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道学思想的被抬高，有主客两方面原因。
（一）一学术、一道德的社会需要
随着宋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统治集团需要一种理论形态作为一统的思想，以便作为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和衡量正、偏，以及分辨异端邪说与圣人之言的准绳。经过长期的体验、探索和理会，才找到了理学。
北宋初，统治集团对儒、释、道三教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政策。然而，自韩愈儒学中兴以来，继有欧阳修的《本论》之作，思想界对佛、道持批判态度。虽这时已孕育着新儒学——理学，但作为完整理论形态的理学，还没有出现，而旧儒学的礼法刑政尽管被历代统治者所取法，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却又不及佛、道精致、思辨。即使这样，统治者还是希望有一种学说来一统。当王安石变法时，便主张科举考试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内容范围和评判的标准。他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①以什么来使学术归一？“帝（宋神宗）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熙宁〕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②即确定以《三经新义》为内容的王安石新学为统一思想，学校以《三经新义》为教本，科举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答案。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随着变法的失败，以王安石新学来“一道德”的诏令，马上被废止了。终宋没，没有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学校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一种学说来统一，相反，随着社会的各种冲突愈显尖锐和更加明显暴露出来，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学说来一学术，辟异端，由朱熹集其成的理学，便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
朱熹在世时，曾意识到了统一思想的必要。他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又，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牵合，是甚么义理！……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岂若今之违经背义，恣为奇说，而无所底止哉！”③“某常说，不当就题目上理会，这个都是道术不一，所以如此”④。因为没有统一思想作为教本和考试标准，所以，新奇诡异之论，违经背义之说，竞相纷出，无所底止。而见学术不一之害，更使学者知所统一的重要。
宋末至元，随着对于朱熹的尊崇，他的思想的理论价值为统治者所重视，元朝恢复科举取士，便钦定以《四书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明初，朱元璋、朱棣，都提倡理学。朱元璋诏天下立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命题试士。“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沈）《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①都为科举取士标准。朱棣敕胡广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辑宋元理学诸儒之说。薛瑄说：“《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②“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③《四书集注》被法典化。
理学作为一学术、一道德的理论形态。王祎有这样一段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履祥）、许氏（衡）而益尊用，使百年以来，学者有所宗乡，不为异说所迁，而道术必出于一，可谓有功于斯道矣。”④叙述了自元至明初理学独尊的情况。尽管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流传，但并没有动摇朱学作为统一思想的地位，“当王守仁晚年，朝野犹隐尊朱为正学”⑤。王守仁之所以作《朱子晚年定论》，无非是假朱学来说明自己思想为正学。
终清代，理学之所以被统治者作为统一思想，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有一个“道统”，二是有补于“治统”。从“道统”方面说，朱熹所创立的新儒学——“理学”，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形态代替了浅薄的天命论。把儒家的著作经典化，使儒家真正获得了独尊地位；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程度，使孔子成为绝对权威和衡量是非标准。顾炎武有这样一段话：“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①以理学为标志的儒学的一尊地位就绝对确立了，其他思想被目为异端邪说。当然，树孔子的绝对权威，便是树朱熹和理学的绝对权威。“程朱之言，亦《六经》、《语》、《孟》之言也。”②“盖自朱子之生迄今五百余年，而其道始大著。……而能具体孔子者，断推公一人。盖公之穷理致和，孔子之博文也；公之主敬存诚，孔子之约礼也；公之反躬实践，孔子之下学也；公一生孳孳汲汲所注释考订编次之书不下数万卷，而未尝自为一书，孔子之述而不作也，噫嘻盛矣。”③朱熹也就成为圣人。
从有补于治统方面而言，宋理宗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尝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④元代修《宋史》，便认为：“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⑤不仅以理学有补于治道和恢复王道之治，而且为后世君主所取法。康熙皇帝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今集朱子之书，恐后世以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⑥说明他是为治天下而集朱熹之书的，这就是说，理学成为一统思想，官方意识形态。
（二）强化三纲五常
强化宗法制伦理道德，使三纲五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同时，三纲五常亦是维系宗法关系的主要链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父子、夫妻为中心的宗族关系，也是以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君为臣纲，是以父子为中心的宗法关系的延续和扩大。这样便构成了以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关系为主轴，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把全国和全体人民纳入了宗法家族网络，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特点。
为了巩固宗法家族制度，朱熹不仅编纂《古今家祭礼》、《家礼》等书，撰写《乞颁降礼书状》、《乞增修礼书状》、《申严婚礼状》等文，而且要求颁行宋王朝制订的《政和五礼新仪》。他感叹家礼的废弃，“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①主张整顿礼制，人人遵行。他在《跋古今家祭礼》中说：“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古之圣王因其所不能无者，制为典礼。……遭秦灭学，礼最先坏。由汉以来，诸儒继出，稍稍缀缉，仅存一二，……上助圣朝，敦化导民。”②朱熹的申乞和《家礼》，有的假宋王朝的权力而颁行，对于强化宗法家族制度起着特殊的作用。
