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四书”学虽由二程所发端，然“四书”之名却始由朱熹所提出。朱熹提倡和确立的“四书”之学，是对二程经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颢、程颐为建立理学及道统思想体系的需要，重视和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发明圣人之道，“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然而，二程却没有系统论述“四书”的专门著作，其关于“四书”学的言论大多散见于《遗书》、《外书》等语录里，比较零散，有待于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但二程的思想启发了朱熹，朱熹在二程“四书”学基础上，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反复修改，精心思虑，大量引用二程及其后学的言论，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
  “四书”并行，出于二程的提倡和宣扬，经朱熹集注，逐步风行于天下，进一步扩大了“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四书”二字的提出，出自于朱熹。据束景南教授考证，朱熹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刊印了《四书集注》，“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①如果说二程虽有“四书”学的思想，但却未曾把“四书”学与“四书”概念明确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朱熹则首次提出了“四书”之名，并系统论述了“四书”学思想，这标志着程朱“四书”学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完善。
  朱熹不仅提出了“四书”之名，而且强调“四书”重于“六经”，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子语类》第2614页，卷一百四）
  也就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是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况且对其解说因人各异，而不知是否符合圣人之本意。因此朱熹指出，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语》、《孟》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语》、《孟》等“四书”的位置。并从发挥义理的眼光看，甚至把自己在治经学上着力较多的《易》与《诗》比作“鸡肋”。他说：“《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同上）《易》、《诗》与《语》、《孟》相比，只似鸡肋，可见“四书”的地位在“六经”之上。并指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第428页，卷十九）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由此，朱熹十分重视对“四书”的集注，自称：“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同上第437页）要求学者认真领会其对《论》、《孟》的注解，即朱熹本人通过集注“四书”对义理的发挥。他说：“《集注》且须熟读，记得。”（同上）并对吴仁父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同上）充分表明对自己所作《四书集注》的认真和重视态度。
  从对“四书”的重视出发，朱熹提出先“四书”后“六经”，掌握了“四书”的要旨，然后读“六经”的治学方法。他说：“‘四书’，‘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第2629页，卷一百五）指出“四书”是“六经”的基础，求得“四书”的道理后，便可登堂入室，去读难度较大的“六经”。他说：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第2778页，卷一百一十五）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同上第1658页，卷六十七）
  强调于“四书”中精心细求，探得圣人之道，然后再读《诗》、《书》、《礼》、《乐》、《易》等“六经”，切勿先看《易》、《诗》之类难度较大，且不直接阐发义理的经典，如此掌握为学之序。朱熹先“四书”后“六经”思想的实质在于，“四书”可直接阐发圣人之道，义理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里，通过治“四书”，便可求得义理，发明圣人之道；而“六经”则只是间接与孔孟之道发生联系，与义理的关系隔了一层，所以只有先治“四书”，掌握了圣人作经的本意后，再来治“六经”，进一步明义理。
  以上可见，朱熹继承二程，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局面，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随着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四书”学得以完善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