故画卦爻以“开物成务”。……此《易》之大意如此。（《朱子语类》第1620页，卷六十六）
  所喻读《易》甚善，此书本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数，以断吉凶。（《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刘君房二》）
  朱熹强调，圣人作《易》的本意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其卦爻辞依象数而来，并以此预测吉凶。然而由于其占卜之法已失传，以致无论是言象数者，还是言义理者都未能领会《易》之本义，或是穿凿附会，或是牵强无据，使得圣人作经的本意不明。从释义学的角度看，朱熹客观地揭示了《周易》产生之初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符合人类认识发展早期的实情。
  正因为《易经》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占卜需要，以预吉凶，趋利避害，故在它产生之初，并没有后来所发挥的道理。朱熹所谓的“《易》本为卜筮而作”，是指伏羲、文王、周公所作之《易》，亦即易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他说：“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朱子语类》第1646页，卷六十七）也就是说，伏羲画卦作《易》，文王、周公作卦爻辞，都是为了教民占卜。由于《易》本为占卜而作，是以筮法教民，在它形成之时，并没有多少道理，所以《易》未被列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只是被太卜之官所执掌，与作为学校教育内容的诗书礼乐不能相比。他说：“盖《易》本卜筮之书，故先王设官掌于太卜，而不列于学校。学校所教，诗书礼乐而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黎季忱》）指出诗书礼乐教人以道理，故被列于学校；而《易》在当时只是为占筮而设，就其不列于学校而言，说明它的本义初不在义理，而在卜筮。推原其本，《易》以卜筮而为教化。
  虽然《易》本为卜筮之书，圣人作《易》之本意是为了占卜，但朱熹认为，占卜之《易》与义理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非与义理无关，尽管相对于卜筮而言，义理是后起的。他说：
  圣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后来理义明，有事则便断以理义。如舜传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龟筮必协从。”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朱子语类》第1620页，卷六十六）
  指出在理义未明以前，人们依据《易》去占卜吉凶，把命运系于占卜；到后来掌握了理义，人们便以理义为根据，不用去占卜了。朱熹引《尚书·大禹谟》舜告禹的话，以说明只要人先定志，即使鬼神也依于我，龟筮也协从于我。这就降低了卜筮的作用，提高了义理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必去依赖于卜筮，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
  进而，朱熹指出，虽然《易》之本义为占卜，但又不止于占卜。他说：“且如《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圣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义理说出来。”（同上第1621页）这是指孔子在卜筮的基础上，从《易》中发挥出义理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义理掌握得愈多，渐渐淡忘了《易》的本义，甚至讳言《易》为卜筮之书这一基本事实。故朱熹指出，必须还《易》之卜筮之本来面貌，才能客观自然地理会《周易》，使不违经文之本旨。从而提供了探求经文本义的易学方法论原则。
  （二）对义理学派的批评
  从探求经文之本义，即以《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出发，朱熹批评了易学之义理派只重义理的发挥，轻视以至不讲《易》的占卜本义的治《易》方法，指出此弊由来已久，即使一些先生大儒也在所难免，企图纠其弊以复彰《易经》的卜筮之本义。
  朱熹分析了学者不讲《易》的卜筮本意，而专以义理说《易》的原因，指出：“今学者讳言《易》本为占筮作，须要说做为义理作。若果为义理作时，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朱子语类》第1622页，卷六十六）义理学派把《易》视为一部讲义理的书，而讳言《易》本为占筮而作这一本义，朱熹指出，如果《易》是为讲义理而作，那为什么不像《中庸》、《大学》那样，直接论述其道理，为何还要画八卦呢？正因为“八卦之画，本为占筮”（同上），而不是为了讲义理，所以义理学派讳言《易》为卜筮之书是没有必要的。
  虽然朱熹反对只把《易》看作卜筮，他本人在一生中就很少占卜，但他仍重点批评了自王弼以义理解《易》以来流行的只讲义理而不及卜筮的倾向。他说：
  《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系辞》，是犹不看刑统，而看刑统之序例也，安能晓！今人须以卜筮之书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尝见艾轩与南轩争，而南轩不然其说。南轩亦不晓。（《朱子语类》第1622页，卷六十六）
  王弼以义理解《易》，一扫术数，对易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然而后世义理学派只阐发其义理，而不能深入到《易》的占卜本义中去。朱熹指出，如果不以卜筮之书看《易》，则不可治易学。朱熹的这一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林光朝与张栻辩论易学的影响。朱熹并与张拭就《易》之卜筮问题展开了讨论。张拭对朱熹《易》为卜筮之书的见解提出质疑，指出：“《易》说未免有疑。盖《易》有圣人之道四，恐非为卜筮专为此书。当此爻象，如此处之则吉，如此处之则凶，圣人所以示后世。若筮得之者，固当如此处。盖其理不可违，而卜筮固在其中矣。”（《南轩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元晦一》）张栻引《易传·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的话，认为辞、变、象、占四者均为圣人之道，而不同意朱熹关于圣人专为卜筮而作《易》书的观点。但并未否定占卜，只是把卜筮作为《易》的一部分，而存在于理中。这表现出张栻以义理为主的易学倾向，与朱熹的易学思想有所区别。
  虽然朱熹对程颐理学及“四书”学推崇备至，继承吸取甚多，但对程氏易说却不完全苟同，而是有所肯定，有所批评。一方面，朱熹对程颐所阐发的义理高度评价，指出：“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朱文公别集》卷六，《杨伯起》）“今有《伊川传》，且只看此尤妙。”（《朱子语类》第1650页，卷六十七）“《易传》（程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同上第1651页）认为就其阐发的义理而言，程颐所著《易传》是十分精致完善的，也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又对其阐发的义理与经文本义相脱节提出了批评，指出《易程传》“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同上）。认为程颐只讲到了理，而未依据《易》之本义去讲理。朱熹的批评与程颐轻视卜筮，把孔子赞《易》以前的《易经》称之为《易》道未明的思想相符合。同时也表明，在朱熹看来，解《易》和说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解《易》须符合经文之本义，即把《易》客观地看作一部卜筮之书；说理则可以引申和发挥，但又必须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而不可脱节。他说：“《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朱子语类》第1626页，卷六十六）朱熹的思路是，既把解《易》之本义与推说其义理分为两节工夫，不以后者取代废弃前者；又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易》之本义的基础上推说阐发义理，从而把两节工夫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