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的义利观不仅强调义利的分辨，主张循天理之宜，去人之私利，而且提出“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思想，并不因强调义利之分而反对功利。朱熹指出，义利双方既有分别，又是相互联系的，他并不主张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在以义为先的前提下，把义利统一起来。他说：
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朱子语类》第1218页，卷五十一）
认为义中包含了利，行义之时，便有利在其中，甚至认为义所以为利，义最终是为了利的，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大利存于其中，可见义利不离，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其前提是不可先言利，“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同上）朱熹思想的逻辑是，先言利，有意求利，则必然会害于义，不仅如此，求利未得反而带来危害；相反，不言利，“只向义边做”，则自然会带来利益以至大利。这与张栻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区分义利的思想有类似之处。
朱熹继承了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思想，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他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指出一事当前，唯利是求而不知有仁义，只会有害；只有以仁义为心，不去求利，反而会客观地带来利益。
朱熹还通过解释《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的命题来阐发其义利统一、义利相兼的思想。他说：
“利者义之和。”所谓义者，如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各自有义。然行得来如此和者，岂不是利？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朱子语类》第1705页，卷六十八）
认为按义的原则去行，使之各得其宜乃和，这即是利；反之，则不利。并指出义利相兼，利伴随着义而来，凡事符合义，则利自然随之；利亦是义之和的表现。可见义利是统一不可分的。
从朱熹“义未尝不利”、“义便兼得利”的思想来看，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在分辨义利，批判人之私利的同时，并未否定一般的利益，把义利双方绝对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义利双方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相互统一，相互结合。尤其他在政治实践中，十分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处处考虑民众疾苦，把德治体现在重视民生和恤民上（详见本书第二章：朱熹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思想）。
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朱子语类》第1218页，卷五十一）
认为义中包含了利，行义之时，便有利在其中，甚至认为义所以为利，义最终是为了利的，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大利存于其中，可见义利不离，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其前提是不可先言利，“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同上）朱熹思想的逻辑是，先言利，有意求利，则必然会害于义，不仅如此，求利未得反而带来危害；相反，不言利，“只向义边做”，则自然会带来利益以至大利。这与张栻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区分义利的思想有类似之处。
朱熹继承了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思想，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他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指出一事当前，唯利是求而不知有仁义，只会有害；只有以仁义为心，不去求利，反而会客观地带来利益。
朱熹还通过解释《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的命题来阐发其义利统一、义利相兼的思想。他说：
“利者义之和。”所谓义者，如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各自有义。然行得来如此和者，岂不是利？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朱子语类》第1705页，卷六十八）
认为按义的原则去行，使之各得其宜乃和，这即是利；反之，则不利。并指出义利相兼，利伴随着义而来，凡事符合义，则利自然随之；利亦是义之和的表现。可见义利是统一不可分的。
从朱熹“义未尝不利”、“义便兼得利”的思想来看，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在分辨义利，批判人之私利的同时，并未否定一般的利益，把义利双方绝对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义利双方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相互统一，相互结合。尤其他在政治实践中，十分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处处考虑民众疾苦，把德治体现在重视民生和恤民上（详见本书第二章：朱熹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