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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继承并发展二程尤其是程颐性论的基础上，扬弃湖湘学派胡宏的性论，提出了性必兼气的思想。其理论体系的完备、思想内容的丰富与同时代少于论性而不讲气的陆九渊心学相比，旨趣各异。是对自孔孟以来儒家人性论的深刻总结的发展。
  （一）“性者万物之原”
  在朱熹的心性论中，心不是本体范畴，性则是本体范畴。他说：“性者万物之原，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有圣愚之异。”（《朱子语类》第76页，卷四）其性是超越气禀之上的本原，万物皆以性为存在的根据。在作为宇宙本体的意义上，性与理具有相同的涵义。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天地万物得理便为性，性与理相当，为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程氏“性即理”的思想为朱熹所继承，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性即是理，而且性是万理的总名，万理既是一理的体现，又是性的内容。朱熹说：“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朱子语类》第2816页，卷一百一十七）从性即理思想出发，朱熹把性与太极、道等本体范畴相互联系，诸本体范畴与主体之心形成对应。
  朱熹哲学的性，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它是超越形体之上的精神实体。他说：“性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于形，又是查滓至浊者也。”（同上第97页，卷五）认为性无形体，亦无形影，却是有形之物产生的根源。
  （二）“物物皆有性”
  朱熹哲学的性，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而且亦是具体事物的内在本质或属性。这与其理范畴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事物的规律的意义相似。他在回答“性即理”的问题时指出：“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又问：“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论枯槁，它本来都有道理。”（同上第2484页，卷九十七）所谓“物物皆有性”，是指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固有的属性和性质，它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本质。火之炎上，水之润下，金从革，木曲直，土稼穑便是五行之物的具体属性。朱熹认为，事物的属性是客观的、自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只能顺应而不能违背它。如果违反事物的自然属性，人为地改变它，以作它用，那是绝无此理。可见，朱熹哲学的性和理一样，都具有宇宙本体及具体事物规律、属性双重涵义。
  朱熹看到人与万物之性的差异，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以其有是性耳。”（《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答赵恭父六》）认为人有仁义道德之性，所以与万物区别开。万物亦各有其性，“物也有这性”（《朱子语类》第1378页，卷五十九），禀气的不同，使物性各异。他说：“犬、牛禀气不同，其性亦不同。”（同上第1377页）但万物之性又都以一个共同的本性作为共同存在的根据。这是对二程性本气禀思想的继承。
  （三）“性即天理，未有不善”
  朱熹以人伦道德作为性的内涵。他说：“仁义礼智，性之四德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55页，《孟子集注》卷十三）认为仁义道德既是人与庶物区别的内在本质，又是儒家人性论与佛教性论相互区别的原则界限。正因为佛教性中无德，心中无理，才与儒家的心性论区别开来。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由于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之天理，所以朱熹提出：“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同上第325页，《孟子集注》卷十一）从本质上讲，性为天理，善而不恶，恶只在性之外存在。他说：“盖性一而已，既曰无有不善，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五》）由此可见，朱熹性无有不善的思想于二程中倾向于程颐，而与程颢有别。其求善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与其道心主宰人心的思想相联系，突出了主体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对保持善性的重要性。
  （四）性必兼气
  在性气关系上，朱熹多本于二程尤其是程颐，又受到张载思想的影响，主张性气兼言方备，同时也指出性气不相夹杂，并提出天命之性寓于气质之中的思想，对宋代理学的性气论作了总结。
  1、“性气二字，兼言方备”
  朱熹指出：“性气二字，兼言方备。孟子言性不及气，韩子言气不及性。”（《朱子语类》第1389页，卷五十九）这是对二程性气关系说的继承和发挥。朱熹对二程的性气关系说备加赞赏，他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所以发明千古圣贤未尽之意，甚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晓处，秦汉以来传记所载，只是说梦。韩退之略近似。千有余年，得程先生兄弟出来，此理益明。”（同上第66-67页，卷四）指出孟子论性专言性善而不及气，韩愈讲性三品之说，只是讲气而未论及性，他们都没有把性气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不是缺了下面一截而未备，就是不知性善之本而不明。
  朱熹强调，人是性气结合的产物，“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二》）所以性必兼气，气必兼性，性气双方缺一不可。但在性气相兼的基础上，朱熹又强调性气二者不得相杂，它们各有其质的不同。其区别在于：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性是本原，气是派生。并从时间上的性先气后肯定了性对于气的本原性。他说：“须知未有此气，已有此性，气有不存，性却常在，虽其方在气中，然气自气，性自性，亦自不相夹杂。”（同上卷四十六，《答刘叔文二》）朱熹认为，性先于气而存在，而气的存在是暂时的，有不存之时，但性却是永存的，所以性气虽不相离，但二者又不相混杂。
