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及其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历史方面的运用和贯彻，表现为历史观。它是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理（“天理”）处在三代时，则天理流行，便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以后，天理消，而人欲横行，则体现为霸道政治。
  一、心术论
  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往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进行过真诚的探索。朱熹认为，帝王的心术是天下万事的大根本：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社会的强弱和盛衰，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之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①“熹常谓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处。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而所谓切要处者，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也。”②天下万事的大根本，就是皇帝之心（心术）；天下事物的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皇帝的心术；立政、养民、治军、用人、平天下，又无不本于皇帝的心术。“如论任贤相，杜私门，则立政之要也；择良吏，轻赋役，则养民之要也；公选将帅，不由近习，则治军之要也；乐闻警戒，不喜导谀，则听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数端，余皆可见。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与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①一切决定于这个“大根本”，即君主或皇帝的心术。
  “盖天下万事，本于一心”②，此“一心”的好坏、邪正，便至关重要。皇帝的心术为好为正，便一切都好都正；反之，帝王的心术不正，则一切都不好不正。“臣闻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浊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③“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④这就把某个君主或皇帝的心术作为社会邪正和历史运动的决定因素。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命运，以至臣民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的一念之差，既可以使国家兴盛、人民幸福，也可以使国家衰弱、人民遭殃。基于此，朱熹大胆勇敢地提出要人主（皇帝）“正心、诚意”，“正心术”，确实有重要现实价值。
  为什么说人主之心一正，天下万事无不正呢？这是因为，人主之心正，便能“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⑤。同时，人主的心术公平正大，国与家的纪纲才能系立。他这样说：“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则非臣职之所当及。然天下万事之根本源流有在于是，虽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①人主的心术，犹如网的纲和丝的纪。无纲，网不能张；无纪，丝不能理。国家有纪纲，才能治理好。只要皇帝的“心术正”，天下万事便能自正。
  怎样才能使人主的心术正？这需要从几方面着手：一方面，须明白正与不正的标准。朱熹认为，符合理的便是正，不符合理的便是不正。因为心有道心、人心之异，天理、人欲之别，与此相应便有公私、正邪的区分。“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②如果从道心、天理出发，那么，心就公而且正。反之，从私欲出发，心就“私而且邪”③。正因为“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④，才使“人主之心”也受其昏蔽。倘若使人主之心正，也需下一番“克己”的工夫，从心上克去私欲，便能达到心正。心既正，自然非礼勿动、视、言、听，而能正心以正天下。并非当了皇帝，就一切都是“天理”。朱熹指出皇帝也有私欲，其私欲所造成危害比一般老百姓为甚，因此皇帝也要“存天理，去人欲”，也要“克己复礼”，与一般臣民一样，需要提高道德情操，而不可人欲横流。
  另一方面，必须“严恭寅畏”为务，“声色货利”为戒。朱熹说：“欲正人主之心术，未有不以严恭寅畏为先务，声色货利为至戒，然后乃可为者。”⑤皇帝最容易沉溺于声、色、货、利，人主之心自是不正，也无以正天下。因此皇帝必须以严肃恭敬，谨慎戒惧为先务，以声、色、货、利为禁戒，只有这样，才能正皇帝的私欲之心。
  再一方面，人主之心有时不能自正，而需要贤臣、师傅的帮助。“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古先圣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惟恐此心顷刻之间，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①讲义理，闭私邪，亲贤臣远小人，这是使人主心术得正的有力措施。因此，古代圣王立师傅、置谏诤之官，就是恐怕一旦人主心术不正能而能扶正。之所以立师傅之官，设宾友之位，置谏诤之职，是使皇帝的心术不正能及时能得到纠正；使皇帝由于他们的制衡，而少犯决策的错误。
  二、王霸之辨
  朱熹认为帝王心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运用这个观点去看待历史，便展开了王霸之辨。
