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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统性情”的思想是朱熹心性之学的纲领和核心。朱熹以其心论、性论及性情关系说为基础，总结和吸取前人的思维成果，与同时代的学者相互交流，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说，对心性理论和心与性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精辟而系统的见解。朱熹突出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认识内在的道德理性，重视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情欲的把握与控制，提倡和肯定道德自觉，以维护社会稳定，以伦理约束代替宋以前的人身束缚，防止只顾满足个人欲望而不顾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倾向。这是对唐、五代佛教盛行，儒家伦常扫地而造成社会动荡的深刻反思，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朱熹在心性理论上，既重视心性的密切联系，又注重心性的区别，倡心性二元说，以此与心性一元的观点相区别。朱熹的“心统性情”论自成体系，别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在宋明理学及其心性论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值得认真地探讨与研究。
  （一）心兼动静、体用、未发已发
  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心兼性情，二是心主宰性情。心兼性情是对心兼动静、体用、已发未发的综合与概括，并以其为基本内容。心兼性情也就是指心兼性的静、体、未发，兼情的动、用、已发，心兼有性、情两个方面，把性情各自的属性都涵摄于心中。所谓兼，指把性情都包括在心之中。他说：“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同上第475页，卷二十）此谓兼之义。
  1、心兼动静
  朱熹认为，心兼动静，贯通于动静两端之中。他说：“一心之中自有动静，静者性也，动者情也。”（同上第2513页，卷九十八）以此他批评了只以静言心，或只以动言心的观点。指出不是只在动时才有心，而静时心“无所用”；也不是只在静时才有心，而“动处不属心矣，恐亦未安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十二》）。朱熹认为，动与静是相互联系的，“心体固本静，然亦不能不动”（同上卷四十五，《答游诚之三》）。当心未感物时，它为静，然亦不能执著于静的一面，而看不到心动的一面，“以不动为心，则又非矣”（同上卷四十一，《答冯作肃四》）。心静，寂然不动；心动，感而遂通。心感物而动，动是心体的作用与表现，“心则贯乎动静而无不在焉”（同上）。所以朱熹强调既要在静时存心、养心，又要在动时察心、识心，把静与动、存养与察识结合起来。他说：“心固不可不识，然静而有以存之，动而有以察之，则其体用亦昭然矣。”（《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四》）以静为心之体，以动为心之用，这就把动静与体用结合起来。
  2、心兼体用
  朱熹指出：“心兼体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用。”（《朱子语类》第96页，卷五）心之理即指心之体。以性为心之体，以情为心之用，心兼体用而有之。“性者，理也。性是体，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同上第2513页，卷九十八）在体用问题上，心统性情便是心兼体用。朱熹认为，心兼体用是在分别体用的前提下来兼体用，体用的区别是确定的，这就是性体情用，不能笼统地性情不分。在这方面，朱熹指出了孟子与程颐之间的细微差别。“问：‘伊川何以谓仁是性？孟子何以谓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说得亲切，莫如就心字说。心者，兼体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恻隐是情。若孟子，便只说心。程子是分别体用而言，孟子是兼体用而言。’”（同上第475—476页，卷二十）虽然孟子提出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思想，但程颐则明确把恻隐称为情，把仁称为性。朱熹继承了程颐体用统一于心的思想，并把它与张载的“心统性情”命题结合起来，在分别性情即体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统性情即心兼体用的思想。他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语与横渠‘心统性情’相似。”（《朱子语类》第2416页，卷九十五）这是把程颐与张载的思想相结合，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
  3、心兼未发已发
  朱熹把心兼体用与心兼未发已发联系起来。他说：“心统性情，故言心之体用，尝跨过两头未发、已发处说。”（同上第94页，卷五）其心兼体用与心兼未发已发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关于心兼未发已发，朱熹指出：“未发只是思虑事物之未接时，于此便可见性之体段，故可谓之中，而不可谓之性也；发而中节，是思虑事物已交之际，皆得其理，故可谓之和，而不可谓之心。心则通贯乎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六》）所谓未发，指思虑未萌时心的状态；所谓已发，指思虑已萌发时心的状态。未发已发是心体流行一静一动两个不同的阶段。可见，心之未发与心之体、心之静相联系；心之已发与心之用、心之动相沟通。心具有未发、已发两种状态，即指心兼未发已发。
  需要指出，心之未发时可见性之体，性具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性；心之已发时可见情之著，情通于心，但心不等同于情。虽然心贯通于未发之性和已发之情，但心与性、情有各自不同的涵义和规定性，彼此不能相混。他说：“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然已是就心体流行处见，故直谓之性则不可。”（同上卷六十七，《已发未发说》）指出心之未发可谓之中，然不可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和，情为心之用，但情也不等同于心。
