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认为帝王心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运用这个观点去看待历史，便展开了王霸之辨。
  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术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所以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是所谓王道政治，实现了仁的价值理想境界；三代以后，从秦汉至唐，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人欲横流”，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混乱的、黑暗的，是霸道政治。“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①所谓“尧舜……以来转相授受之心”，是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汉唐之时，这个密旨已不明于天下，即使有所暗合，但从全体上看，汉唐的帝王是在利欲上，因此是霸道政治。这便是朱熹所说的“尊王贱霸”论。他借董仲舒的重义轻利、尊道卑功，而来说明尊王贱霸的思想。
  所谓“王霸之辨”，朱熹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后之君子能行其道，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则为王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则为王者之学，孔孟是也。若夫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设使侥幸于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故汉宣帝自言：‘汉家杂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②在这里提出了区别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讲“功利”。实行仁义之政的，便是王道；实行功利之政，就是霸道。行仁义与天理相合，行功利或假仁义，是人欲。王道就是行仁义而顺天理，三代的帝王和孔孟便是；霸道就是假仁义以济私欲，齐桓晋文和汉唐的帝王便是。
  依据义与利的标准，朱熹认为，三代的圣王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③。可是“战国之时，举世没于功利，而不知仁义之固有”④。“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悝）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⑤战国之时，尚且“没于功利”，秦汉以后，自不用言。他以秦始皇为“大无道人”⑥，认为刘邦心中已有“私意”①。曹操、孙权等，简直是“贼”②了。唐太宗是一个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人③，是杀兄无悌的人。“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④尽管刘邦、李世民与先秦的管仲一样，做得许多事，但不是从天理流出来的，而是从“智谋功力”做来，是霸道政治。
  朱熹认为，王道与霸道不只适用于帝王，而且适用于各种人物。固然帝王能统治天下而合乎天理是王道；就是诸侯能做到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⑤也是王道政治。不过诸侯联合一些诸侯国去攻打另一些诸侯国，都是“假仁义以为之”的，都是出于功利之心⑥。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一是“以德行仁，则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⑦；一是“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⑧。一是以德，一是以力。德是依靠崇高的道德理性，实行仁政；力是依靠所掌握的权力，假借仁，而推行功利，为自己谋利。这个区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他说：“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习，此不可不省察也。”⑨在日常应事接物的时候，如果有一毫功利的心，就是霸道的表现，只有做到至公而无私欲，才能符合王道。
  由于朱熹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帝王的历史，而历史运动的决定因素又是帝王的心术，因此，帝王心术的好坏、邪正，即心术从天理中流出，还是从私欲中流出，便决定其政为王道或霸道。于是，他把刘邦、曹操、李世民等与三代帝王作了比较。他譬喻说：三代帝王是金，圣人则是金中之金，即纯金，就是纯天理，学习圣人而没有达到，是金中犹有一点铁，这是王道时期，社会是光明的和进步的。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就是铁，而不是金，如果说他们有一二件事做得合乎天理，也仅是铁中有一点金而已。曹操则完全是铁了。①从秦汉以至隋唐是霸道时期，社会是黑暗的、退化的。三代的礼，到了汉代就很难见到了，所以，“汉儒说礼制，有不合者”②。对于这种古礼不传的情况，朱熹既忧心忡忡，又连连哀叹。“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③如果搞《周礼》的，不理会《周礼》，搞《礼记》的，不理会《礼记》，④这怎么得了！
  社会历史之所以分为三代王道之治和汉唐霸道之治，就在于符合不符合“十六字心传”。朱熹认为，到了宋代，由于周、程上接孔孟不传之学，继三代之“十六字心传”，因此，宋代便出现了王道中兴的气象。以古礼而言，随着周、程等“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⑤，三代古礼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司马光的《仪礼》、《婚礼》最好，与古礼“不甚远”的话，则二程便都符合古礼了。⑥朱熹自己俨然以恢复和重整古礼自任；他依据所谓古礼，而制定了一套仪礼制度，如《天子之礼》、《君臣服议》、《民臣礼仪》、《跪坐拜说》、《深衣制度》、《褅袷礼》、《周礼太祝九掺辨》，并撰《古今家祭礼》及《仪礼经传通解》等，并自说这些礼，是合乎天理，是天理之当然，它丝毫不欠缺。“这个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①圣人的心能与天合而为一，所以圣人作出礼来，能与天相合，朱熹所制之礼，当然合乎天理。
  关于南宋王霸之辩，主要是在朱熹与陈亮之间展开。陈亮以“推到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与以孔、孟自诩的朱熹展开了一场王霸之辩。陈亮“健论纵横”②，认为义（天理）与利（人欲）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并存的。就是在三代也是“王霸并用”、“义利双行”③。如果说义在利中，霸道亦原于王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④事实上，义理既存于三代帝王之中，也存在于汉唐的帝王之中。陈亮认为，朱熹以三代以后王道便中断了，是一片黑暗，其实，“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⑤。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从三代到宋约1500年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⑥，那么，“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⑦这岂不是自相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