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四书”与“六经”的关系上，朱熹强调“四书”重于“六经”，目的是为了以“四书”发明圣人之道。在“四书”内部，朱熹则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来排列先后，作为“入道之序”，目的是为了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及道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求得圣人之道。对于治“四书”的先后次第，朱熹本人提出如下见解和要求：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第249页，卷十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同上）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朱子语类》第250页，卷十四）
  强调治“四书”以《大学》为先，《大学》不仅为“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的先务。这是因为，《大学》一书系统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次第，是修身治学的纲领，通过治《大学》，立根本，才能明道学。所以朱熹把《大学》视为修身治学的“规模”和道学的“根脚”，给以高度重视，要求学者先通《大学》，再及《论》、《孟》、《中庸》三书。
  《论语》也是朱熹十分看重的书，虽然朱熹认为它多为门弟子所集，但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所以他赞同“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同上第432页，卷十九）的说法．朱熹说：“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同上）主张通过穷究《论语》中孔子的言论，来了解孔子的思想。但由于《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言语散见，“初看亦难”，故朱熹把它放在治《大学》之后。
  《孟子》的次序又在《论语》之后，朱熹认为，《孟子》一书是对孔子之道的进一步发挥，“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朱子语类》第429页，卷十九）。《论》、《孟》各有所侧重，《孟子》讲理义大体，有不少感奋、发人心之处，所以朱熹对《孟子》高度评价，要求学者日夜熟读，既可从中求得义理，又可晓作文之法，做得第一等文章。
  《中庸》的次第列在“四书”之末，因为此书难度较大，须求圣人微妙而难见的道心，所以在治毕上述三书之后，方宜读《中庸》。《中庸》与圣人之道的传授关系十分密切，朱熹认为，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传授受以“中”的原则，中道便是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朱熹把《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与《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和《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传心诀”相联系，阐发其道统思想，这在经学史及道统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朱熹对“四书”次第所作的说明和阐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先易后难，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二是根据道学思想内在的逻辑来治“四书”。
  从先易后难上讲，《大学》易晓，宜先看；《论》、《孟》初看亦难，故在《大学》之后；《孟子》是对《论语》的发挥，阐发其义理，故在《论语》后；《中庸》难读，故在读完上述三书后，才适宜读。
  从遵循道学思想内在的逻辑看，《大学》定道学规模，论治学修身的次第，是道学之根基，故为入道之先；《论语》发孔子之言，蕴涵着圣人之道，以传道立言，故在定道学规模之后，便要通过治《论语》来“立其根本”，掌握圣人之道的基本原则；《孟子》“义理精明”，发挥圣人之道处甚多，故在立道学根本后，就要从《孟子》中接着阐发义理；《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传心与传道相结合，重在发明圣人相传授受之微妙而难见的道心，故在思想逻辑上处在入道的深化提高阶段。
  以上可见，朱熹关于“四书”次第的论述，是以领会和掌握圣人之道为宗旨的，也是组成其“四书”学的一部分。朱熹关于治“四书”的入道次第，以及先“四书”后“六经”的治经原则，不仅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创新了经学，为发明道统及道学作论证，而且作为公认的读书治学程序，广泛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后期帝制社会的教育达七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