  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术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所以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是所谓王道政治，实现了仁的价值理想境界；三代以后，从秦汉至唐，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人欲横流”，社会上的一切都是混乱的、黑暗的，是霸道政治。“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①所谓“尧舜……以来转相授受之心”，是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尧舜禹相传之密旨。汉唐之时，这个密旨已不明于天下，即使有所暗合，但从全体上看，汉唐的帝王是在利欲上，因此是霸道政治。这便是朱熹所说的“尊王贱霸”论。他借董仲舒的重义轻利、尊道卑功，而来说明尊王贱霸的思想。
  所谓“王霸之辨”，朱熹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后之君子能行其道，则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则为王者之佐，伊尹大公是也；不用则为王者之学，孔孟是也。若夫齐桓晋文，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设使侥幸于一时，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则固霸者之道也。故汉宣帝自言：‘汉家杂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②在这里提出了区别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讲“功利”。实行仁义之政的，便是王道；实行功利之政，就是霸道。行仁义与天理相合，行功利或假仁义，是人欲。王道就是行仁义而顺天理，三代的帝王和孔孟便是；霸道就是假仁义以济私欲，齐桓晋文和汉唐的帝王便是。
  依据义与利的标准，朱熹认为，三代的圣王是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③。可是“战国之时，举世没于功利，而不知仁义之固有”④。“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悝）之徒，所以亡人之国而自灭其身。”⑤战国之时，尚且“没于功利”，秦汉以后，自不用言。他以秦始皇为“大无道人”⑥，认为刘邦心中已有“私意”①。曹操、孙权等，简直是“贼”②了。唐太宗是一个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人③，是杀兄无悌的人。“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④尽管刘邦、李世民与先秦的管仲一样，做得许多事，但不是从天理流出来的，而是从“智谋功力”做来，是霸道政治。
  朱熹认为，王道与霸道不只适用于帝王，而且适用于各种人物。固然帝王能统治天下而合乎天理是王道；就是诸侯能做到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⑤也是王道政治。不过诸侯联合一些诸侯国去攻打另一些诸侯国，都是“假仁义以为之”的，都是出于功利之心⑥。
  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一是“以德行仁，则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⑦；一是“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⑧。一是以德，一是以力。德是依靠崇高的道德理性，实行仁政；力是依靠所掌握的权力，假借仁，而推行功利，为自己谋利。这个区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他说：“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习，此不可不省察也。”⑨在日常应事接物的时候，如果有一毫功利的心，就是霸道的表现，只有做到至公而无私欲，才能符合王道。
  由于朱熹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帝王的历史，而历史运动的决定因素又是帝王的心术，因此，帝王心术的好坏、邪正，即心术从天理中流出，还是从私欲中流出，便决定其政为王道或霸道。于是，他把刘邦、曹操、李世民等与三代帝王作了比较。他譬喻说：三代帝王是金，圣人则是金中之金，即纯金，就是纯天理，学习圣人而没有达到，是金中犹有一点铁，这是王道时期，社会是光明的和进步的。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就是铁，而不是金，如果说他们有一二件事做得合乎天理，也仅是铁中有一点金而已。曹操则完全是铁了。①从秦汉以至隋唐是霸道时期，社会是黑暗的、退化的。三代的礼，到了汉代就很难见到了，所以，“汉儒说礼制，有不合者”②。对于这种古礼不传的情况，朱熹既忧心忡忡，又连连哀叹。“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③如果搞《周礼》的，不理会《周礼》，搞《礼记》的，不理会《礼记》，④这怎么得了！
  社会历史之所以分为三代王道之治和汉唐霸道之治，就在于符合不符合“十六字心传”。朱熹认为，到了宋代，由于周、程上接孔孟不传之学，继三代之“十六字心传”，因此，宋代便出现了王道中兴的气象。以古礼而言，随着周、程等“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⑤，三代古礼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司马光的《仪礼》、《婚礼》最好，与古礼“不甚远”的话，则二程便都符合古礼了。⑥朱熹自己俨然以恢复和重整古礼自任；他依据所谓古礼，而制定了一套仪礼制度，如《天子之礼》、《君臣服议》、《民臣礼仪》、《跪坐拜说》、《深衣制度》、《褅袷礼》、《周礼太祝九掺辨》，并撰《古今家祭礼》及《仪礼经传通解》等，并自说这些礼，是合乎天理，是天理之当然，它丝毫不欠缺。“这个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①圣人的心能与天合而为一，所以圣人作出礼来，能与天相合，朱熹所制之礼，当然合乎天理。
