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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学是朱熹经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朱熹一生对此用力最勤，下功夫最多，集四十年之功潜心理会，以“四书”及“四书”之学取代“六经”作为整个经学的主体和基础。通过集注“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与“六经”相对应的“四书”之名，以求义理作为治“四书”，亦为治经的最高原则，在此前提下把义理与训诂考据相结合，从中发明圣人之道，为建构和论证理学思想体系服务。认为“四书”重于“六经”，治经学以治“四书”为先、为主，“六经”则处于从属地位；并在“四书”之中，排列其治学次第，以作为“入道之序”。其重视义理，以至为了阐发义理而不惜以己意增补传文的思想及作法是对二程“由经穷理”，以己意解经思想的继承，从而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革新并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的方向，对中国后期帝制社会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在追求义理的前提下，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的思想又是对二程过分强调义理而轻视考据思想的扬弃，亦是对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不及义理治经路数的辩证的发展。朱熹的“四书”学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汉宋学的对立，具有某种在新的高度融合汉宋学的倾向，这甚至是后来清代的新汉学所无法比拟的。
  一、“四书”重于“六经”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四书”学虽由二程所发端，然“四书”之名却始由朱熹所提出。朱熹提倡和确立的“四书”之学，是对二程经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程颢、程颐为建立理学及道统思想体系的需要，重视和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发明圣人之道，“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然而，二程却没有系统论述“四书”的专门著作，其关于“四书”学的言论大多散见于《遗书》、《外书》等语录里，比较零散，有待于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但二程的思想启发了朱熹，朱熹在二程“四书”学基础上，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反复修改，精心思虑，大量引用二程及其后学的言论，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并加以发展，从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传统汉学的单纯注经模式，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从而确立了“四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体地位。
  “四书”并行，出于二程的提倡和宣扬，经朱熹集注，逐步风行于天下，进一步扩大了“四书”在社会上的影响。“四书”二字的提出，出自于朱熹。据束景南教授考证，朱熹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刊印了《四书集注》，“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①如果说二程虽有“四书”学的思想，但却未曾把“四书”学与“四书”概念明确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朱熹则首次提出了“四书”之名，并系统论述了“四书”学思想，这标志着程朱“四书”学体系的正式确立和完善。
  朱熹不仅提出了“四书”之名，而且强调“四书”重于“六经”，在他看来，《诗》、《书》、《易》、《春秋》等“六经”与圣人本意之间已隔有一两重，乃至三四重，所以与其求之于“六经”，不如直接从《论语》、《孟子》等“四书”中领会圣人之本意。他说：
  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子语类》第2614页，卷一百四）
  也就是说，《论语》、《孟子》直接记载了孔孟之言，传道立说，深得圣人之旨，通过专意读是书，便可掌握圣人本意，即儒家圣人之道。而《诗》、《书》、《易》、《春秋》等“六经”并非治经之急务，况且对其解说因人各异，而不知是否符合圣人之本意。因此朱熹指出，探求圣人之道，不须急于理会“六经”，只要先从《语》、《孟》中专心领会即可，把“六经”置于从属于《语》、《孟》等“四书”的位置。并从发挥义理的眼光看，甚至把自己在治经学上着力较多的《易》与《诗》比作“鸡肋”。他说：“《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同上）《易》、《诗》与《语》、《孟》相比，只似鸡肋，可见“四书”的地位在“六经”之上。并指出：“《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朱子语类》第428页，卷十九）显然认为《论语》、《孟子》等“四书”的重要性和适用效果超过“六经”。由此，朱熹十分重视对“四书”的集注，自称：“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同上第437页）要求学者认真领会其对《论》、《孟》的注解，即朱熹本人通过集注“四书”对义理的发挥。他说：“《集注》且须熟读，记得。”（同上）并对吴仁父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又曰：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同上）充分表明对自己所作《四书集注》的认真和重视态度。
  从对“四书”的重视出发，朱熹提出先“四书”后“六经”，掌握了“四书”的要旨，然后读“六经”的治学方法。他说：“‘四书’，‘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第2629页，卷一百五）指出“四书”是“六经”的基础，求得“四书”的道理后，便可登堂入室，去读难度较大的“六经”。他说：今学者不如且看《大学》、《语》、《孟》、《中庸》四书，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自应有得。待读此四书精透，然后去读他经，却易为力。（《朱子语类》第2778页，卷一百一十五）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同上第1658页，卷六十七）
