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认为，理在事先，那么，人们如何体认这个事先的理？如何求得这个理？在朱熹看来，理不是从史事的体认中得到的，而是要求诸《六经》。“《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①既然全是天理，便是一切行为的依据。虽然经史都可以读，但需先求得“义理之要”或“义理蹊径”，然后才能读史，以议论事变得失。因为只有读经体识义理，就如心有明鉴，不会被史事迷惑。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②先读经明义理，便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心中有一个权衡，即有一个衡量史事的价值标准，就不会被复杂的史事搞糊涂了。“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亦此当预防也。”③二是识得义理，心如明镜，就能辨别历史上一切美好的和丑恶的事件，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评价，否则就会被一些史事所迷惑，而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这便是“先经后史”说。
  当然，光靠读经亦未必能体知义理，还需就自身上体认。孔子、孟子、子思等在《论语》、《孟子》、《中庸》等经书中所说的义理，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只有自己专心去体认，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否则，读了经书，亦不能去裁断史事，评价史著。
  所谓“先经后史”论，包含有这样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经本史末。朱熹批评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④。因此，对“和而且治”没有仔细理会。他主张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经、史相比较，经为本，史为末。先读经，体认义理；后读史，以理考古今治乱、制度典章。先本后末，既符合一般体认次序，亦合乎读史规则，所以先经后史为合理的。
  另一层意思是，经体史用。为学要先立大本。大本就是朱熹所说“可据之地”，即立脚处或根本。读经是大本、是体，读史考诸治乱、制度，是于“用处作工夫”，是用。因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①史是附着于经外之皮毛，是经之用。先经而立义理之体，而后考诸史事之用，即“《五经》言其理，《春秋》言其用”的意思，只有这样，才不会发生谬误或无益于事。
  然而，经本史末、经体史用，不是说要经不要史，经史可分离。而是说在经与史的相互联系中，经主史次，经先史后，有一个次序。因此，他反对只看《六经》，不看史书的片面，“浩曰：‘赵书记云：自有见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曰：‘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②他不满王安石光主经学。又反对司马光、吕祖谦主史学而忽视读经的片面，“伯恭便不教人读《论语》。”③“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④朱熹主张在先经后史前提下的经史结合。
  他认为王安石制定的经义考试，禁止引用史传，这是一种末流。学子书和史书的不以理为衡量标准，便又要流入俗学。这两种都有其片面性，都没有将经史结合起来。朱熹兼采两家，由经及史，而试图避免其片面性。
  由此，他提出了读史的宗旨和方法。他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⑤大伦理是指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大机会是指时势，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①“大治乱得失”是指历史的经验教训。读史要把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史看活，而不是死读史，这样才于义理有所裨益，这是读史的宗旨。
  读史的方法。“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②又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③所谓方法，在朱熹看来，实是读史的次序，即史的逻辑次序。即使在这里，亦贯穿他的先经后史论。
  朱熹“以理统史”的史学理论，是其道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以理（天理）为最高价值标准或原则，来规定史学的对象范围和取舍史事，评价史著。此理（天理）并非从大量史事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或历史必然性，而是在史实之外而先验存在的原则，然后将此理（天理）援入历史，统率历史。由于经书是圣人之言，是天理的体现，因而又主张先经后史，经本史末，这便构成了朱熹的史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