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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为整个宇宙的本体，这是朱熹天理论哲学的核心和实质。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哲学是一元论哲学，而不是二元论哲学。也就是说，在本体论上，朱熹明确持以理（或道）为宇宙本体的观点，而不另以气等为宇宙本体。在理一元论哲学的前提下，朱熹对理的内涵和属性作了具体的论述。
  （一）理为宇宙本体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以理为核心，朱熹构筑起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缜密的理本论哲学。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天地人物均以理为存在的根据。他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大纪》）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第1页，卷一）
  朱熹认为，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理，理是永恒的宇宙本体，它先于天地而存在，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在万物产生之前，理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已经存在；当万物消尽之后，理亦仍然存在。天因其理而为天，地因其理而为地，人与物因其理而各得其性。理涵盖并主宰天、地、人、物，是永恒的、超时空的形上本体。
  朱熹所谓的天有两种涵义：即主宰之天和苍苍之天。其主宰之天与理同义，在这个意义上，理亦称天理。这是对二程天理论的发挥。他说：“天固是理，然苍苍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随他所说。”（《朱子语类》第2039页，卷七十九）其苍苍之天是自然之天，主宰之天是义理之天，义理之天主宰苍苍之天，天以理为根据，也就是说，苍苍之天因其理而为天。“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同上第621页，卷二十五）所以朱熹说：“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同上第82页，卷五）以理为天之体，理之所以与天同体，是因为朱熹赋予理以自然的属性，天理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说：“非人所能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体。”（《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柯国材四》所谓天理自然，指天理具有客观性，它脱离人的主观意志，不受人为的干扰和影响，即天理具有“诚”的属性。他说：“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诚是天理之实然，更无纤毫作为。”（《朱子语类》第1563页，卷六十四）诚的本义是指天体运行规律具有客观的自然性和必然性，即所谓“诚者，天之道”。后来人们又赋予诚以道德属性。朱熹以诚来概括天理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排除人为的修为和作为。但其天理又有道德的属性，他用诚来贯通天人，其诚便具有自然和社会人事两方面的意义。他说：“诚是实然之理，如实于为善，实于不为恶，便是诚。”（同上第1740页，卷六十九）今天人们理解的诚，主要指道德意义上的诚实，这与朱熹描述的实然之理的诚的涵义相比，已有所不同。
  （二）“理一分殊”
  朱熹不仅提出理本论哲学，而且在讲一理与万物、一理与万理的关系时，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朱熹认为，天理自然，真实无妄，其自然之天理具有“理一分殊”的性质。他说：“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朱子语类》第1829页，卷七十二）朱熹继承二程及佛学的理论，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以此来概括一理与万物及万物之理的关系。“或问理一分殊。曰：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圣人千言万语教人，学者终身从事，只是理会这个。要得事事物物、头头件件，各知其所当然，而得其所当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同上第677—678页，卷二十七）所谓理一分殊，即指天理只有一个，然而天理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通过分殊之万物表现出来。理存在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事物所当然的道理，即事物之所以是这样的根据。认识到一理存于万殊之中，又认识到理是事物之所以然的根据，便掌握了“理一分殊”的原则。可见“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同上第398页，卷十八）指出理是原、是本、是体，万物是末、是用、是发见。理既是宇宙的本体而主宰万物，又是宇宙的本原而派生万物。所谓理是本体，“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同上第2938页，卷一百二十一），天下万物都是理的显现和作用。所谓理是本原，即理派生物。“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第2374页，卷九十四）理产生物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每件物都由理派生，但物物之理不是分割的、欠缺的理，而是完整的、浑沦的理。朱熹哲学的理是本体论与生成论统一的范畴。
  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是对二程天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朱熹在二程“万理归于一理”思想的基础上，阐明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的道理，不仅万物归于一理，而且万物之中的理“处处浑沦”、“个个完全”，皆是天理的完整体现。
  （三）“理无形体”
  朱熹对作为宇宙本体之理作了描述，理是无形体、形而上的精神实体。他说：“理无形体。”（同上第1页，卷一）“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同上第2421页，卷九十五）并说：“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陈器之二》）理是无形无象无影、无声无嗅的浑然实体，它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凡物皆有形有状，能被感知，而理不具有物的性质，故为精神性的实体。朱熹认为，理无形体，超越形体之上；器有形状，属有形之物。一方面，形上之理派生、决定形下之器；另一方面，形上之理不能孤立地存在，它通过形下之器即有形之物得以体现。他说：“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见，而其理难知，即事即物，便要见得此理，只是如此看。”（《朱子语类》第1935页，卷七十五）指出形下之物有形可见，而形上之理无形难知，尽管如此，仍要通过即事即物来探明其理，即事事物物之理通过事物反映出来。也就是说，理虽然无形可见，但却是实有之物存在的根据，天下万物皆不能离开理，理也不曾脱离物。他说：“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击而指数也。然而举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朱子语类》第232页，卷十三）理是虚无与实有的统一，因其不可目击，故至虚至无；因其派生万物，故又至实至有。理寓于万物之中，万物又皆有理，是理的体现。
