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二、历史评价的价值标准
内容
朱熹认为，历史的运动，是天理的体现。人们体认历史，犹如格物致知，其宗旨是为了穷理，于是理（天理）便成了取舍、褒贬史事、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①权衡圣贤言行、古今得失礼乐名教、食货源流、兵刑法制等等的价值标准，便是合理与不合理。如果将其放在历史运动中来考察，是尽乎天理的纤悉，或合乎至理，是属于书或褒的范围，否则就属于贬的范围。同时，人们读书获得的历史知识与评价史事的价值标准，亦是一样的。
这种一样，并非人的体知和客体历史实际的融合，而是指与评价史事标准，即理（天理）的融合。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格物致知之功，是在于从理（天理）的形上学的角度来体知历史，评判史事。他认为，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岁星出现于天，表明天道的变迁；正统端正于下，确定人道的善恶；大纲概举，明白历史的鉴戒；众目（指分别意义上的目）毕张，昭著细微的道理。凡是对历史作格物致知工夫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这就是说，要使名事从于理，会归于理；以理统史，才能“合于天理之正”。①
朱熹以理为价值标准，评价以往的史学著作。他批评《左传》于义理上全然不理会，而只讲“祸福利害”，即讲利不讲义，自然不合乎理（天理）。《左传》之所以不合乎理，其要就在于《左传》的好恶价值标准与圣人不同。
朱熹也不满意浙东史学派学者把司马迁抬高到与孔子相似的地位。他认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之所以抬高司马迁，是因为他们宗其学，虽然司马迁也讲仁义，但其本意只在权谋功利，而不在天理仁义。他不按孔子的圣人之言，而一依己说，不讲义理。苏辙《古史》依孔子之言，纠正了司马迁之失。可见《史记》疏略浅陋，而非仁义道德。即不符合理的价值标准。
以理为价值标准，朱熹对宋以前这两部重要的、权威的史著作出评价，指摘其失，是符合宗法社会加强伦理纲常所需要的。当然，他对其他史著亦作了评价。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在叙述其撰《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时说：“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②在正统、非正统问题上，朱熹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纲目》以蜀为正统，司马光《通鉴》以魏为正统。“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③因此，在史事的叙述及价值评价上就会发生分歧。朱熹认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开始称帝，十月前应以献帝建安纪年，十月后用曹丕黄初纪年，可是《通鉴》便在建安二十五年元月开始，即用黄初纪年，这是以臣盖君，有害君臣伦常之教；蜀汉先主刘备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刘禅即位，五月以前，应以章武纪年，但《通鉴》便在这年元月，即用后主建兴纪年，这是以子盖父，有害父子伦常之教。
由于《资治通鉴》在君臣、父子等大伦上有所未审，即在义理上有所未尽，故须作《资治通鉴纲目》①，以纠正之。“《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②别为一书，即指《资治通鉴纲目》。他鉴于《资治通鉴》于正统、非正统及名分有失，而依《春秋》条例，编为《通鉴纲目》。所谓正闰、名分，朱熹有一个解释：“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①又说：“《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②诸侯僭称王号，便是闰，而非正。对于这种非理的事，《通鉴》应予正名，不称其王，而还其原名。如诸葛亮出师讨贼，这是顺，应曰讨或曰征。书寇，则指犯顺而言。《通鉴》于正闰、名分有失，即不符合义理，亦即与理的价值标准相违戾。
朱熹以理（天理）为取舍史事、评价史著的价值标准。这里所说的理，其实就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化。朱熹是把本来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理，使其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异化为抽象的观念，普遍的原则。然后反过来，主宰社会历史，或衡量历史的准绳。朱熹的理，便是经过这样的思辨过程而制造出来的。理一旦制造出来，理与史的关系，便不是理从史出或理、史融合，而是理统率史。历史的客观事实，便成为理剪裁的资料。
这种一样，并非人的体知和客体历史实际的融合，而是指与评价史事标准，即理（天理）的融合。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格物致知之功，是在于从理（天理）的形上学的角度来体知历史，评判史事。他认为，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岁星出现于天，表明天道的变迁；正统端正于下，确定人道的善恶；大纲概举，明白历史的鉴戒；众目（指分别意义上的目）毕张，昭著细微的道理。凡是对历史作格物致知工夫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这就是说，要使名事从于理，会归于理；以理统史，才能“合于天理之正”。①
朱熹以理为价值标准，评价以往的史学著作。他批评《左传》于义理上全然不理会，而只讲“祸福利害”，即讲利不讲义，自然不合乎理（天理）。《左传》之所以不合乎理，其要就在于《左传》的好恶价值标准与圣人不同。
朱熹也不满意浙东史学派学者把司马迁抬高到与孔子相似的地位。他认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之所以抬高司马迁，是因为他们宗其学，虽然司马迁也讲仁义，但其本意只在权谋功利，而不在天理仁义。他不按孔子的圣人之言，而一依己说，不讲义理。苏辙《古史》依孔子之言，纠正了司马迁之失。可见《史记》疏略浅陋，而非仁义道德。即不符合理的价值标准。
以理为价值标准，朱熹对宋以前这两部重要的、权威的史著作出评价，指摘其失，是符合宗法社会加强伦理纲常所需要的。当然，他对其他史著亦作了评价。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在叙述其撰《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时说：“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②在正统、非正统问题上，朱熹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纲目》以蜀为正统，司马光《通鉴》以魏为正统。“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③因此，在史事的叙述及价值评价上就会发生分歧。朱熹认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开始称帝，十月前应以献帝建安纪年，十月后用曹丕黄初纪年，可是《通鉴》便在建安二十五年元月开始，即用黄初纪年，这是以臣盖君，有害君臣伦常之教；蜀汉先主刘备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刘禅即位，五月以前，应以章武纪年，但《通鉴》便在这年元月，即用后主建兴纪年，这是以子盖父，有害父子伦常之教。
由于《资治通鉴》在君臣、父子等大伦上有所未审，即在义理上有所未尽，故须作《资治通鉴纲目》①，以纠正之。“《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②别为一书，即指《资治通鉴纲目》。他鉴于《资治通鉴》于正统、非正统及名分有失，而依《春秋》条例，编为《通鉴纲目》。所谓正闰、名分，朱熹有一个解释：“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①又说：“《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②诸侯僭称王号，便是闰，而非正。对于这种非理的事，《通鉴》应予正名，不称其王，而还其原名。如诸葛亮出师讨贼，这是顺，应曰讨或曰征。书寇，则指犯顺而言。《通鉴》于正闰、名分有失，即不符合义理，亦即与理的价值标准相违戾。
朱熹以理（天理）为取舍史事、评价史著的价值标准。这里所说的理，其实就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化。朱熹是把本来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理，使其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异化为抽象的观念，普遍的原则。然后反过来，主宰社会历史，或衡量历史的准绳。朱熹的理，便是经过这样的思辨过程而制造出来的。理一旦制造出来，理与史的关系，便不是理从史出或理、史融合，而是理统率史。历史的客观事实，便成为理剪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