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的经济思想还包括他提出的省费节用，救荒赈济的主张。与其薄赋宽敛的思想相联系，朱熹看到了赋敛之所以繁重，其原因在于朝廷财政费用开支过大，如此造成了百姓负担沉重，民力难舒，朝廷的包袱也越背越重，使国家经济秩序难以正常维持。于是朱熹提出了省费节财用的主张。他说：“所谓节财用以固邦本者，臣闻先圣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强调爱民必先节用，通过节省费用，减轻民众负担，去其横赋暴敛，以固邦国之本。
朱熹把省费节用的要求首先指向统治者，只有统治集团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才能解救“民生日困”的社会危机，如果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侈生活，搞什么名园丽圃，则只会增加开支，重敛于民，即“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朱子语类》第2713页，卷一百一十一）所以朱熹强调，为了解决“赋重民困”的危机，必须改弦更张，把朝廷开支压下来。
对待省费节用，朱熹指出：“财有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同上第2708页，卷一百一十）由于军费开支占了整个财政支出的八成，所以省费节用必须从节省军费开始，并为其重点。朱熹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择将帅，核军籍，汰浮食，广屯田，因时制宜，大为分别，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主张选择合适的将帅，核实军籍，淘汰老弱，精练士卒，渐省坐食之兵，并广开屯田，兵民一体，屯田之人，又皆可用之兵，这样便可节省军费开支，把庞大的财政支出减下来。
除节省军费外，朱熹还提出改革官制，精减官员，罢其冗员的主张，以减少行政开支。他建议：“不用许多监司，每路只置一人，复刺史之职，正其名曰按察使，令举刺州县官吏。……如此，则重权归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则举剌一路，岂不简径省事，而无烦扰耗蠹之弊矣。……每路只择一贤监司，其余悉可省罢。”（《朱子语类》第2731页，卷一百一十二）既精减机构，解决“诸路监司猥众”，如同虚设一般的弊端，又淘汰冗官冗吏，使朝廷开支得以节省。对官制的改革，朱熹说：“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同上第2732页）强调应把裁减冗员付诸实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一方面朱熹提出省费节用的主张，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朱熹又积极主张救荒赈济，救民于水火，并防止灾民逃离，以至反抗为乱。当南康发生灾荒时，正值朱熹知南康军任上，他上疏请减地方税钱，举荒政，救活饥民大小二十余万口。并弹劾不关心民众疾苦，不修荒政的地方官吏，要求绳之以法，以警戒为富不仁的富豪和贪官污吏。他说：“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劄三》）请以检放税钱，以宽民疾。但朱熹深知“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同上），检官多不为灾民蠲放。所以朱熹要求“广行询究，更与从实蠲减”（同上）。
在救荒的同时，朱熹积极开展赈济。他说：“今赈济之事，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朱子语类》第2716页，卷一百一十一）指出尽管赈济有流弊的一面，但也要追求其利民一面，以维持饥民的生计，防止饥民流离失所，以至饿死。朱熹采取各项措施，以救济灾民，并告谕饥民“听候官司减放税租，赈济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别致后悔”（《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谕救荒》）。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朱熹的爱民思想。
如上所述，朱熹的经济思想与其政治学说紧密相联，贯穿着天理治国论和恤民、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朱熹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强调务农重谷，丰衣足食，以趋共同富裕，并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的各个具体环节，鼓励垦荒，发展生产，又提出省赋薄敛，与民共财，强调省费节用，救荒赈济，关心民众疾苦，重视民生日用，对经济问题十分关注。那种认为朱熹等理学家只空谈心性内圣之学，而不注重外王事功的观点是片面的。只不过朱熹是以义制利，把物质利益置于道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并谋公共的利益而反对一己私利罢了。
朱熹把省费节用的要求首先指向统治者，只有统治集团之人“一切扫除妄费，卧薪尝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图求，一起而更新之”，才能解救“民生日困”的社会危机，如果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侈生活，搞什么名园丽圃，则只会增加开支，重敛于民，即“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下面头会箕敛以供上之求。”（《朱子语类》第2713页，卷一百一十一）所以朱熹强调，为了解决“赋重民困”的危机，必须改弦更张，把朝廷开支压下来。
对待省费节用，朱熹指出：“财有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同上第2708页，卷一百一十）由于军费开支占了整个财政支出的八成，所以省费节用必须从节省军费开始，并为其重点。朱熹提出的具体措施是：“择将帅，核军籍，汰浮食，广屯田，因时制宜，大为分别，则供军不赀之费庶几亦可减节，而民力之宽于是始可议矣。”（《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主张选择合适的将帅，核实军籍，淘汰老弱，精练士卒，渐省坐食之兵，并广开屯田，兵民一体，屯田之人，又皆可用之兵，这样便可节省军费开支，把庞大的财政支出减下来。
除节省军费外，朱熹还提出改革官制，精减官员，罢其冗员的主张，以减少行政开支。他建议：“不用许多监司，每路只置一人，复刺史之职，正其名曰按察使，令举刺州县官吏。……如此，则重权归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则举剌一路，岂不简径省事，而无烦扰耗蠹之弊矣。……每路只择一贤监司，其余悉可省罢。”（《朱子语类》第2731页，卷一百一十二）既精减机构，解决“诸路监司猥众”，如同虚设一般的弊端，又淘汰冗官冗吏，使朝廷开支得以节省。对官制的改革，朱熹说：“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同上第2732页）强调应把裁减冗员付诸实行，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
一方面朱熹提出省费节用的主张，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另一方面，当发生自然灾害时，朱熹又积极主张救荒赈济，救民于水火，并防止灾民逃离，以至反抗为乱。当南康发生灾荒时，正值朱熹知南康军任上，他上疏请减地方税钱，举荒政，救活饥民大小二十余万口。并弹劾不关心民众疾苦，不修荒政的地方官吏，要求绳之以法，以警戒为富不仁的富豪和贪官污吏。他说：“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劄三》）请以检放税钱，以宽民疾。但朱熹深知“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同上），检官多不为灾民蠲放。所以朱熹要求“广行询究，更与从实蠲减”（同上）。
在救荒的同时，朱熹积极开展赈济。他说：“今赈济之事，利七而害三，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不然，必欲求全，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朱子语类》第2716页，卷一百一十一）指出尽管赈济有流弊的一面，但也要追求其利民一面，以维持饥民的生计，防止饥民流离失所，以至饿死。朱熹采取各项措施，以救济灾民，并告谕饥民“听候官司减放税租，赈济米斛，不可容易流移，别致后悔”（《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谕救荒》）。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朱熹的爱民思想。
如上所述，朱熹的经济思想与其政治学说紧密相联，贯穿着天理治国论和恤民、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朱熹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重视客观物质利益，强调务农重谷，丰衣足食，以趋共同富裕，并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的各个具体环节，鼓励垦荒，发展生产，又提出省赋薄敛，与民共财，强调省费节用，救荒赈济，关心民众疾苦，重视民生日用，对经济问题十分关注。那种认为朱熹等理学家只空谈心性内圣之学，而不注重外王事功的观点是片面的。只不过朱熹是以义制利，把物质利益置于道义原则的指导之下，并谋公共的利益而反对一己私利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