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仁说的提出，是对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先前仁的思想的吸取、借鉴和发展，亦是与同时代的学者展开学术交流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体现了仁说在宋代理学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访张栻于长沙时，两人就专门讨论过仁，后来又通过书信往返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以及吕祖谦等展开了对仁的讨论。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年）朱熹和张栻各自著《仁说》定本，阐发自己对仁的理解，从而提出了完整的仁说。
关于仁说讨论之始，《朱子语类》有所涉及。“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朱子语类》第2606页，卷一百三）是说“向来往长沙”，即乾道三年朱熹访张栻于长沙时，两人讨论过仁，而不仅辩论了中和问题。
关于朱熹仁说之定论，即《仁说》的定稿时间为何年？刘述先认为朱熹于乾道九年（癸巳年）改定其仁说。他说：
我们可以说有很强的证据可以断定仁说系改定于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时。如果仁说改定稿是论辨完成以后的结果，则这一场论辨必在壬辰、癸巳两年之间，可以断言。①
指出朱熹仁说的改定稿是在同张拭展开论辩之后形成的结论，而这场辩论集中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壬辰）和乾道九年两年之间进行。
束景南认为朱熹“在乾道八年正式写出《仁说》，标志着程朱派思辨的仁学体系的诞生”②。并认为张栻的《仁说》作于乾道九年，朱熹也于此年修改了去年正式写出的《仁说》，将其定稿，这表明朱张二人关于仁说的论辩于乾道九年末结束。
而陈荣捷则认为朱熹“《仁说》大定于乾道七年（一一七一），而早在若干年已开始矣”③。
陈荣捷引《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中朱熹《答吕伯恭书之十八》里的话来说明朱熹作此书时，其《仁说》“已成定论”，“已定稿矣”。从朱熹与张栻等人往返论仁的书信看，陈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关键在确定朱熹答吕祖谦的这封书作于何年？只要证明了此文写作的年代，就可证实朱熹《仁说》定稿于何年。就在此文的末尾朱熹说：
元履春间不幸不起疾，甚可伤。近方为卜得地，旦夕往与谋葬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十八》）
即是说，朱熹作此文的当年春间魏元履因病去世，朱熹将此事告之吕祖谦，并称将前去办理葬事。不久，朱熹于此年七月己未葬魏元履灵柩时，前往其家建宁府建阳县之招贤里，并为之撰墓志铭。其铭曰：“诀卒之日实九年闰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同上卷九十一，《国录魏公墓志铭》）即魏元履卒于乾道九年春间的闰月，由此可知朱熹答吕祖谦的此书作于魏元履去世之年（乾道九年）的春间闰月至七月葬其柩之间的某个时候。此时，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朱熹《仁说》已定稿，其“仁说已成定论”。但不是陈先生根据《伊洛渊源录》编成之年往前推一两载的乾道七年左右。
如上所述，并根据朱熹、张栻及他人往返论仁的材料来看，朱熹与张栻在长沙之会时就仁说展开了讨论，以后陆续反复论仁，而集中在乾道八年、九年两年。朱、张两人的《仁说》经相互辩难、质疑而于乾道九年定稿，在定稿以前，已写有初稿。其中朱熹于乾道八年写了一个《仁说》稿本，而于乾道九年对其作了修改而成定论。在与当时众多学者主要是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交流中，朱熹的仁说得以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仁学体系，从而使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一派关于仁的学说趋于完善和理论化。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访张栻于长沙时，两人就专门讨论过仁，后来又通过书信往返与张栻等湖湘学者以及吕祖谦等展开了对仁的讨论。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年）朱熹和张栻各自著《仁说》定本，阐发自己对仁的理解，从而提出了完整的仁说。
关于仁说讨论之始，《朱子语类》有所涉及。“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朱子语类》第2606页，卷一百三）是说“向来往长沙”，即乾道三年朱熹访张栻于长沙时，两人讨论过仁，而不仅辩论了中和问题。
关于朱熹仁说之定论，即《仁说》的定稿时间为何年？刘述先认为朱熹于乾道九年（癸巳年）改定其仁说。他说：
我们可以说有很强的证据可以断定仁说系改定于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时。如果仁说改定稿是论辨完成以后的结果，则这一场论辨必在壬辰、癸巳两年之间，可以断言。①
指出朱熹仁说的改定稿是在同张拭展开论辩之后形成的结论，而这场辩论集中在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壬辰）和乾道九年两年之间进行。
束景南认为朱熹“在乾道八年正式写出《仁说》，标志着程朱派思辨的仁学体系的诞生”②。并认为张栻的《仁说》作于乾道九年，朱熹也于此年修改了去年正式写出的《仁说》，将其定稿，这表明朱张二人关于仁说的论辩于乾道九年末结束。
而陈荣捷则认为朱熹“《仁说》大定于乾道七年（一一七一），而早在若干年已开始矣”③。
陈荣捷引《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中朱熹《答吕伯恭书之十八》里的话来说明朱熹作此书时，其《仁说》“已成定论”，“已定稿矣”。从朱熹与张栻等人往返论仁的书信看，陈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但关键在确定朱熹答吕祖谦的这封书作于何年？只要证明了此文写作的年代，就可证实朱熹《仁说》定稿于何年。就在此文的末尾朱熹说：
元履春间不幸不起疾，甚可伤。近方为卜得地，旦夕往与谋葬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十八》）
即是说，朱熹作此文的当年春间魏元履因病去世，朱熹将此事告之吕祖谦，并称将前去办理葬事。不久，朱熹于此年七月己未葬魏元履灵柩时，前往其家建宁府建阳县之招贤里，并为之撰墓志铭。其铭曰：“诀卒之日实九年闰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同上卷九十一，《国录魏公墓志铭》）即魏元履卒于乾道九年春间的闰月，由此可知朱熹答吕祖谦的此书作于魏元履去世之年（乾道九年）的春间闰月至七月葬其柩之间的某个时候。此时，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言，朱熹《仁说》已定稿，其“仁说已成定论”。但不是陈先生根据《伊洛渊源录》编成之年往前推一两载的乾道七年左右。
如上所述，并根据朱熹、张栻及他人往返论仁的材料来看，朱熹与张栻在长沙之会时就仁说展开了讨论，以后陆续反复论仁，而集中在乾道八年、九年两年。朱、张两人的《仁说》经相互辩难、质疑而于乾道九年定稿，在定稿以前，已写有初稿。其中朱熹于乾道八年写了一个《仁说》稿本，而于乾道九年对其作了修改而成定论。在与当时众多学者主要是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交流中，朱熹的仁说得以提出并形成了自己的仁学体系，从而使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一派关于仁的学说趋于完善和理论化。
附注
①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14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②束景南：《朱子大传》第29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③陈荣捷：《论朱子之仁说》，《哲学与文化》第八卷六期，198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