  朱熹心兼未发已发，即心贯通于未发已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未发已发问题上，开始时朱熹受程颐及胡宏思想的影响，持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这与他自己后来形成的心兼未发已发的思想大相径庭。由于程颐曾有心为已发的言论，胡宏在同曾吉父论未发之旨时，也有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之说。这些思想都曾影响了朱熹，使朱熹深信不疑。后来朱熹逐渐认识到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观点有毛病，而于乾道五年的“己丑中和之悟”以后，修正了前说，提出了心兼未发已发和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统性情的思想。可见朱熹心兼未发已发的思想是在先接受程颐、胡宏的观点，后改变前说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也是朱熹同张栻等学者相互展开学术交流的结果。
  （二）“心统性情”的提出
  朱熹在心兼动静、体用、未发已发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统性情”的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提出，在宋明理学心性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早先宋儒心性之学的继承、扬弃和发展。朱熹分别吸取了程颐心有体有用的观点和张载“心统性情”的命题，将二者结合，并加以发展，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心统性情”思想。虽然程颐提出了心有体有用的思想，但他尚没有明确把心之体规定为性，把心之用规定为情。张载虽然最早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但从现存的材料看不到其命题的具体内容。朱熹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又赋予张载的命题以具体的内涵，并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朱子语类》第94页，卷五）明确把心之体称为性，把心之用称为情，心贯通两端，管摄性情。这便是朱熹的新见。
  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也是对胡宏性体心用论的改造。朱熹在同张拭讨论胡宏的著作《知言》时，提出了这一思想。《知言》曾说：“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朱熹对此提出批评。“熹按：心性体用之云，恐自上蔡谢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语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朱熹在对胡宏心性论的批评中指出“性体心用”论没有“情”的位置。他说：“旧看五峰说，只将心对性说，一个情字都无下落。后看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乃知此话有大功，始寻得个情字着落。”（《朱子语类》第91页，卷五）有无“情”字，是朱熹与胡宏心性论的重要区别。朱熹把胡宏“性体心用”的“心”改为“情”，“性体心用”便成为“性体情用”。这是朱熹的创造。朱熹又把胡宏的心以成性的思想加以改造。“熹谓：‘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统性情也，如何？栻曰：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熹谓：所改主字极有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朱熹把胡宏心以成性的思想改造为“心统性情”，其性体情用与心统性情相结合，既标志着朱熹自己的“心统性情”说的确立和形成，又丰富了宋儒心性之学的内涵。朱熹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得益于张栻处甚多，朱熹张栻在“中和之辩”中详细讨论了中和之已发未发问题，这对朱熹思想启发影响很大。而且张栻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张栻认为“心统性情”的“统”亦恐未妥，不如改为“心主性情”。张栻的这一改动立即被朱熹接受，他盛赞“心主性情”的“主”字极有功，并把心主宰性情的思想纳入自己的“心统性情”说。可见朱熹“心统性情”说的提出，是对程颐、张载、胡宏思想的继承、改造和发展，亦是同张栻进行学术交流，受张栻启发并吸取张栻思想的结果。
  （三）心主宰性情
  心主宰性情是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应对朱熹心的“主宰”之义作客观的了解，以符合朱熹思想的本义。
  关于心主宰性情，“问：‘心统性情，统如何？’曰：‘统是主宰，如统百万军。’”（《朱子语类》第2513页，卷九十八）心对性情的主宰是指心统御管摄性情，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心主宰性，二是心主宰情。即指人的理智之心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的把握与控制。朱熹认为，当心为未发，性存于心时，就要以心来主宰性。他说：“未感物时，若无主宰，则亦不能安其静，只此便自昏了天性。”（《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二十》）认为虽然天性本善，如不加以主敬涵养，也会受到干扰而丧失本性。这时的心主宰性是指主于存养，即主于存心养心。他说：“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同上卷三十二，《答张钦夫》）所谓存养，指平时的道德修养工夫，朱熹认为这是保持善性的根本。
