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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提出“格物只是穷理”的思想，强调认识的目的是为了穷理，通过对格物的解释，把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突出了格物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以及格物穷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一）格物说
  朱熹继承二程，以格物说作为其认识论的基础。所谓格物，程颐把格物解释为穷理。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朱熹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指出：
  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而其所谓“格，至也，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谬说实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形也，则者理也，形者所谓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谓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无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则无以顺性命之正而处事物之当，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极，则物之理有未穷，而吾之知亦未尽，故必至其极而后已。此所谓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朱熹在答江德功的书中，强调自己的格物说本于二程，但又不完全苟同，而是有了发展。这表现在，在二程以“至”训“格”，至物而穷理的基础上，提出即是物以求理和“至其极”的思想，强调求理不得脱离具体事物，必须即物以求之，并且求理又必须至物之极，深入彻底地穷极物理，才能得到详尽的认识。由此，朱熹对格物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格物，格犹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处。”（《朱子语类》第283页，卷十五）“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大学或问》卷一）认为格物的格就是至其极。与至其极相关，朱熹指出格即是尽。他说：“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朱子语类》第283页）尽即是穷尽事物之理，通过接触事物，彻底认识其中包含的理。
  朱熹所谓格物的物，包涵甚广，除主要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外，亦指人的意念思维。他说：“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紧底事，舜看来，惟是于人伦最紧要。”（同上第1348页，卷五十七）“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大学或问》卷二）既以客观有形的自然物为物，又以社会现象和道德人伦为物，而且认为人伦是最为重要的物。这与朱熹把格物穷理的重点放在认识儒家伦理上相适应。朱熹还把意念活动也视为物。他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致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朱子语类》第287页，卷十五）一念之微的意识，以及事事物物，在朱熹看来都是事。事即物，“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同上295页）认为物即指天下的事物，而物莫不有理，格物即是穷究事物之理。他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大学章句》）朱熹强调，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这也是认识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说：“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三》）由此，朱熹把格物穷理作为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亦是“《大学》功夫之始”（同上）。以此作为致知的基础。
  朱熹重视通过格物穷究事物之理，反对把格物训为接物，而不究极物理。他说：
  训格物以接物，则于究极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与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极。是以虽与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也。今曰“一与物接而理无不穷”，则亦太轻易矣。盖特出于闻声悟道，见色明心之余论，而非吾之所谓穷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语也。且考之他书，格字亦无训接者。以义理言之，则不通；以训诂考之，则不合；以功用求之，则又无可下手之实地。窃意圣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疏略，以病后世之学者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
  以格物即是究极物理的思想为指导，朱熹从义理、训诂、功用三个方面批评了训格物为接物的观点。他认为，从义理方面分析，人虽然与物保持接触，但仅仅接物并不能求其理，尤其不能究极物理而知其所以然与所当然的道理；从训诂方面考察，也没有把格物训为接物的；从功用上即实际运用上看，又无从下手。所以朱熹反对把格物简单地归结为接物。
  虽然如此，朱熹的格物说并不反对接物，而是把接物纳入其认识论之中，而不可缺少。他说：“若不格物，何缘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极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穷究。”（《朱子语类》第292页，卷十五）指出不格物，便不能得知，然格物则须接物，与物相接，反对离物而求心，强调在接物即“即事即物”的基础上究极物理。他说：“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中庸或问》卷二）朱熹批评的只是把格物训为接物，而不反对接物本身，主张在接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穷理，而不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徒接”上。
  （二）积累与贯通