以三纲五常为主的宗法家族制度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明宪宗朱见深在曲阜孔庙碑文上写道：“伦常正，而伦理明。”清康熙玄烨在《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中说：“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乎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新烝民之至意也。”②因为君主的权力，就是家长权力的放大。通过宗法家族制度，使君主专制主义更加深化，而君主专制主义反过来，使宗法家族制度更加巩固。两者相互结合，便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清乾嘉年间，程瑶田在《杭州横塘胡氏族谱叙》中写道：“宗法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宗其继别祖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百世不迁者，今之所谓始迁祖。或在一乡，或专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与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日某祖者，自某所来居于此，记曰‘别子为祖’是也。传至于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谓之大宗。大宗者，尊而统而收族者也。”③一大宗在一乡、一村聚族而居，便构成了一乡、一村的等级统治。大宗以率群小宗，群小宗各率其群弟，相勉以孝悌。宗法家族制的传统制度，延续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寿命。因此，朱熹理学之所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便不是出之无缘无故的了。
（三）强化礼教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者利用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强化思想控制的工具，认为一切异端的、叛逆的思想行为，都违反了天理。元以后统治者用朱熹天理与人欲之辨，把“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一面巩固起来，宣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把一切正邪、是非、美丑、善恶、公私、义利等道德规范纳入天理与人欲的范畴。凡天理便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犯；凡人欲便是大逆不道，革尽除绝。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成为加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棍棒，扼杀人性。
存天理，灭人欲造成了两方面的灾祸：一方面是文字狱的大兴。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消除一切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即所谓人欲，便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惨杀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株连所及，何至百人！如自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乾隆朝，制造的文字狱最多。譬如“治平新策案”。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送自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给湖南巡抚范时绶，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弘历批：“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立即处斩①。以“居心悖逆”为人欲、为异端而遭惨杀。又如“闲渔、闲闲录案”。江苏华亭县人蔡显，雍正举人。著有《闲闲录》一书，其中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讹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被乾隆弘历认为，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被凌迟处死，家属没为功臣之家奴。②此二事，都被苏舆目为邪慝③或异端。《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八辑，收六十五案。遭毁之书，无以计算。近人陈乃乾《焚书总录》载：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二十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总计近三千种。这便是理学灭人欲影响下的后果。
另一方面的灾祸是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不合三纲五常为人欲。并大力倡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推行礼教，受害最深、最烈的为妇女。朱熹祖籍原属安徽婺源，据《休宁县志》载：明代节妇、烈妇为四百余人，清道光年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①，“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②者，达二千余人。③朱熹老家江西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计有一百零七处。县城有一座道光十八年竖的孝、贞、节、烈总坊，记有宋以来节烈、节妇、节孝达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至光绪四年，计有七千一百余人。④
朱熹长期活动的福建闽南一带，妇女外出要花巾兜面，名曰：“文公兜”；妇女的莲鞋底下添木头，使之步履有声，名曰：“木头屐”⑤。“冠婚丧祭遵文公家礼”⑥，“若民间冠婚丧祭，颇准朱子家礼，虽文质时变，无其悖谬者”⑦。“泉俗吉凶仪节，多依朱子家礼。”⑧“祭奠用朱文公礼”。⑨由于朱熹推行礼教，闽南一带便不敢逆天悖理、犯礼违法，而成为“守礼敦义，溢于阖闾”之乡，如泉州被称誉为“海滨邹鲁”⑩。在道德文明、礼仪文明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据《福建通志》记载：就闽南十二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明代有三百零七人，清朝六百三十二人。其中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在明代占二百零一人，清朝占四百五十八人，受朱熹影响最深。晋江城廓的旌表贞节碑坊，触目皆是，有的两碑坊之间仅距三尺。①
戴震在回答“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时说：“人死不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死于理不如死于法，犯法而死，还有人可怜；死于理，无人怜悯。戴震说：“乌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③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以理杀人”，两者都具有杀人的功能和作用。在这里，理之所以能够杀人，是因为理超越法，也是理与权力相结合而带来的危害。
