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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天理治国论还集中体现在他的修内攘外思想上，即无论是修内还是攘外，都贯穿着天理思想的指导。朱熹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宋王朝不仅要应付和处理国内各种矛盾和危机，而且随时面临中国境内金政权入侵的威胁。当时的学者和士大夫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修内攘外之计，引起了世人的热烈讨论。朱熹作为著名的政治家，面对种种内忧外患，提出了自己的修内攘外思想。
（一）关于修内
所谓修内，即内修德政，以德治国。朱熹继承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提出“以德为本”的德治主张。他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朱子语类》第533页，卷二十三）朱熹重视道德的价值，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便是以德王天下，着眼伦理本位，以道德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朱熹把德治体现在恤民上，认为只有做到了以德为本，才能使民心归顺，否则民将不从。其具体的恤民措施包括：“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税租，曰通放米船，曰劝分赈乏，曰截留纲运，曰严禁盗贼，曰纠劾贪懦。区区念此，至熟悉矣。”（《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周参政劄子》）表现出对民生的重视和对民众疾苦的同情，这正是儒家重民思想的体现。朱熹不仅提出恤民思想，而且把它贯彻到治理的实践中。在知南康军任上，遇到了灾荒，朱熹上疏请减地方税钱，大修荒政，“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朱子年谱》卷之二下）。又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创社仓于五夫里，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问题。后来奏请朝廷颁行社仓法，使其在各路推行。并在南康以工代赈，募饥民修筑江堤。朱熹还访民隐，以至废寝忘食，查出一批贪官污吏的劣迹，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他弹劾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掩蔽灾情，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参劾金华县富豪朱熙绩不伏赈粜，在粜米时又“减剋升斗”，要求将其重加黜责，以作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之戒。朱熹又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行为，不惧丞相王淮与唐为姻家的关系，坚持六次上书，揭露唐仲友的问题，直至将其罢官。但却因此而遭到了支持唐仲友的人的打击报复。
朱熹提出“以德为本”内修德政以恤民，但并非不重视刑罚，而是把为政以德与为政以刑结合起来。他说：“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从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朱子语类》第534页，卷二十三）强调把德放在优先的位置，这就是德政。然而不能只讲德礼，而不讲刑政。在回答“道之以政”的问题时，朱熹说：“圣人之意，只为当时专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同上第547页）指出政刑和德礼各有各的应用范围，政刑的社会功能在于使人免于犯罪，而德礼则是从内心深处消除人们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内化于心的自我约束力量。二者不可偏废，即使圣人治天下，也不曾废弃刑政。可见朱熹对刑政的重视。进而，朱熹主张“先立个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同上第549页）又以立法制为先，当人们不服从法制时，则加之以刑罚，使之顺从。尽管朱熹对刑政非常重视，甚至主张为政“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同上第2689页，卷一百八），但他仍然反对“只靠政刑去治民”，认为“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同上第550页，卷二十三）朱熹的观点是，既不可专恃刑政，又不可只讲德礼，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同上）虽然德礼与刑政二者不可偏废，但朱熹仍以德礼为本，在德礼之中便包含了政刑。他说：“有德礼，则政刑在其中。”（《朱子语类》第549页，卷二十三）这便是朱熹在德刑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与“以德为本”，以刑政辅之的观点相联系，朱熹在人治与法治关系问题上，提倡人治而亦讲法治。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朱子语类》第2680页，卷一百八）这种人治观念把对国家大事的管理主要系之于统治者个人的素质上，但也不排除法治，主张“立一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同上第2683页）朱熹虽然认为立法必有弊，但也承认有善法的存在，只不过要求法须简易，使民易明易行。所以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同上第2689页）表现出朱熹以人治为主，亦不偏废法治的主张。
