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三节 义利观
内容
在中国思想史上，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的是价值观问题。价值观的讨论集中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的义利观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各个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对义利关系问题都很重视。自孔孟提出重义轻利，先义而后利的义利观以来，董仲舒强调正义、明道而不计功利。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基于对唐末五代儒家伦理扫地，人无廉耻，汲汲于私利而造成社会大动乱的深刻反思，二程和朱熹都强调义利之辨，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主张功利服从道义。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既强调义利的分辨，以理欲之辨论义利公私之分，使传统的义利观具有了理学的时代特色，又看到义利的统一，指出“义未尝不利”，认为义客观上会带来利，只是不可先有求利之心，并强调以义制利，把利纳入义的裁制指导之下，反对不顾道义原则的单纯求利，而不反对利本身。过去认为儒家的义利观发展到理学阶段，进一步把义利摆在了对立的位置，割裂义利之间的关系，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从理学代表人物二程朱熹的义利观来看，程朱虽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也不排斥利，认为“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氏遗书》卷十九），“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程氏外书》卷七），指出“才说义，乃所以为利。”（《朱子语类》第1218页，卷五十一）表现出义利结合，肯定物质利益的思想。因此，对理学尤其是朱熹的义利观应作全面、客观的了解，防止片面地强调其一种倾向而忽视另一种倾向。
一、“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
朱熹的义利观首先强调对义利的分辨，不要将二者混淆起来。他说：
事无大小，皆有义利。
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殽不别于其心。
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
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同上第227页，卷十三）
朱熹指出，任何事物之中，不论事物的大小，都有义利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事当先，都有个对事物作价值判断的问题，是追求义，还是追求利。并指出，不论学问做得怎样，程度是深是浅，都要分辨义利。朱熹以天理人欲之分区别义利，这是对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发展。朱熹在解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时指出：“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论语集注》卷二）认为义即是符合天理之所宜；利则是人情之所欲。与朱熹的理欲观相联系，在义利观上，他并不否定一般的人情所欲的物质利益，而是否定私利，把一般所指的利纳入义的包容之中。
如同人欲中有私欲一样，朱熹认为利也与人欲之私相联系。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其所谓义，指仁义、天理、公；其所谓利，指利益、人欲、私。朱熹强调，正因为利与人欲之私相联系，所以要从根源上分清义与利的差别，否则，不循天理之公而放纵人欲之私，将祸害无穷。指出循天理则无不利，纵人欲则未得利反而带来危害。最终仍是以利害关系来衡量义与利的得失，这说明尽管朱熹强调义利的分辨，要求“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之，但其所谓的循天理之义，仍不能脱离利害之利，义与利最终是不相分离的。
二、“义未尝不利”
朱熹的义利观不仅强调义利的分辨，主张循天理之宜，去人之私利，而且提出“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思想，并不因强调义利之分而反对功利。朱熹指出，义利双方既有分别，又是相互联系的，他并不主张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在以义为先的前提下，把义利统一起来。他说：
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朱子语类》第1218页，卷五十一）
认为义中包含了利，行义之时，便有利在其中，甚至认为义所以为利，义最终是为了利的，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大利存于其中，可见义利不离，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其前提是不可先言利，“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同上）朱熹思想的逻辑是，先言利，有意求利，则必然会害于义，不仅如此，求利未得反而带来危害；相反，不言利，“只向义边做”，则自然会带来利益以至大利。这与张栻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区分义利的思想有类似之处。
朱熹继承了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思想，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他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指出一事当前，唯利是求而不知有仁义，只会有害；只有以仁义为心，不去求利，反而会客观地带来利益。
朱熹还通过解释《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的命题来阐发其义利统一、义利相兼的思想。他说：