（一）一学术、一道德的社会需要
随着宋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统治集团需要一种理论形态作为一统的思想，以便作为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和衡量正、偏，以及分辨异端邪说与圣人之言的准绳。经过长期的体验、探索和理会，才找到了理学。
北宋初，统治集团对儒、释、道三教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政策。然而，自韩愈儒学中兴以来，继有欧阳修的《本论》之作，思想界对佛、道持批判态度。虽这时已孕育着新儒学——理学，但作为完整理论形态的理学，还没有出现，而旧儒学的礼法刑政尽管被历代统治者所取法，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却又不及佛、道精致、思辨。即使这样，统治者还是希望有一种学说来一统。当王安石变法时，便主张科举考试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内容范围和评判的标准。他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①以什么来使学术归一？“帝（宋神宗）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熙宁〕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②即确定以《三经新义》为内容的王安石新学为统一思想，学校以《三经新义》为教本，科举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答案。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随着变法的失败，以王安石新学来“一道德”的诏令，马上被废止了。终宋没，没有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学校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一种学说来统一，相反，随着社会的各种冲突愈显尖锐和更加明显暴露出来，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学说来一学术，辟异端，由朱熹集其成的理学，便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
朱熹在世时，曾意识到了统一思想的必要。他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又，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牵合，是甚么义理！……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岂若今之违经背义，恣为奇说，而无所底止哉！”③“某常说，不当就题目上理会，这个都是道术不一，所以如此”④。因为没有统一思想作为教本和考试标准，所以，新奇诡异之论，违经背义之说，竞相纷出，无所底止。而见学术不一之害，更使学者知所统一的重要。
宋末至元，随着对于朱熹的尊崇，他的思想的理论价值为统治者所重视，元朝恢复科举取士，便钦定以《四书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明初，朱元璋、朱棣，都提倡理学。朱元璋诏天下立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命题试士。“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沈）《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①都为科举取士标准。朱棣敕胡广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辑宋元理学诸儒之说。薛瑄说：“《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②“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③《四书集注》被法典化。
理学作为一学术、一道德的理论形态。王祎有这样一段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履祥）、许氏（衡）而益尊用，使百年以来，学者有所宗乡，不为异说所迁，而道术必出于一，可谓有功于斯道矣。”④叙述了自元至明初理学独尊的情况。尽管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流传，但并没有动摇朱学作为统一思想的地位，“当王守仁晚年，朝野犹隐尊朱为正学”⑤。王守仁之所以作《朱子晚年定论》，无非是假朱学来说明自己思想为正学。
终清代，理学之所以被统治者作为统一思想，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有一个“道统”，二是有补于“治统”。从“道统”方面说，朱熹所创立的新儒学——“理学”，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形态代替了浅薄的天命论。把儒家的著作经典化，使儒家真正获得了独尊地位；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程度，使孔子成为绝对权威和衡量是非标准。顾炎武有这样一段话：“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①以理学为标志的儒学的一尊地位就绝对确立了，其他思想被目为异端邪说。当然，树孔子的绝对权威，便是树朱熹和理学的绝对权威。“程朱之言，亦《六经》、《语》、《孟》之言也。”②“盖自朱子之生迄今五百余年，而其道始大著。……而能具体孔子者，断推公一人。盖公之穷理致和，孔子之博文也；公之主敬存诚，孔子之约礼也；公之反躬实践，孔子之下学也；公一生孳孳汲汲所注释考订编次之书不下数万卷，而未尝自为一书，孔子之述而不作也，噫嘻盛矣。”③朱熹也就成为圣人。
从有补于治统方面而言，宋理宗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尝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④元代修《宋史》，便认为：“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⑤不仅以理学有补于治道和恢复王道之治，而且为后世君主所取法。康熙皇帝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今集朱子之书，恐后世以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⑥说明他是为治天下而集朱熹之书的，这就是说，理学成为一统思想，官方意识形态。
（二）强化三纲五常
强化宗法制伦理道德，使三纲五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同时，三纲五常亦是维系宗法关系的主要链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父子、夫妻为中心的宗族关系，也是以血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等级关系。君为臣纲，是以父子为中心的宗法关系的延续和扩大。这样便构成了以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关系为主轴，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把全国和全体人民纳入了宗法家族网络，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特点。
为了巩固宗法家族制度，朱熹不仅编纂《古今家祭礼》、《家礼》等书，撰写《乞颁降礼书状》、《乞增修礼书状》、《申严婚礼状》等文，而且要求颁行宋王朝制订的《政和五礼新仪》。他感叹家礼的废弃，“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①主张整顿礼制，人人遵行。他在《跋古今家祭礼》中说：“盖人之生无不本乎祖者，故报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无也。古之圣王因其所不能无者，制为典礼。……遭秦灭学，礼最先坏。由汉以来，诸儒继出，稍稍缀缉，仅存一二，……上助圣朝，敦化导民。”②朱熹的申乞和《家礼》，有的假宋王朝的权力而颁行，对于强化宗法家族制度起着特殊的作用。