  另一方面，当心为已发，性表现为情时，亦要以心来主宰情，使情符合性善的原则。他说：“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同上卷六十四，《答何倅》）此时的心主宰情是指主于省察，即察识其心。他说：“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同上卷三十二，《答张钦夫》）所谓省察，指遇事时察识其心以按道德原则办事，使情不离性善的轨道。朱熹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即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他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朱子语类》第1514页，卷六十二）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
  以上可见，朱熹心主宰性情的思想主要涉及伦理学的问题，并强调发挥理智之心的主观能动性，以认识和保持内在的道德理性。无论是心主宰性，即平时的主敬涵养，保持善性，还是心主宰情，即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使情不离性善的轨道，都讲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和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以加强道德修养，而不涉及本体论问题，心的主宰并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的。因此对心的主宰要作客观的理解，以符合朱熹本身的思想。
  （四）心性的联系与区别
  心性关系问题是朱熹“心统性情”论阐述的重要问题。如实地把握其心性关系说，对于深入理解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既肯定心性的联系，又强调二者的区别，主心性二元说，即认为心性有别，不是一物，否定道德理性与主体直接同一，心性各自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具有独立性而不可混同。朱熹十分明确地反对把主体本体化和把道德理性主体化的心性同一的倾向，这与陆九渊心性不分的思想有严格区别。朱熹强调与主体相联的道德理性超越主、客体之上，一方面是为了给儒家伦理提供本体论的哲学依据，另一方面是为了批佛，以心性二元来否定佛教的心性一元。
  1、关于心性的联系
  朱熹强调心性双方的联系，他说：“心与性如何分别？……此两个说著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同上第88页，卷五）心性关系说是儒家心性之学的重要内容。自孟子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和尽心、知性学说以来，历代思想家往往把心与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更有把心性直接视为一物者。朱熹在心性关系问题上，充分看到了二者的联系，认为心性不可分离，双方缺一不可。指出心性相通，“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朱子语类》第475页，卷二十）。反对把二者的区别看得太重，使心性互相脱离而各不相干。他说：“但论心与性字，似分别得太重了，有直以为二物而各在一处之病。要知仁义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只此心之仁义即是性之所为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五，《答苏晋叟一》）指出论心之仁义便是性，论仁义之性便具于心中。由于在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里，性是心之体，所以他主张把心性问题与“心统性情”联系起来看，“但亦须更以‘心统性情’一句参看，便见此心体用之全”（同上）。朱熹把心性的联系作了形象的比喻：心有如皮子，性有如馅子，性具于心中，就象馅子包在皮子里一样，不可分离。他说：“心以性为体，心将性做馅子模样。”（《朱子语类》第89页，卷五）由此他赞成邵雍的观点，指出：“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同上第2551页，卷一百）邵雍曾以“心者，性之郛郭”来概括心性关系。说明心是性存在的居所。朱熹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心性相贯，互相联系，就在于性是心之体，内在于心中。
  2、关于心性的区别
  朱熹指出：“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同上第411页，卷十八）认为心性二分，存在着区别，不可视为一物。这与程颢心性不分的观点形成对照。朱熹指出，心性的区别表现在，心是虚灵之物，性是实体；心有知觉，性无知觉。他说：“心与性自有分别。灵底是心，实底是性。灵便是那知觉底。”（同上第323页，卷十六）并在回答“灵处是心，抑是性？”的问题时说：“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同上第85页，卷五）明确否定性有虚灵知觉和意识，把主观认知功能单独归之于心，主张把有知觉的主体虚灵之心与无知觉的实有之性区别开来。为此他批评张载把性与知觉合称为心的观点，尽管张载亦持心性有别、心性二元之说。朱熹说：“横渠之言大率有未瑩处。有心则自有知觉，又何合性与知觉之有！”（《朱子语类》第1432页，卷六十）认为心自有知觉，不必把性与知觉合为一谈。
  心性的区别还表现在，性以仁义礼智为内容，从本质上讲，性为善；而“心是动底物事，自然有善恶”（同上第86页，卷五）。指出“心有善恶，性无不善。”（同上第89页）由于心有善有恶，所以须以道心主宰人心，才能去恶从善。此外，心为主宰，性被心管摄，也是心性之别的表现。朱熹的这一思想前面已述，兹不赘言。但须指出，心主宰性是指未发时的主敬涵养，保持善性，而不是指心主宰天地万物之理，为宇宙万物之本原。
  在心与性的关系上，朱熹既看到二者的联系，又强调二者的区别，认为心性“不可无分别，亦不可太说开成两个”（《朱子语类》第89页，卷五）。由于朱熹以性为理，其心性关系与心理关系有类似之处。
  朱熹在继承吸取、批判改造前人思想资料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以“心统性情”思想为纲领的心性论，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深刻的见解，充分体现了朱熹哲学的特点，把中国哲学心性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