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程朱道学在宋以后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各个领域。因此，朱熹史学理论亦被奉为正宗，对后期宗法社会影响深远。
  曾被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在司马光和胡安国编的史书基础上撰成的。朱熹说：“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櫽括，以就此编。”①“两公四书”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撮其精要之语的《目录》（三十卷）以及《举要历》（八十卷）等三书；胡安国因司马光的遗稿，修成《举要补遗》一书。朱熹增损概括此四书，而成《纲目》。他的学生赵师渊（几道）参加了编写，“尝从朱文公游，与之论校《纲目》，前后凡八书。”②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序》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一般来说，《资治通鉴纲目》应完成于此时。朱熹晚年，还在反复修改，“思加更定，以归详密”。③死后，稿本由幼子朱在保存，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李方子从朱在处获得稿本，经真德秀阅读，采取朱在的新校本，始在泉州付梓刊出。
  对于朱熹的史学思想以及《资治通鉴纲目》等，历代均有评论，然褒贬有异。
  南宋王柏评价说：“朱子推挈矩之道，寓权衡之笔，大书分注自相错综，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所以扶天理，遏人欲，修百王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者。”④认为是司马迁的《史记》以来，未始有的著作，《资治通鉴纲目》还未超过《史记》。李方子就认为《通鉴纲目》超越《史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来，未之有也。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⑤若以孔子作《春秋》，则朱熹直承《春秋》之法，孔子之义，而越过《史记》，成为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便有越抬越高的趋势。
  至于《资治通鉴纲目》继承孔子的《春秋》，是指圣贤之心传而言的。元揭傒斯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①《春秋》与《通鉴纲目》各有贡献，前者“为万世之法”，后者“正百王之统”，作为史著，经此发展，才臻完善。元徐昭文也说：“朱子祖《春秋》而修是书，所以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②
  历代之所以这样宣扬《资治通鉴纲目》，乃是《纲目》适应或符合了宋以后中国宗法社会加强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控制的需要。于此，一些读过《通鉴纲目》的官僚亦已体认到，明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大学士扬士奇说：“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③有助于治道，有补于世教。从这个意义上说，《通鉴纲目》在宋以后社会中，实际上起着历史政治教科书的作用。“嗟呼！《纲目》有关治道之书也。”④而不是单纯的史学著作。
  当然，《纲目》的影响及作用，主要是“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使明君贤辅，有以数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后世权谋术数，利害苟且之私，一毫无得参焉。”⑤明君臣之教，辨内外之分，严篡弑之诛，维护统治秩序。但其明正闰，辨顺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起着维护大一统的作用。元代汪克宽曾说：“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①此后，中国历史上便没有出现过像晋、南北朝、五代这样分裂割据的局面，尽管改朝换代，始终维持着大一统。这虽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与此也不是绝无关系。即使存在“内夏外夷之分”这样错误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在客观上亦起过作用，如宋元之际的文天祥、史可法，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方以智等，都受这种“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问题。因此，应给朱熹史学思想和史著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其一定的历史有益作用。
  当然，亦应正其舛误疏脱，订正其《凡例》与《资治通鉴纲目》相冲突的，这也是必要的。如果把它作为万世不变之大法，不可改易之经典，这不仅有害于《纲目》本身，而且也不符合历史时势的发展。正如章太炎批评说：“尊《纲目》为圣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他认为《纲目》体例不纯，不足以效法。章氏的评论，也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