以三纲五常为主的宗法家族制度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明宪宗朱见深在曲阜孔庙碑文上写道：“伦常正，而伦理明。”清康熙玄烨在《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中说：“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之，……祖述宣尼维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潜乎默契于数千载之下，是则朕敦崇古学，作新烝民之至意也。”②因为君主的权力，就是家长权力的放大。通过宗法家族制度，使君主专制主义更加深化，而君主专制主义反过来，使宗法家族制度更加巩固。两者相互结合，便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秩序。清乾嘉年间，程瑶田在《杭州横塘胡氏族谱叙》中写道：“宗法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宗其继别祖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百世不迁者，今之所谓始迁祖。或在一乡，或专一村，聚族而居之。其族人每相与言曰：吾家某世某年日某祖者，自某所来居于此，记曰‘别子为祖’是也。传至于今，凡若干世矣。其嫡嫡相承之宗子，谓之大宗。大宗者，尊而统而收族者也。”③一大宗在一乡、一村聚族而居，便构成了一乡、一村的等级统治。大宗以率群小宗，群小宗各率其群弟，相勉以孝悌。宗法家族制的传统制度，延续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寿命。因此，朱熹理学之所以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便不是出之无缘无故的了。
（三）强化礼教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者利用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强化思想控制的工具，认为一切异端的、叛逆的思想行为，都违反了天理。元以后统治者用朱熹天理与人欲之辨，把“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一面巩固起来，宣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把一切正邪、是非、美丑、善恶、公私、义利等道德规范纳入天理与人欲的范畴。凡天理便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犯；凡人欲便是大逆不道，革尽除绝。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成为加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棍棒，扼杀人性。
存天理，灭人欲造成了两方面的灾祸：一方面是文字狱的大兴。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消除一切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即所谓人欲，便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惨杀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株连所及，何至百人！如自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乾隆朝，制造的文字狱最多。譬如“治平新策案”。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送自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给湖南巡抚范时绶，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弘历批：“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立即处斩①。以“居心悖逆”为人欲、为异端而遭惨杀。又如“闲渔、闲闲录案”。江苏华亭县人蔡显，雍正举人。著有《闲闲录》一书，其中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讹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被乾隆弘历认为，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被凌迟处死，家属没为功臣之家奴。②此二事，都被苏舆目为邪慝③或异端。《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八辑，收六十五案。遭毁之书，无以计算。近人陈乃乾《焚书总录》载：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二十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总计近三千种。这便是理学灭人欲影响下的后果。
另一方面的灾祸是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不合三纲五常为人欲。并大力倡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推行礼教，受害最深、最烈的为妇女。朱熹祖籍原属安徽婺源，据《休宁县志》载：明代节妇、烈妇为四百余人，清道光年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①，“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②者，达二千余人。③朱熹老家江西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计有一百零七处。县城有一座道光十八年竖的孝、贞、节、烈总坊，记有宋以来节烈、节妇、节孝达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至光绪四年，计有七千一百余人。④
朱熹长期活动的福建闽南一带，妇女外出要花巾兜面，名曰：“文公兜”；妇女的莲鞋底下添木头，使之步履有声，名曰：“木头屐”⑤。“冠婚丧祭遵文公家礼”⑥，“若民间冠婚丧祭，颇准朱子家礼，虽文质时变，无其悖谬者”⑦。“泉俗吉凶仪节，多依朱子家礼。”⑧“祭奠用朱文公礼”。⑨由于朱熹推行礼教，闽南一带便不敢逆天悖理、犯礼违法，而成为“守礼敦义，溢于阖闾”之乡，如泉州被称誉为“海滨邹鲁”⑩。在道德文明、礼仪文明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据《福建通志》记载：就闽南十二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明代有三百零七人，清朝六百三十二人。其中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在明代占二百零一人，清朝占四百五十八人，受朱熹影响最深。晋江城廓的旌表贞节碑坊，触目皆是，有的两碑坊之间仅距三尺。①
戴震在回答“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时说：“人死不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死于理不如死于法，犯法而死，还有人可怜；死于理，无人怜悯。戴震说：“乌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③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以理杀人”，两者都具有杀人的功能和作用。在这里，理之所以能够杀人，是因为理超越法，也是理与权力相结合而带来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