  强调于“四书”中精心细求，探得圣人之道，然后再读《诗》、《书》、《礼》、《乐》、《易》等“六经”，切勿先看《易》、《诗》之类难度较大，且不直接阐发义理的经典，如此掌握为学之序。朱熹先“四书”后“六经”思想的实质在于，“四书”可直接阐发圣人之道，义理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里，通过治“四书”，便可求得义理，发明圣人之道；而“六经”则只是间接与孔孟之道发生联系，与义理的关系隔了一层，所以只有先治“四书”，掌握了圣人作经的本意后，再来治“六经”，进一步明义理。
  以上可见，朱熹继承二程，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局面，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随着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发展，“四书”学得以完善和确立。
  二、“四书”次第
  在“四书”与“六经”的关系上，朱熹强调“四书”重于“六经”，目的是为了以“四书”发明圣人之道。在“四书”内部，朱熹则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来排列先后，作为“入道之序”，目的是为了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及道学思想的内在逻辑，以求得圣人之道。对于治“四书”的先后次第，朱熹本人提出如下见解和要求：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朱子语类》第249页，卷十四）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同上）
  《论》、《孟》、《中庸》，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朱子语类》第250页，卷十四）
  强调治“四书”以《大学》为先，《大学》不仅为“四书”之先，而且是整个学问的先务。这是因为，《大学》一书系统论述了三纲领八条目，以及治学次第，是修身治学的纲领，通过治《大学》，立根本，才能明道学。所以朱熹把《大学》视为修身治学的“规模”和道学的“根脚”，给以高度重视，要求学者先通《大学》，再及《论》、《孟》、《中庸》三书。
  《论语》也是朱熹十分看重的书，虽然朱熹认为它多为门弟子所集，但它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所以他赞同“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同上第432页，卷十九）的说法．朱熹说：“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同上）主张通过穷究《论语》中孔子的言论，来了解孔子的思想。但由于《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言语散见，“初看亦难”，故朱熹把它放在治《大学》之后。
  《孟子》的次序又在《论语》之后，朱熹认为，《孟子》一书是对孔子之道的进一步发挥，“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朱子语类》第429页，卷十九）。《论》、《孟》各有所侧重，《孟子》讲理义大体，有不少感奋、发人心之处，所以朱熹对《孟子》高度评价，要求学者日夜熟读，既可从中求得义理，又可晓作文之法，做得第一等文章。
  《中庸》的次第列在“四书”之末，因为此书难度较大，须求圣人微妙而难见的道心，所以在治毕上述三书之后，方宜读《中庸》。《中庸》与圣人之道的传授关系十分密切，朱熹认为，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传授受以“中”的原则，中道便是道统传授的重要内容。朱熹把《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与《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和《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传心诀”相联系，阐发其道统思想，这在经学史及道统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朱熹对“四书”次第所作的说明和阐发，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先易后难，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二是根据道学思想内在的逻辑来治“四书”。
  从先易后难上讲，《大学》易晓，宜先看；《论》、《孟》初看亦难，故在《大学》之后；《孟子》是对《论语》的发挥，阐发其义理，故在《论语》后；《中庸》难读，故在读完上述三书后，才适宜读。
  从遵循道学思想内在的逻辑看，《大学》定道学规模，论治学修身的次第，是道学之根基，故为入道之先；《论语》发孔子之言，蕴涵着圣人之道，以传道立言，故在定道学规模之后，便要通过治《论语》来“立其根本”，掌握圣人之道的基本原则；《孟子》“义理精明”，发挥圣人之道处甚多，故在立道学根本后，就要从《孟子》中接着阐发义理；《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其传心与传道相结合，重在发明圣人相传授受之微妙而难见的道心，故在思想逻辑上处在入道的深化提高阶段。
  以上可见，朱熹关于“四书”次第的论述，是以领会和掌握圣人之道为宗旨的，也是组成其“四书”学的一部分。朱熹关于治“四书”的入道次第，以及先“四书”后“六经”的治经原则，不仅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创新了经学，为发明道统及道学作论证，而且作为公认的读书治学程序，广泛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后期帝制社会的教育达七百年之久。
  三、以“四书”阐发义理，集“四书”学之大成
  程朱之“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二程开其先，朱熹集大成。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强调“四书”重于“六经”，又排列治“四书”的先后次第，其目的在于阐发义理，于“四书”中发明儒家圣人之道。他认为，义理思想主要蕴涵在“四书”里，而“六经”只是间接与孔孟之道有关，这与汉唐经学以“六经”为主，重视训诂注疏的治经路向形成对照。可以说，重义理，从“四书”中阐发义理；还是重训诂，重视对“六经”的注疏，这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分程朱经学与汉唐经学的一个关键。在程朱“四书”学内部，以“四书”阐发义理，这是二程与朱熹的大同；除此之外，朱熹在以追求义理为宗旨的前提下，亦不忽视训诂注疏，主张以义理为主而把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这又是二程与朱熹的小异。