在以人治为主的前提下，朱熹给法治亦留下一定的位置。对于法治的推行，朱熹主张古今结合，既依照祖宗之法，又不尽除今法。他说：“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同上第2682页）对待法治，朱熹不同意尽去今法，而是主张把今法与祖宗之法结合起来；对待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朱熹主张既因祖宗之法，又精择其人，二者结合，足以为治，但其要在择人，仍是把人治置于首位。
朱熹的修内思想通过内修德政，以德为本；恤民，惩治贪官污吏；德刑结合，人治与法治结合，以德礼、人治为主等方面体现出来，均贯彻了义理思想的指导，是其天理治国论的具体体现。
（二）关于攘外
所谓攘外，即外攘强敌，维护宋王朝的安全。朱熹提倡道统文化，严华夷之辨，其华夷之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种族之分、国家之别，不如说是文化观念的不同。华夏与夷狄区分的主要标志乃在于文化，即在于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以及受圣人之道教化影响的程度如何。朱熹以天理即圣人之道为指导，提出了他的攘外思想。
在义理思想的指导下，朱熹论述了战与和的问题。他说：
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也。……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是乃举南北之民而弃之。（《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二》）
朱熹指出，父子君臣、仁义是三纲五常之本，亦是人伦天理的表现，宋与金乃有君父之仇，这是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因此，必须以战来复仇，以守来取胜，惟独不能讲和，因为这是天理使然，必须这样做。由此，朱熹强调以天理的原则为指导，来处理宋与金的关系，贯彻君臣父子仁义之三纲五常，以此区分华夷，主张抗战复仇，要求罢讲和之议，认为释怨讲和是违逆天理的。集中体现了朱熹以天理为指导的攘外思想。
对于投降派秦桧，朱熹痛加斥责，指斥秦桧卖国求和，使得“国家忘仇敌之虏，而怀宴安之乐”。其诬陷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贬逐张浚等罪行，致使当时军民对秦桧“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则其于桧可知矣”（同上卷七十五，《戊午谠议序》。并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在浙东任职期间，毁永嘉秦桧祠。发出《除秦桧祠移文》，列举秦桧罪恶，而加以清算。对投降派的贬斥反映了朱熹的抗战爱国思想。
关于修内与攘外的关系，朱熹强调二者相互结合，不得割裂开来。他说：
熹尝以为内修外攘，譬如直内方外。不直内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内而明日方外之理。须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乃可与语今世之务矣。（《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一》）
把内修与外攘比喻为直内与方外的关系，指出不修内则攘外固然不可，但也不能今天先修内，明天再去攘外，应把二者同时结合起来，既治内，又复仇，内外结合，不分先后，这才是治世之要务。
（一）关于修内
所谓修内，即内修德政，以德治国。朱熹继承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提出“以德为本”的德治主张。他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朱子语类》第533页，卷二十三）朱熹重视道德的价值，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便是以德王天下，着眼伦理本位，以道德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朱熹把德治体现在恤民上，认为只有做到了以德为本，才能使民心归顺，否则民将不从。其具体的恤民措施包括：“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税租，曰通放米船，曰劝分赈乏，曰截留纲运，曰严禁盗贼，曰纠劾贪懦。区区念此，至熟悉矣。”（《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周参政劄子》）表现出对民生的重视和对民众疾苦的同情，这正是儒家重民思想的体现。朱熹不仅提出恤民思想，而且把它贯彻到治理的实践中。在知南康军任上，遇到了灾荒，朱熹上疏请减地方税钱，大修荒政，“凡活饥民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朱子年谱》卷之二下）。又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创社仓于五夫里，以解决农民青黄不接问题。后来奏请朝廷颁行社仓法，使其在各路推行。并在南康以工代赈，募饥民修筑江堤。朱熹还访民隐，以至废寝忘食，查出一批贪官污吏的劣迹，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他弹劾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掩蔽灾情，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参劾金华县富豪朱熙绩不伏赈粜，在粜米时又“减剋升斗”，要求将其重加黜责，以作为豪右奸猾不恤乡邻之戒。朱熹又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行为，不惧丞相王淮与唐为姻家的关系，坚持六次上书，揭露唐仲友的问题，直至将其罢官。但却因此而遭到了支持唐仲友的人的打击报复。
