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纲常，成德成圣。“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①福州本来是为学最盛的地方，尚且如此，而其他地方便可想而知了。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在于“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①这种状况，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窃谓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②朱熹认为，正因如此，才出现这种风俗日衰的现象。他说：“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生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③由于学校教师的教学目的怀利去义，忘本逐末，学校虽然还在，但无异于虚设，“而无所与于道德政理之实”④。因而教育便一代不如一代，比三代末世还不如。
  所谓“不知学之有本”、“忘本逐末”，这个“本”是什么？“熹闻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学之遗意”⑤。是说遵先王之意和明义反本，便是教育的根本和目的。
  从“遵先王〓学之遗意”来说：“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此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而不可以一日废焉者也。”⑥先王设学校教民，因其天赋开导，使其明心修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而推之君臣、上下、人民、事物。“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风俗所以淳厚，而德业所以崇高也。”①是由明心修身入手，而推行于五伦之间，而使义理休明，风俗淳厚，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情况。
  从“明义反本”来看。朱熹认为，先王之学，就是以“明人伦为本”。“昔者圣王作民君师，设官分职，以长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则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②由于人们一日不能离开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此五者之关系；也不能一日离开亲、义、别、序、信此五者之理。因此，朱熹把此五者圣王教民之目，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后又作为湖南岳麓书院的《书院教条》③。他说：“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④朱熹便把此五伦，概括为五教：“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⑤
  明五伦是朱熹教育的根本目的。他称之为“定本”。“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⑥这个定本不管是乡学还是国学，都应以此为教学目的。朱熹以此五伦五教，“庠、序、学、校，皆以明而已”⑦，作为全国各类学校的共同教育目的。在这个教育目的指导下，朱熹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①朱熹一方面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教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②。只有人人都受教育，才能使“天下国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也”③。明人伦，而不犯上作乱。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使人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而恢复其天命之性，做到尽人伦，培养成有学问的忠孝之人。“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人为忠为孝也。”④这实是进行宗法社会伦理道德的教育。
  朱熹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教育培养目标：
  关于圣人之德和贤人之学。朱熹认为：“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⑤圣人天生具有最好的品德，若能充分发挥先天的诚，便能穷尽人物之性，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能洞察一切，明无不照。“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⑥圣人是不须由教而入的。至于贤人，便需通过教育，而成为贤人。“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⑦贤人必须通过教育，以至于明，即由至诚则明德，由明德而实现诚，这是后天的教化。“盖人之性无不同，而气则有异，故惟圣人能举其性之全体而尽之，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不异于圣人矣。”①由教而入，亦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关于成人的培养。朱熹说：“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②朱熹在注释《论语·宪问》知、欲、勇、艺、礼、乐这六者的时候，认为知是穷理，廉是养心，勇是力行，艺是泛应。这实是格物穷理，正心修身，践履接物之旨，加上操守礼乐规范。便成为一个内外交养、材全德备，中正和乐，而无偏倚驳杂之蔽的全人。朱熹认为，也有比成人次一等的人。“有是忠信之实，则虽其才知礼乐有所未备，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③这是由于内外交养的工夫未到的缘故，然还是可以通过教育而成为全人的。
  关于中人的培养。朱熹引荀悦的话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④通过教育，使中人去气质之偏，物欲之蔽，正心修身，而培养成为君子。如果不教育，便是推中人于小人了。他认为处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中人，是不稳定的人，既可挽救中人成为善人，也可推中人成为恶人。对这种人来说，教化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富人的教育。朱熹说：“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⑤为富不仁，富而骄淫，如不教育，就会与禽兽差不多，为非作歹。譬如“今之公卿子孙，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①对于这种骄奢淫佚，近于禽兽的富人，只有教之明礼义，知义理，才能使其成为善人。
  关于懒人的教育。朱熹说：“某常说天下事，所以终做不成者，只是坏于懒与私而已。懒则士大夫不肯任事。”②其表现是，譬如：“说我只认做三年官了去，谁能闲理会得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得好好做官去；次则豪家上户，群起遮拦，恐法行则夺其利。”③一是认为只做三年官，懒得去管事，省得自找烦恼，落得清闲；二是豪家上户的阻拦，使你想要做点事，也做不成。朱熹认为，对此必须进行教育，纠其懒私。朱熹说：“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④人的放逸怠惰是由于无教之失，如果劳而劳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又能提撕警觉之，则便纠其放逸怠惰之失，而使“事事自有个恰好处”⑤。
  朱熹以“明人伦”，即以存天理，灭人欲，正心修身，“言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⑥为教育目的，以圣人之德或贤人之学为培养目标。整顿风俗日敝，人才日衰的局面。培养国家各级管理人才，并对各类型的人进行因人施教，这是朱熹办教育的宗旨。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诸君肆业于此，朝夕讲明于此。”①这便是所谓正当学问。
  朱熹反对把人培养成乡愿那样善于奉迎的人。他说：“谓之乡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为德之贼。”②对之深恶痛绝。而要培养像“狂狷”那样的耿直忠贞之士。“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厉裁抑之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③谨厚之人，虽是好人，但于国家办事无益。所以有取于“狂狷”之人。尽管狂狷的人堕于一偏，具有“志极高而不掩”，“知不及而守有余”④等缺陷，但可因其志节，而教之进于道，便能成为治国的人才。这样的人比乡愿要好得多。他说：“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为。若乡原，则无说矣。”⑤这是因为，“狷者虽非中道，然这般人终是有筋骨。……真是有节操。狂者，志气激昂。圣人本欲得中道而与之，晚年磨来磨去，难得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因其有为之资裁而归之中道。”⑥狂狷的人经过教育成为中道的人；而乡愿则无骨肋，不能教育成为中道的人。“狂狷是个有骨肋底人，乡愿是个无骨肋底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惟恐伤触了人。”⑦“以其务为谨愿，不欲忤欲以取容，专务徇俗使人无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说好，更不理会自己所见所得与天理之是非”①。朱熹对于乡愿形象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这种看人眉头眼尾行事，谄媚阿谀，只要得人说好，而不顾天理是非。这种人仅不能治国，而是害国，直斥为德之贼。朱熹赞赏狂狷之人，认为这种人有骨气，要教育、培养狂狷之人，既不是无所非刺的乡愿，也不是满身长刺的人。对于狂狷之人的刺，朱熹明确说要裁抑之，使之归于“中道”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治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