  朱熹格物只是穷理的思想强调格物的目的在于穷理，而格物穷理的步骤则须一物一物地格，一理一理地穷，由一物之理即万理达于天下一理即天理，所以须由积累到贯通，以认识天理。在积累与贯通问题上，程颐反对只格一物便通万理的观点，主张格物穷理的步骤须经过由积习到贯通的过程。他说：“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程氏遗书》卷十八）朱熹对此加以继承，指出：“程子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脱然贯通者，知至效验极致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四》）认为程颐日格一物，逐步积累起来，然后豁然贯通的思想达到了认识的极致，并批评通一理便万理皆能的观点，强调积累的重要性。朱熹说：
  天下岂有一理通便解万理皆通！也须积累将去。如颜子高明，不过闻一知十，亦是大段聪明了。学问却有渐，无急迫之理。有人尝说，学问只用穷究一个大处，则其他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说，须是逐旋做将去。不成只用穷究一个，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会得。岂有此理！（《朱子语类》第391—392页，卷十八）
  指出学问须渐进，逐步积累，一事一物地穷究其理，然后才能上升到对天理的认识；如果只穷究一理，不去理会万理，那不仅不能认识万理，也不可能达到对天理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但积累得多，自有贯通处。”（同上第2807页，卷一百一十七）所谓贯通，即是融会贯通，一以贯之，通过格物穷究万理，在渐进积累的基础上，得到对天理透彻的领悟。他说：“穷理之学，诚不可以顿进，然必穷之以渐；俟其积累之多，而廓然贯通，乃为识大体耳。今以穷理之学不可顿进，而欲先识夫大体，则未知所谓大体者，果何物耶？”（《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十二》）“识大体”，即指认识了天理。但天理却不是骤然顿悟可以认识到的，因此穷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可顿进。朱熹又把积累与贯通同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他说：“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朱子语类》第677—678页，卷二十七）认为理会得分殊之万理，是“方知理本一贯”的前提，“理一”存在于万殊之中，只有于分殊之中把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的万理把握住，领会其当然，才可能从中掌握一以贯之之天理。
  朱熹积累以贯通的思想还与其博约说相联系，指出：“积累多后，便是学之博；脱然有贯通处，便是约。”（同上第1346页，卷五十七）朱熹的认识论对知识积累十分重视，这是他与陆学的重要区别。朱熹认为在认识天理和追求道德理性的过程中，要掌握知识即穷究事物之理，这须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如果没有知识，不即事即物去掌握伦理与物理，道德践履就会出偏差，所以他重视知识积累和对儒家经典的阐发。但朱熹重视知识积累的目的还在于认识天理，虽然天理体现在万殊之中，但仍需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贯通求约才达到了认识的目的。从博而归约出发，朱熹既反对一味泛观博览而不反其约，又批评只喜从约而不积累博观这两种偏向。他说：
  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同上第395页，卷十八）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近日学者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验其约！如某人好约，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处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要之，均是无益。（同上第188页，卷十一）
  朱熹以积累为博，以贯通为约，指出立其大本，由积累到贯通，博而后约，便是为学之方。反对把博与约割裂开来，或是约而不博，或是博不反约，而主张博约双方相互结合。但在实际运用上，却是以博为主，在博的基础上，使之归约。即“约自博中来”（同上第1345页，卷五十七）。强调“贯通处便是约，不是贯通了，又去里面寻讨个约。”（同上第1346页）通过积累，达到贯通，便是约的体现。
  虽然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强调博，以博为主，在积累的基础上自然贯通而归于约，但面对“物有多少，亦如何穷得尽？”（同上第1425页，卷六十）的矛盾，朱熹亦主张不必尽穷天下之物，而可以类推，触类而通。他说：
  所谓不必尽穷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穷得八九，则其一二虽未穷得，将会凑会，都自见得。又如四旁已穷得，中央虽未穷得，毕竟是在中间了，将来贯通，自能见得。（同上第396页，卷十八）
  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同上第407页）
  朱熹的这一思想也是对程颐类推思维方法的继承。程颐提出：“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颐反对只格一物便通万理的观点，主张通过日积月累，由积习达到贯通。但他也不同意尽穷天下万物，而是主张类推，在穷尽某一事后，类推同一类的其他事物。受其影响，朱熹将程颐“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而可以类推的思想加以发展并进一步明确化，他指出程颐既然提倡类推，就不只是穷尽一事，而是要在十事中穷其八九或七八件，其余少数事物可以类推，触类贯通，如果仅于一事上穷尽，恐不能类推其余。他说：“既是教类推，不是穷尽一事便了。”（《朱子语类》第397页，卷十八）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是，既强调一事一物地穷究物理，由积累到贯通，由博反约，达到认识“理一”的目的，“今日穷理，所以要收拾归于一”（同上第417页）；又看到天下事物众多，不可能完全穷得尽，因而主张类推，“触类可通”，但须穷得多数事物后，才能类推其余，而不是只穷尽一事便了。这体现了对程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需要指出，朱熹由积累到贯通的思想与佛教神秘主义的顿〓是有所区别的。朱熹明确反对禅宗的顿悟之说。他说：“顿悟之说，非学者所宜尽心也，圣人所不道。”（同上第159—160页，卷九）认为“顿悟悬绝处徒使人颠狂粗率，而于日用常行之处反不得其所安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九》）指出顿悟之说忽略了“日用常行之处”的格物穷理和道德修养工夫，使人陷入颠狂粗率的境地，而为学者之大病。朱熹的格物穷理则是在平时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久而久之，自然地融会贯通，使认识达到一个飞跃，从而认识普遍的、贯穿于万物之中的天理，这与佛教神秘主义的突发顿悟是有区别的。
  以上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以穷究事物之理作为格物的目的，强调“格物只是穷理”；并指出格物穷理的步骤是一物一理地理会，积习渐多，由博反约，豁然贯通，以认识天下之一理即天理，同时主张类推，触类而通。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作为其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与其致知说紧密联系，并为致知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