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朱熹在哲学思想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建立了道学哲学逻辑结构，并通过讲学授徒，传播道学，形成独立学派；在史学上，他辑成《资治通鉴纲目》，提出了一套有见解的史学理论，成为修史者的圭臬。
史学，依照朱熹的看法，便是以义理纲纪史事，并非探讨历史发展的所以然和所必然。“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①以吕祖谦的江浙金华史学，是没有以经学为理论基础的浅薄的史学。由此，朱熹批评吕祖谦只劝人看《左传》、《史记》、“宗太史公之学”，“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其实，孔子与司马迁各人在不同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朱熹同意苏辙《古史》中讲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认为“此二句最中司马迁之失”③。
朱熹认为，读史、修史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指导思想，“看史只如看人相打”④，史书看得再多，“亦被史坏”，把人看坏了，不能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加强伦理道德修养。这个指导思想的标准，就是他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理。凡合乎天理之正的，即是符合大经大法，才是真史学。
因此，当朱熹把理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时，不仅其史学具有哲学的思辨性；而且试图建立一种天理与史事融合的史学体系。他提出了一套史学的对象范围、评价标准、修史准则及读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朱熹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修史亦应以他们的政治活动为叙述的主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⑤，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凡正统，周王继世，曰子某立。注云：是为某王。秦更号曰王，初并天下，更号曰皇帝。继世，曰某袭位（注：胡亥从本文）。汉以后，创业中兴，曰王即皇帝位（注：汉高祖已称汉王，晋元帝已称晋王，故但称王。惟光武昭烈：各以其号书）。继世，曰太子某即位（注：非太子，则又随事书）。有故，则随事书之。”“凡列国继世不书，因事注中见之，其有故者，乃随事书之（注：如燕平、楚横、齐法章、楚完）。”“凡国家无主，四方据州郡，称牧守者，曰某人自为某，自称某，自领某官（注：袁绍、曹操之类）。其传袭，各随其事书之（注：孙权、袁尚之类）。”“凡正统尊立皆书。”①帝王及继世、即位、更号，都书之于史；列国皆书，其继世不书，因事则在注中书之；国家无主，四方据州称雄者，亦书之于史。朱熹分别三类情况，而以不同书法，表明他维护正统的历史观。
除帝王后妃太子等政治活动书之于史外，宰相、勋贤、录功臣子孙、贵戚皆书之于史，宦者封爵亦书。如非正统，有故则书。此外，其他官吏“非有故不书”。其书与不书，明确表示了朱熹史学价值观的对象和范围。按照这个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则人民大众的社会政治活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活动以及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的成就等等均被排除了，甚至连中下层官吏的活动亦被略去。历史，就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事迹的历史，历史的运动，亦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史，而不是群众参与的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所谓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据《凡例》规定，亦仅是记载帝王的活动，并以此为中心画圈圈，与此有关的余官，参与了更革、和好、聘问等活动的，便属于有故则书的范围。其余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不包括在内。这样，历史便是以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是历史的主宰者，充分体现了朱熹的帝王史观。
基于此，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就很狭隘了，生动活泼的历史便变成枯燥无味的、不变的郊祀等常例，丰富多姿的史事便剩下干巴无肌的例行的教条。历史就成为帝王将相表演的舞台。这是旧史学的共性。
史学，依照朱熹的看法，便是以义理纲纪史事，并非探讨历史发展的所以然和所必然。“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①以吕祖谦的江浙金华史学，是没有以经学为理论基础的浅薄的史学。由此，朱熹批评吕祖谦只劝人看《左传》、《史记》、“宗太史公之学”，“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其实，孔子与司马迁各人在不同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朱熹同意苏辙《古史》中讲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认为“此二句最中司马迁之失”③。
朱熹认为，读史、修史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指导思想，“看史只如看人相打”④，史书看得再多，“亦被史坏”，把人看坏了，不能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加强伦理道德修养。这个指导思想的标准，就是他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理。凡合乎天理之正的，即是符合大经大法，才是真史学。
因此，当朱熹把理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时，不仅其史学具有哲学的思辨性；而且试图建立一种天理与史事融合的史学体系。他提出了一套史学的对象范围、评价标准、修史准则及读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朱熹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修史亦应以他们的政治活动为叙述的主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⑤，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凡正统，周王继世，曰子某立。注云：是为某王。秦更号曰王，初并天下，更号曰皇帝。继世，曰某袭位（注：胡亥从本文）。汉以后，创业中兴，曰王即皇帝位（注：汉高祖已称汉王，晋元帝已称晋王，故但称王。惟光武昭烈：各以其号书）。继世，曰太子某即位（注：非太子，则又随事书）。有故，则随事书之。”“凡列国继世不书，因事注中见之，其有故者，乃随事书之（注：如燕平、楚横、齐法章、楚完）。”“凡国家无主，四方据州郡，称牧守者，曰某人自为某，自称某，自领某官（注：袁绍、曹操之类）。其传袭，各随其事书之（注：孙权、袁尚之类）。”“凡正统尊立皆书。”①帝王及继世、即位、更号，都书之于史；列国皆书，其继世不书，因事则在注中书之；国家无主，四方据州称雄者，亦书之于史。朱熹分别三类情况，而以不同书法，表明他维护正统的历史观。
除帝王后妃太子等政治活动书之于史外，宰相、勋贤、录功臣子孙、贵戚皆书之于史，宦者封爵亦书。如非正统，有故则书。此外，其他官吏“非有故不书”。其书与不书，明确表示了朱熹史学价值观的对象和范围。按照这个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则人民大众的社会政治活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活动以及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的成就等等均被排除了，甚至连中下层官吏的活动亦被略去。历史，就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事迹的历史，历史的运动，亦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史，而不是群众参与的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所谓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据《凡例》规定，亦仅是记载帝王的活动，并以此为中心画圈圈，与此有关的余官，参与了更革、和好、聘问等活动的，便属于有故则书的范围。其余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不包括在内。这样，历史便是以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是历史的主宰者，充分体现了朱熹的帝王史观。
基于此，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就很狭隘了，生动活泼的历史便变成枯燥无味的、不变的郊祀等常例，丰富多姿的史事便剩下干巴无肌的例行的教条。历史就成为帝王将相表演的舞台。这是旧史学的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