  朱熹既兼言性气，又注意性气相分，其重要目的是为了论证善恶的不同来源，避免把恶归于性，同时强调变化气质，通过道德修养，纠正气质的偏差，以复性善之本。由此可见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对道德修养功夫十分重视，其性气关系理论最终是为道德修养作论证的。
  2、“天命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寓”
  与兼言性气相联系，朱熹在吸取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命之性寓于气质之中的观点，认为天命之性只是理，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而言之，但天命之性离开了气质则无安顿处；反之，气质之性出自于天命之性，离开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便无归宿，最终以本然之性即天理来统一气质之性。他说：“气不可谓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非以气为性命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郑子上十四》）朱熹指出，气虽然不是性命，但“天命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寓”（《朱子语类》第67页，卷四）。其天命之性不是一个孤立虚脱的存在，它寓于气质之中。实际上，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只是一个观念性的抽象的存在，而现实存在着的只有气质之性。因为离开了气禀就没有性，而与气质结合的性被朱熹称为是气质之性，即理气结合的性。气质之性因其具有理，故以理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和善的来源；因其具有气，故气异而万物分殊，并有恶的产生。尽管天命之性只是一个抽象的本体存在，但气质之性却从那里出。朱熹哲学的逻辑是具体从抽象出，抽象本体是具体事物存在的根据，这在他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中得到表现。
  就其天地之性寓于气质之中，抽象存在于具体之中而言，朱熹指出：“气质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这个天地之性却从那里过。”（同上第68页）认为没有具体的气质之性，便无法把握抽象的天地之性，具体即是抽象，气质之性即是天地之性。
  朱熹性必兼气的思想是对张载、二程援气质以论性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虽然程朱继承了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分的思想，但张载与程朱仍有不同。张载哲学以气一元论为特征，其性乃是气所固有，天地之性源于物质性的气本体——太虚，气质之性源于气质，二者均以气为根据。程朱则以性即是理，性为万物之原，气从属于性。这是气本论与理本论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
  （五）性情关系说
  在性与情的关系上，朱熹认为，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性为静，为未发，为体；情的内涵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以及喜、怒、哀、乐等，情为动，为已发，为用。性情虽有各自不同的规定性，但朱熹又认为“性情一物”，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不能把性情割裂开，各为一物。这即是朱熹性情关系说的基本要点。
  1、性为静，情为动
  朱熹指出：“静者性也，动者情也。”（《朱子语类》第2513页，卷九十八）在动静问题上，朱熹认为性不动，情是动处。虽然性本身不动，但却包含了动静之理。他说：“盖性无不该，动静之理具焉。”（《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四》）性感物而动，发出来便是情，“情者，性之动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28页，《孟子集注》卷十一）以静动分性情，这是朱熹论性情关系的一层意思。
  2、性为未发，情为已发
  朱熹指出：“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盖性之与情，虽有未发已发之不同，然其所谓善者则血脉贯通，初未尝有不同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胡伯逢四》）这里所谓未发，指仁义礼智之性未表现出来时的状态。朱熹认为，虽然性与情有未发与已发的区分，但善却贯通在未发已发两端，即情发而中节，符合性的原则，这便是善的表现。以未发已发分性情，这是朱熹论性情关系的又一层意思。
  3、性为体，情为用
  朱熹指出：“性，本体也；其用，情也。……今直以性为本体，而心为之用，则情为无所用者，而心亦偏于动矣。”（同上卷七十四，《孟子纲领》）以性为体，以情为用，这是朱熹对湖湘学派胡宏“性体心用”的观点加以修正后得出的结论。从而确立了情在“心统性情”说中的位置。
  4、“性情一物”
  朱熹不仅对性情双方的关系及规定分别作了论述，而且强调性情二者的联系，指出性情虽有静动、未发已发、体用的区别，但性情是统一的、不可截然分开的整体，离性便无情，离情便无性。他说：“性情一物，其所以分，只为未发已发之不同耳。”（同上卷四十，《答何叔京十八》）在区分中看到统一，强调不能只讲区分，不讲统一。要之，性情双方，一为本质，一为本质的表现。无本质则无表现，无表现则本质无从知晓。他说：“四端，情也，性则理也。发者，情也，其本则性也，如见影知形之意。”（《朱子语类》第89页，卷五）朱熹以形影喻性情，可见性情双方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离。
  此外，在性情关系上，朱熹认为，性为善，情有善有恶。情发而中节，符合性的原则，便是善；情发而不中节，违背人的本性，便流为不善，故情有善有恶。
  朱熹哲学之性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集孔孟以来传统儒学及张载、二程以来宋代新儒学人性理论之大成。它充分体现了时代思潮的特点，与追求简易工夫，少于论性的陆氏心学形成对照。对后世理学人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