  朱熹“理无形体”的思想是对二程“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程氏粹言》卷一，《论书篇》）观点的进一步展开。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详尽地论述了无形与有形、理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理无形，“物主乎形”（《朱子语类》第1544页，卷六十三），物是有形体的，由气构成，“气聚成形”（同上第84页，卷五）。从无形与有形上，把理与物区分开。其次，朱熹认为，无形之理通过有形之物得以显现，二者体用一原，不曾分离。他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盖自理而言，则即体而用在其中，所谓一原也；自象而言，则即显而微不能外，所谓无间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七》）理至微、无形，为体；象至著、有形，为用。理与事物虽有体用之分，但显微同体，互不相外。他又说：“谓此器则有此理，有此理则有此器，未尝相离，却不是于形器之外别有所谓理。”（《朱子语类》第2421页，卷九十五）理寓于形器之中，通过有形之物表现出来，不须在形器之外去寻求什么理。再次，朱熹指出，不能只见物而不见理。理作为事物的原则，深藏在事物内部，要通过物而明理，这才是认识的目的。他说：“理有未明，则见物而不见理；理无不尽，则见理而不见物。不见理，故心为物蔽而知有不极。”（《朱文公续集》卷十，《答李孝述继盖问目》）如果不明理，则只见表面事物而不见理。不见理，就会违背性命之正，处理事物时就会失当。
  （四）“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以仁义礼智为理，这是朱熹天理范畴的重要涵义。仁义礼智合而言之，是天理之总名；分而言之，则是组成天理的件数。天理浑然，是总称，仁义礼智是分名，天理与仁义礼智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体由局部组成，仁义礼智统而言之，则为天理。他说：
  天理既浑然，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后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二十八》）
  天理具有伦理道德的涵义，但伦理意义上的天理，其中也有具体的内容，仁义礼智四者便是天理中的具体条理。将伦理之理详细划分，以局部组成整体，这是朱熹思想的特点，也是对二程、张载思想的丰富。二程虽然提出“人伦者，天理也”（《程氏外书》卷七）的思想，并以仁为理，但对一理与五常的关系论之不详。朱熹则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一理与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关系。他认为，理有条理、细目之义，笼统而言，理只是浑然；细分而之，理中包括了各有分别，“不相混杂”的条理，这即是仁义礼智信五常。所以一理与五常相互联系。《语类》有载：“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第100页，卷六）“以一包之”则为一理；“分之”则为五常。一理是整体，五常是局部，整体分为局部，局部构成整体，这即是天理与仁义礼智信的内在关系。
  朱熹认为，理是仁义礼智，然而仁义礼智是无形象的道德规范，它必须通过事亲从兄等的行为才能表现。他说：“理便是仁义礼智，曷常有形象来？”（同上第2168页，卷八十三）并说：“仁义只是理，事亲从兄乃其事之实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九》）仁义之理是体，事亲从兄是用，仁义道德须通过具体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否则就无从说起。朱熹指出，理具有客观实在性，仁义礼智之体是实，其发见为用也是实，把道德原则归之实有，以此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这是其天理自然的思想在道德领域里的贯彻。他说：“理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故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盖无其实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同上卷五十六，《答郑子上十五》）仁义礼智是理之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理之用，理之体通过理之用表现出来。朱熹认为，理之体用均为实，即实实在在的存在，有其实，故有其名。朱熹把以仁义礼智为内容的理实有化，是为了让人们遵循理的原则，为儒家伦理寻求客观的依据。朱熹的实理与佛教舍去仁义道德内涵的空理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有是物，必有是理”
  作为事物的规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这是朱熹哲学天理范畴的又一涵义。朱熹哲学的理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体之理与规律之理的区别在于：本体之理只有一个，规律之理则随物而异；本体之理是有理才有物，规律之理是有物则有理。朱熹指出：“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则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异。”（同上卷五十九，《答余方叔》）前一个理是本体之理，物虽不同，但分殊之万物皆以天理为共同的根据，其“未尝不同”的理即是宇宙的本体；后一个理是规律之理，理在分殊的万物之中，物不同故理不同，其“不能不异”的理是事物的规律。他还说：“人物之生，天赋之以此理，未尝不同，但人物之禀受自有异耳。如一江水，你将勺去取，只得一勺；将碗去取，只得一碗；至于一桶一缸，各自随器量不同，故理亦随以异。”（《朱子语类》第58页，卷四）前一理为本体之理，后一理为具体事物之理。人与万物由理派生，此理为一，是本体；人物之生由于禀气的不同而有异，具体事物之理随物之不同而相互区别，此理各异，是规律。本体之理与规律之理的区分不仅表现在一理与万理的关系上，而且各各万理，也是本体与规律的合一。如前所述，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理，既是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天理浑沦，不可分割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既派生万物又主宰万物；此理又是事物的特殊规律，是使事物相互区别的内在原因，规律与事物不可分离，由事物的不同决定了规律亦不相同。他说：“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一》）有物必有理，这个理不是先于物而存在，是通过物来求此理，此理便是指规律而非指本体。各各万理都具有本体之理与规律之理两重属性，因其两重性，故有区分。表明朱熹之理具有多重涵义。
  关于理为具体事物的规律，朱熹指出：“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朱子语类》第61页，卷四）“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四书章句集注》第180页，《论语集注》卷九）舟行于水，车行于陆，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不悖，万物的生长发育，这些都是事物的客观规律，亦是理的表现。朱熹不仅承认事物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且认为事物的规律只能顺应，不能违背。他说：“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著顺它理始得。若把金来削做木用，把木来熔做金用，便无此理。”（《朱子语类》第2484页，卷九十七）水、火、金、木、土以至万物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其规律不能违反，只能顺应，这便是规律之理所具有的涵义。
  由上可知，朱熹提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的思想，其哲学理范畴是宇宙本体，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是仁义礼智的总称，是事物的特殊规律。朱熹从各个方面对理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是对二程理论的丰富发展，从而使宋代理学及哲学的核心范畴——理的内涵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