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四、仁与义礼智
内容
在仁与义礼智关系问题上，朱熹认为，仁义礼智作为一个整体，皆为心之德，为性；在四德之中，仁为首，而不把仁与义礼智割裂开来，分为体用。他说：“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仁说》即是说，仁虽然包含义礼智，而为四德之首，但仁与义礼智并不是体用关系，而是并列为性之内涵。其发用则为爱恭宜别之情，体用关系是以性情分，而不是以仁与义礼智分。
张拭则把心之四德中的仁与义，以及仁与义礼智拆开来分为体用，而不是把仁与义，仁义礼智视为一个整体。他说：“盖仁义，体用相须者也。人之不仁，以非义害之也，不为非义而后，仁可得而存。”（《南轩孟子说》卷七）以仁为体，以义为用，义是为了实现仁的。
朱熹对张栻把仁与义及仁与义礼智拆开来分为体用的观点深感不安。他引张栻的话并提出批评。
“仁专言则其体无不善而已，对义礼智而言，其发见则为不忍之心也。”（此引张栻语）
熹详味此言，恐说仁字不着，而以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见，恐亦未安。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以不忍之心与义礼智均为发见，则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论仁说》）朱熹指出，仁义礼智原其未发时，四者均为性，及其发见，仁义礼智之性便表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其体用关系即是如此。他不同意张栻把仁抽出来单独为体，而以义礼智作为仁之体的发见的思想。批评张栻的观点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他指出：“看仁字当并义礼智字看，然后界限分明，见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所以多说而易差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又论仁说三》）张栻脱离义礼智而单独论仁为性、为体，而以义礼智为发见、为用，这是朱熹所不同意的。虽然朱熹在其《仁说》中也突出仁为四德之长的地位，但他并不是以体用来区分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作为一个整体，当其未发，皆为之性；当其已发，则表现为情。体用是以仁义礼智之性与恻隐、恭敬、辞逊、是非之情来分别，而不是以仁与义礼智来区分。朱熹说：“未发而言仁，可以包义礼智；既发而言恻隐，可以包恭敬、辞逊、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恻隐方是从仁里面发出来底端。”（《朱子语类》第465页，卷二十）这与张栻以体用分仁义及分仁义礼智的思想有别。
如上所述，朱熹在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流中，提出了自己的仁说，标志着宋代理学中程朱一系与心性论、天理论密切相关的仁学体系的最终确立，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朱熹仁说对孔孟仁学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朱熹以仁为性，通过性，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并以仁为体，以爱为情、为用，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其次，朱熹以仁为心之德，心与仁有密切联系（但心非仁），强调通过发挥个人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廓然大公来实现仁，这是对孔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思想的发展。此外，朱熹既提出仁与爱的体用之分、仁与公的相互区别，更重视二者的相互联系，强调以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离爱而言仁”，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贯彻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去，具有重要意义。经朱熹提出成体系的仁说后，中国古代的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拭则把心之四德中的仁与义，以及仁与义礼智拆开来分为体用，而不是把仁与义，仁义礼智视为一个整体。他说：“盖仁义，体用相须者也。人之不仁，以非义害之也，不为非义而后，仁可得而存。”（《南轩孟子说》卷七）以仁为体，以义为用，义是为了实现仁的。
朱熹对张栻把仁与义及仁与义礼智拆开来分为体用的观点深感不安。他引张栻的话并提出批评。
“仁专言则其体无不善而已，对义礼智而言，其发见则为不忍之心也。”（此引张栻语）
熹详味此言，恐说仁字不着，而以义礼智与不忍之心均为发见，恐亦未安。盖人生而静，四德具焉，曰仁曰义曰礼曰智，皆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性之德也。及其发见，则仁者恻隐、义者羞恶、礼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体以见其本，所谓情也、性之发也。……以不忍之心与义礼智均为发见，则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论仁说》）朱熹指出，仁义礼智原其未发时，四者均为性，及其发见，仁义礼智之性便表现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其体用关系即是如此。他不同意张栻把仁抽出来单独为体，而以义礼智作为仁之体的发见的思想。批评张栻的观点是“但知仁之为性，而不知义礼智之亦为性”。他指出：“看仁字当并义礼智字看，然后界限分明，见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独论仁字，所以多说而易差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张钦夫又论仁说三》）张栻脱离义礼智而单独论仁为性、为体，而以义礼智为发见、为用，这是朱熹所不同意的。虽然朱熹在其《仁说》中也突出仁为四德之长的地位，但他并不是以体用来区分仁义礼智。仁义礼智作为一个整体，当其未发，皆为之性；当其已发，则表现为情。体用是以仁义礼智之性与恻隐、恭敬、辞逊、是非之情来分别，而不是以仁与义礼智来区分。朱熹说：“未发而言仁，可以包义礼智；既发而言恻隐，可以包恭敬、辞逊、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恻隐方是从仁里面发出来底端。”（《朱子语类》第465页，卷二十）这与张栻以体用分仁义及分仁义礼智的思想有别。
如上所述，朱熹在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流中，提出了自己的仁说，标志着宋代理学中程朱一系与心性论、天理论密切相关的仁学体系的最终确立，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朱熹仁说对孔孟仁学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朱熹以仁为性，通过性，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并以仁为体，以爱为情、为用，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角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其次，朱熹以仁为心之德，心与仁有密切联系（但心非仁），强调通过发挥个人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廓然大公来实现仁，这是对孔子“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思想的发展。此外，朱熹既提出仁与爱的体用之分、仁与公的相互区别，更重视二者的相互联系，强调以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离爱而言仁”，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贯彻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去，具有重要意义。经朱熹提出成体系的仁说后，中国古代的仁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