朱熹提出“以德为本”内修德政以恤民，但并非不重视刑罚，而是把为政以德与为政以刑结合起来。他说：“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从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朱子语类》第534页，卷二十三）强调把德放在优先的位置，这就是德政。然而不能只讲德礼，而不讲刑政。在回答“道之以政”的问题时，朱熹说：“圣人之意，只为当时专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礼，所以有此言。谓政刑但使之远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礼不可。圣人为天下，何曾废刑政来！”（同上第547页）指出政刑和德礼各有各的应用范围，政刑的社会功能在于使人免于犯罪，而德礼则是从内心深处消除人们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内化于心的自我约束力量。二者不可偏废，即使圣人治天下，也不曾废弃刑政。可见朱熹对刑政的重视。进而，朱熹主张“先立个法制如此，若不尽从，便以刑罚齐之。”（同上第549页）又以立法制为先，当人们不服从法制时，则加之以刑罚，使之顺从。尽管朱熹对刑政非常重视，甚至主张为政“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同上第2689页，卷一百八），但他仍然反对“只靠政刑去治民”，认为“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同上第550页，卷二十三）朱熹的观点是，既不可专恃刑政，又不可只讲德礼，应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同上）虽然德礼与刑政二者不可偏废，但朱熹仍以德礼为本，在德礼之中便包含了政刑。他说：“有德礼，则政刑在其中。”（《朱子语类》第549页，卷二十三）这便是朱熹在德刑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与“以德为本”，以刑政辅之的观点相联系，朱熹在人治与法治关系问题上，提倡人治而亦讲法治。他说：“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个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朱子语类》第2680页，卷一百八）这种人治观念把对国家大事的管理主要系之于统治者个人的素质上，但也不排除法治，主张“立一个简易之法，与民由之，甚好。”（同上第2683页）朱熹虽然认为立法必有弊，但也承认有善法的存在，只不过要求法须简易，使民易明易行。所以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同上第2689页）表现出朱熹以人治为主，亦不偏废法治的主张。
在以人治为主的前提下，朱熹给法治亦留下一定的位置。对于法治的推行，朱熹主张古今结合，既依照祖宗之法，又不尽除今法。他说：“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同上第2682页）对待法治，朱熹不同意尽去今法，而是主张把今法与祖宗之法结合起来；对待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朱熹主张既因祖宗之法，又精择其人，二者结合，足以为治，但其要在择人，仍是把人治置于首位。
朱熹的修内思想通过内修德政，以德为本；恤民，惩治贪官污吏；德刑结合，人治与法治结合，以德礼、人治为主等方面体现出来，均贯彻了义理思想的指导，是其天理治国论的具体体现。
（二）关于攘外
所谓攘外，即外攘强敌，维护宋王朝的安全。朱熹提倡道统文化，严华夷之辨，其华夷之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种族之分、国家之别，不如说是文化观念的不同。华夏与夷狄区分的主要标志乃在于文化，即在于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以及受圣人之道教化影响的程度如何。朱熹以天理即圣人之道为指导，提出了他的攘外思想。
在义理思想的指导下，朱熹论述了战与和的问题。他说：
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也。……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是乃举南北之民而弃之。（《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癸未垂拱奏劄二》）
朱熹指出，父子君臣、仁义是三纲五常之本，亦是人伦天理的表现，宋与金乃有君父之仇，这是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因此，必须以战来复仇，以守来取胜，惟独不能讲和，因为这是天理使然，必须这样做。由此，朱熹强调以天理的原则为指导，来处理宋与金的关系，贯彻君臣父子仁义之三纲五常，以此区分华夷，主张抗战复仇，要求罢讲和之议，认为释怨讲和是违逆天理的。集中体现了朱熹以天理为指导的攘外思想。
对于投降派秦桧，朱熹痛加斥责，指斥秦桧卖国求和，使得“国家忘仇敌之虏，而怀宴安之乐”。其诬陷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贬逐张浚等罪行，致使当时军民对秦桧“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则其于桧可知矣”（同上卷七十五，《戊午谠议序》。并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在浙东任职期间，毁永嘉秦桧祠。发出《除秦桧祠移文》，列举秦桧罪恶，而加以清算。对投降派的贬斥反映了朱熹的抗战爱国思想。
关于修内与攘外的关系，朱熹强调二者相互结合，不得割裂开来。他说：
熹尝以为内修外攘，譬如直内方外。不直内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内而明日方外之理。须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乃可与语今世之务矣。（《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一》）
把内修与外攘比喻为直内与方外的关系，指出不修内则攘外固然不可，但也不能今天先修内，明天再去攘外，应把二者同时结合起来，既治内，又复仇，内外结合，不分先后，这才是治世之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