“利者义之和。”所谓义者，如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各自有义。然行得来如此和者，岂不是利？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朱子语类》第1705页，卷六十八）
认为按义的原则去行，使之各得其宜乃和，这即是利；反之，则不利。并指出义利相兼，利伴随着义而来，凡事符合义，则利自然随之；利亦是义之和的表现。可见义利是统一不可分的。
从朱熹“义未尝不利”、“义便兼得利”的思想来看，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在分辨义利，批判人之私利的同时，并未否定一般的利益，把义利双方绝对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义利双方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相互统一，相互结合。尤其他在政治实践中，十分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处处考虑民众疾苦，把德治体现在重视民生和恤民上（详见本书第二章：朱熹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思想）。
三、以义制利
朱熹既讲义利的分辨，又讲义利的统一，其指导思想仍是以义为重心，以利服从于义，发挥义的主导作用，使利符合义的规范。由此朱熹提出以义制利的思想，来体现他的重义轻利观。
朱熹对义下的一个定义是：“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孟子集注》卷一）所谓“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朱子语类》第1219页，卷五十一）。即以义作为心裁制万物的标准，凡事合宜，即为义，裁之者在心，心裁物以义为准则。朱熹所谓的心之裁物即是以义制利，他在讲义利双方以义为先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心之制。他说：
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
如何保证仁义优先于功利，朱熹提出要靠心之制，心之制即是以义为标准，故具有以义制利，使其符合仁义之规范的意义。
进而，朱熹以以刀割物喻以义制利，主张以义为标准，通过心裁制利欲，使之合义。他说：
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
心自有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去，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朱子语类》第1220页，卷五十一）
朱熹明确指出，“刀便是义”，那么物即是利，以刀劈物便是以义制利。凡物之来，皆有个辨义利的问题，通过发挥心的主观裁制作用，合义的便肯定，不合义的便不为，如此把利置于义的裁制和掌握之下，谋利的行为便有了义理的根据了。这样既避免了单纯求利而违背义理所造成的危害，又与只讲心性修养，忽视外王事功和客观物质利益的倾向划清了界限。所以说，要看到朱熹义利观的两面，既指出其重义轻利、严于义利之辨的倾向，又注意其给利也留下一定的位置，肯定物质利益和事功的一面
要而言之，朱熹的伦理思想以其仁说、理欲观、义利观为主要内容。其伦理思想的特点是以天理论为理论依据，展开对仁说、理欲之分和义利之辨的论述，其仁说的仁、理欲的理、义利的义，均是天理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并以天理为根据，这体现了朱熹伦理思想的理学特质，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朱熹的伦理思想强调道德修养、道德约束和道德实践，但也并不排斥人的客观物质欲望和利益，其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自律精神，其以道义原则把握对利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压抑感情欲望，比较重义而忽视物质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负作用，尤其不能忽视其流弊对后世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辩证、客观、历史地看待和把握朱熹的伦理思想。
一、“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
朱熹的义利观首先强调对义利的分辨，不要将二者混淆起来。他说：
事无大小，皆有义利。
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殽不别于其心。
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
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同上第227页，卷十三）
朱熹指出，任何事物之中，不论事物的大小，都有义利的存在，也就是说，一事当先，都有个对事物作价值判断的问题，是追求义，还是追求利。并指出，不论学问做得怎样，程度是深是浅，都要分辨义利。朱熹以天理人欲之分区别义利，这是对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发展。朱熹在解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时指出：“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章句集注》第73页，《论语集注》卷二）认为义即是符合天理之所宜；利则是人情之所欲。与朱熹的理欲观相联系，在义利观上，他并不否定一般的人情所欲的物质利益，而是否定私利，把一般所指的利纳入义的包容之中。
如同人欲中有私欲一样，朱熹认为利也与人欲之私相联系。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此《孟子》之书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其所谓义，指仁义、天理、公；其所谓利，指利益、人欲、私。朱熹强调，正因为利与人欲之私相联系，所以要从根源上分清义与利的差别，否则，不循天理之公而放纵人欲之私，将祸害无穷。指出循天理则无不利，纵人欲则未得利反而带来危害。最终仍是以利害关系来衡量义与利的得失，这说明尽管朱熹强调义利的分辨，要求“学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之，但其所谓的循天理之义，仍不能脱离利害之利，义与利最终是不相分离的。
