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程朱之“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二程开其先，朱熹集大成。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四书”重于“六经”，又排列治“四书”的先后次第，其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于“四书”中发明儒家圣人之道。他认为，义理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里，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孔孟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可以说，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义理；还是重训诂，重视对“六经”的注疏，这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分程朱经学与汉唐经学的一个关键。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这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除此之外，朱熹在以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又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
  朱熹之治“四书”，不仅排列其先后次第，作为入道之序，而且遵循其先后之序，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最终是为其理学即新儒学思想作论证。
  朱熹在其《大学章句》篇首祖述二程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以之为纲领，阐发其义理。朱熹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的三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的八条目。认为总述三纲领八条目的第一章为“经”的部分，共205字，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大学章句》）；而“经”以下为“传”的部分，共十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同上）。把《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部分，由于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因而具有了权威性，便于阐发其微言大义，以发明义理。首先，朱熹把明明德的明德与天理相联系，指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大学章句》）强调通过自明其明德，又推己及人，去其人欲之私，达于至善之地，来尽天理之极。并“明明德于天下”，从格物入手，通过修身，内修圣人之德，而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达于外王。
  朱熹认为，《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了无穷的道理，须认真探求，了解其所以作经之意。他说：
  孔子言语一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包含无限道理，无些渗漏。如云“道之以政，齐以之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数句，孔子初不曾著气力，只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委曲详尽，说尽道理，要走它底不得。（《朱子语类》第444页，卷十九）
  指出孔子所说，表面上似乎无关紧要，其实其义理无穷，所以要究其天理，避免读了《论语》后全然无事，流于表面的文字而无所究竟。由此，朱熹要求陈淳详察天理，无一不尽。朱熹问：“《论语》如何看？”陈淳答：“见得圣人言行，极天理之实而无一毫之妄。学者之用工，尤当极其实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朱熹曰：“大纲也是如此。然就里面详细处，须要十分透彻，无一不尽。”（同上第435页）也就是说，朱熹肯定了读《论语》的大纲在于“极天理之实”，而要“极天理之实”，就须从圣人的言行即从《论语》所载中求得。《论语》所载，蕴含着义理，但须十分详尽透彻地考察，才能发明出来。故朱熹重视对《论语》义理的阐发。
  朱熹为了抗衡佛教对儒学的冲击，注重以心性论及道统论对抗之，企图改变儒学思辨哲学水平不高的局面。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儒家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心性论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家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家心性论中的伦理内涵，这遭到朱熹等理学家的抨击。朱熹在建构理学心性论以对抗佛教心性论的过程中，阐发了《孟子》一书的思想，注意把心性论与天理论结合起来，赋予其时代意义。他在阐发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思想时指出：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孟子集注》卷十三）
  强调心具众理，性即理，心性均与理紧密联系，因而心性具有儒家伦理的意义，而不是佛教所谓的空虚之心性。从心性论与天理论的结合上阐发并发展了孟子的心性论，从而划清了儒佛两家心性论的界限。
  朱熹不仅阐发了《孟子》的心性论，而且也发挥了其道统思想。在《尽心下》篇的集注中，朱熹把程氏作为在一千四百年后，接续道统，得不传之学，“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孟子集注》卷十四）的传道人物。从而肯定了二程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自己接续二程，集道统之成作了注脚。
  朱熹在《中庸章句》篇首引二程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同上第17页，《中庸章句》）认为《中庸》一书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担忧道学失传而作，后授之于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同上）以“理一分殊”来解释《中庸》。并强调子思在《中庸》里立言的宗旨：“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中庸章句》）把道与天以及己之人心联系起来，道既是天之理，又存于人心。
  在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的注解中，朱熹表达了其二者均为“修德凝道之大端”的思想，而未突出一方而轻视另一方。他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同上第35—36页）指出尊德性是通过存心来把握道体之大方向；道问学则是从致知出发，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最终是为了穷究道本。并强调把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统一起来，缺一则不能修德凝道。由此看来，那种认为朱熹只是片面地强调道问学而忽视尊德性的看法是不合朱熹本身的思想的。
  如上所述，朱熹在“四书”学方面，继承二程，以“四书”及“四书”学取代“六经”作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道学的内在逻辑，排列“四书”入道的次第；通过集注“四书”，阐发义理，以求义理作为治“四书”的最高原则；同时把阐发义理与对“四书”的训诂注疏结合起来。由此发展了二程的经学思想，集程朱“四书”学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