  朱熹之治“四书”，不仅排列其先后次第，作为入道之序，而且遵循其先后之序，一步一步地阐发义理，由《大学》，而《论语》，而《孟子》，而《中庸》，使其新儒学的义理不断丰富完善和体系化，建立起以“四书”学为核心的新经学思想体系，最终是为其理学即新儒学思想作论证。
  朱熹在其《大学章句》篇首祖述二程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以之为纲领，阐发其义理。朱熹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的三纲领；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大学的八条目。认为总述三纲领八条目的第一章为“经”的部分，共205字，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大学章句》）；而“经”以下为“传”的部分，共十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同上）。把《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部分，由于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因而具有了权威性，便于阐发其微言大义，以发明义理。首先，朱熹把明明德的明德与天理相联系，指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大学章句》）强调通过自明其明德，又推己及人，去其人欲之私，达于至善之地，来尽天理之极。并“明明德于天下”，从格物入手，通过修身，内修圣人之德，而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达于外王。
  朱熹认为，《论语》一书记载了孔子的言论，其中包含了无穷的道理，须认真探求，了解其所以作经之意。他说：
  孔子言语一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包含无限道理，无些渗漏。如云“道之以政，齐以之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数句，孔子初不曾著气力，只似没紧要说出来，自是委曲详尽，说尽道理，要走它底不得。（《朱子语类》第444页，卷十九）
  指出孔子所说，表面上似乎无关紧要，其实其义理无穷，所以要究其天理，避免读了《论语》后全然无事，流于表面的文字而无所究竟。由此，朱熹要求陈淳详察天理，无一不尽。朱熹问：“《论语》如何看？”陈淳答：“见得圣人言行，极天理之实而无一毫之妄。学者之用工，尤当极其实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朱熹曰：“大纲也是如此。然就里面详细处，须要十分透彻，无一不尽。”（同上第435页）也就是说，朱熹肯定了读《论语》的大纲在于“极天理之实”，而要“极天理之实”，就须从圣人的言行即从《论语》所载中求得。《论语》所载，蕴含着义理，但须十分详尽透彻地考察，才能发明出来。故朱熹重视对《论语》义理的阐发。
  朱熹为了抗衡佛教对儒学的冲击，注重以心性论及道统论对抗之，企图改变儒学思辨哲学水平不高的局面。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受到儒家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心性论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家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家心性论中的伦理内涵，这遭到朱熹等理学家的抨击。朱熹在建构理学心性论以对抗佛教心性论的过程中，阐发了《孟子》一书的思想，注意把心性论与天理论结合起来，赋予其时代意义。他在阐发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思想时指出：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49页，《孟子集注》卷十三）
  强调心具众理，性即理，心性均与理紧密联系，因而心性具有儒家伦理的意义，而不是佛教所谓的空虚之心性。从心性论与天理论的结合上阐发并发展了孟子的心性论，从而划清了儒佛两家心性论的界限。
  朱熹不仅阐发了《孟子》的心性论，而且也发挥了其道统思想。在《尽心下》篇的集注中，朱熹把程氏作为在一千四百年后，接续道统，得不传之学，“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第377页，《孟子集注》卷十四）的传道人物。从而肯定了二程在道统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自己接续二程，集道统之成作了注脚。
  朱熹在《中庸章句》篇首引二程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同上第17页，《中庸章句》）认为《中庸》一书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担忧道学失传而作，后授之于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同上）以“理一分殊”来解释《中庸》。并强调子思在《中庸》里立言的宗旨：“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四书章句集注》第18页，《中庸章句》）把道与天以及己之人心联系起来，道既是天之理，又存于人心。
  在对《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章的注解中，朱熹表达了其二者均为“修德凝道之大端”的思想，而未突出一方而轻视另一方。他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同上第35—36页）指出尊德性是通过存心来把握道体之大方向；道问学则是从致知出发，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最终是为了穷究道本。并强调把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统一起来，缺一则不能修德凝道。由此看来，那种认为朱熹只是片面地强调道问学而忽视尊德性的看法是不合朱熹本身的思想的。
  如上所述，朱熹在“四书”学方面，继承二程，以“四书”及“四书”学取代“六经”作为经学的主体和基础，首次提出“四书”之名，强调“四书”重于“六经”；以道学的内在逻辑，排列“四书”入道的次第；通过集注“四书”，阐发义理，以求义理作为治“四书”的最高原则；同时把阐发义理与对“四书”的训诂注疏结合起来。由此发展了二程的经学思想，集程朱“四书”学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