二、“义未尝不利”
朱熹的义利观不仅强调义利的分辨，主张循天理之宜，去人之私利，而且提出“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思想，并不因强调义利之分而反对功利。朱熹指出，义利双方既有分别，又是相互联系的，他并不主张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在以义为先的前提下，把义利统一起来。他说：
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
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朱子语类》第1218页，卷五十一）
认为义中包含了利，行义之时，便有利在其中，甚至认为义所以为利，义最终是为了利的，义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大利存于其中，可见义利不离，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但其前提是不可先言利，“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著利，必害于义。”（同上）朱熹思想的逻辑是，先言利，有意求利，则必然会害于义，不仅如此，求利未得反而带来危害；相反，不言利，“只向义边做”，则自然会带来利益以至大利。这与张栻以无所为与有所为来区分义利的思想有类似之处。
朱熹继承了程颐“君子未尝不欲利”的思想，给利留下了一定的位置。他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孟子集注》卷一）指出一事当前，唯利是求而不知有仁义，只会有害；只有以仁义为心，不去求利，反而会客观地带来利益。
朱熹还通过解释《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的命题来阐发其义利统一、义利相兼的思想。他说：
“利者义之和。”所谓义者，如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各自有义。然行得来如此和者，岂不是利？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朱子语类》第1705页，卷六十八）
认为按义的原则去行，使之各得其宜乃和，这即是利；反之，则不利。并指出义利相兼，利伴随着义而来，凡事符合义，则利自然随之；利亦是义之和的表现。可见义利是统一不可分的。
从朱熹“义未尝不利”、“义便兼得利”的思想来看，作为理学代表人物的朱熹在分辨义利，批判人之私利的同时，并未否定一般的利益，把义利双方绝对对立起来，而是主张义利双方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相互统一，相互结合。尤其他在政治实践中，十分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处处考虑民众疾苦，把德治体现在重视民生和恤民上（详见本书第二章：朱熹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思想）。
三、以义制利
朱熹既讲义利的分辨，又讲义利的统一，其指导思想仍是以义为重心，以利服从于义，发挥义的主导作用，使利符合义的规范。由此朱熹提出以义制利的思想，来体现他的重义轻利观。
朱熹对义下的一个定义是：“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01页，《孟子集注》卷一）所谓“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朱子语类》第1219页，卷五十一）。即以义作为心裁制万物的标准，凡事合宜，即为义，裁之者在心，心裁物以义为准则。朱熹所谓的心之裁物即是以义制利，他在讲义利双方以义为先的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心之制。他说：
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固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实祸哉？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
如何保证仁义优先于功利，朱熹提出要靠心之制，心之制即是以义为标准，故具有以义制利，使其符合仁义之规范的意义。
进而，朱熹以以刀割物喻以义制利，主张以义为标准，通过心裁制利欲，使之合义。他说：
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
心自有这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去，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朱子语类》第1220页，卷五十一）
朱熹明确指出，“刀便是义”，那么物即是利，以刀劈物便是以义制利。凡物之来，皆有个辨义利的问题，通过发挥心的主观裁制作用，合义的便肯定，不合义的便不为，如此把利置于义的裁制和掌握之下，谋利的行为便有了义理的根据了。这样既避免了单纯求利而违背义理所造成的危害，又与只讲心性修养，忽视外王事功和客观物质利益的倾向划清了界限。所以说，要看到朱熹义利观的两面，既指出其重义轻利、严于义利之辨的倾向，又注意其给利也留下一定的位置，肯定物质利益和事功的一面
要而言之，朱熹的伦理思想以其仁说、理欲观、义利观为主要内容。其伦理思想的特点是以天理论为理论依据，展开对仁说、理欲之分和义利之辨的论述，其仁说的仁、理欲的理、义利的义，均是天理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并以天理为根据，这体现了朱熹伦理思想的理学特质，亦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朱熹的伦理思想强调道德修养、道德约束和道德实践，但也并不排斥人的客观物质欲望和利益，其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的自律精神，其以道义原则把握对利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压抑感情欲望，比较重义而忽视物质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历史的发展带来了负作用，尤其不能忽视其流弊对后世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辩证、客观、历史地看待和把握朱熹的伦理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