  关于南宋王霸之辩，主要是在朱熹与陈亮之间展开。陈亮以“推到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概，与以孔、孟自诩的朱熹展开了一场王霸之辩。陈亮“健论纵横”②，认为义（天理）与利（人欲）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并存的。就是在三代也是“王霸并用”、“义利双行”③。如果说义在利中，霸道亦原于王道，“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④事实上，义理既存于三代帝王之中，也存在于汉唐的帝王之中。陈亮认为，朱熹以三代以后王道便中断了，是一片黑暗，其实，“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⑤。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从三代到宋约1500年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⑥，那么，“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⑦这岂不是自相冲突吗？
  三、元、会、运、世说
  朱熹把动静的运动看成是一个无端始的无限运动，是正确的。但他最终把动静关系引向循环论。“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①气运是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循环，朱熹把这个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历史也是“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②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朱熹继承了邵雍的历史循环表。对历史的循环作了具体的描绘。认为人类历史的变化是按照元、会、运、世的次序周而复始的。一元等于十二会，就像一年有十二个月；一会等于三十运，犹如一月有三十日；一运等于十二世，就像一日有十二个时辰；一世等于三十年，犹如一个时辰有三十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构成了一个循环的过程，为一元。前一元与后一元相互衔接，便成为一个历史周期，循环往复。“第一会、第二会时，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会谓之开物，人物方生，此时属寅，到得戌时，谓之闭物，乃人消物尽之时也。”③一会等于一万八百年，是说在宇宙开始的二万一千六百年时，这时还没有人和物；在第三会时，即经过了三万多年，才出现了人物，人们称此为开物时期。如果说第一会为子，第二会为丑，开物的第三会为寅，经过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酉会到戌会。即八万六千四百年为闭物时期，这时“人消物尽”，一直到亥会。开物需两会，闭物亦需两会，从子会到亥会，共十二会，为一元。“到得一元尽时，天地又是一番开辟。”①就是说，一元尽时，天地、世界消灭了，“便是天地之间都无了”②，又重新开始新的一元。
  一元之中有“开物”和“闭物”，一元完了新的一元又开始。这是据邵雍《皇极经世》象数学的推衍。人类社会历史既按照元、会、运、世的序列运动，在一元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中，“有五六万年好，有五六万年不好，如昼夜相似。”③犹如昼夜一样，有光明（好），有黑暗（不好）。这便是朱熹所说的“半明半晦”④。朱熹似据此而把历史分为好与不好的两截。以三代是天理流行的光明的、好的时代；秦汉到唐是人欲横行的黑暗的、不好的时代。四、道统论
  与“王霸”之辨相适应，朱熹继承前人思想资料，建构了一个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永恒的道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⑤所谓其见于经，即“允执厥中”见之于《论语·尧曰》。“十六字心传”的其他十二字，是为了说明“允执厥中”这一言的。这便是理学家所说的道统的内容和实质。这个十六字道统心传，是从上古圣神传下来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孟，孟子以后就中断了。
  朱熹当然不承认韩愈是道统的继承人。但孟子以后中断了的道统总得传下来，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①朱熹认为，孟子鉴于天理民彝的不可泯灭，因此，即使百世以后，必有神会而心得道统之传的人。
  那么，得不传之学的人是谁呢？朱熹这样说：“有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河南程颢伯淳卒，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然学者于道不知所向，则孰知斯人之为功，不知所至，则孰知斯名之称情也哉！”②这段话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结束语，是朱熹经过深思熟虑写下的。它包含有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朱熹有意识地借这个“篇终”，而“历序群圣之统”，即道统。其主旨是要说明当时已有传道统的后圣在。这个后圣或真儒，便是二程。朱熹说：“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孔子亦不得，后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两千年后又不生二程亦不得。”③以二程继伏羲至孔孟道统之必然。又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④朱熹抛开韩愈，由二程直接上承一千四百年前的孟子不传之学，而成为道统继承者。
  其二，由于从孟子到二程的一千四百年间，道不行、学不传。因此，既无善治，又无真儒。使得天下人不知所之，而人欲横行，天理趋于消亡。
  其三，正由于此，要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必须辨异端，辟邪说。所谓异端，主要指佛、道；邪说，主要指“功利”学派的学说。他在《近思录》第十三卷中，专辨杨墨及佛、老异端之害。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①所谓二家，便是指佛、道两家。因为它们“弥近理而大乱真”，所以能够以假乱真。对于这种以“异说以济其私，而邪慝并起，不可胜正”②的情境，必须恢复其常道。“常道既复，则民兴于善，而是非明白，无所回互，虽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③只有通过辨异端，辟邪说，才能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不传之学得以继承。
  朱熹独以二程承孟子之道统，自有其一定的根据，同时他以自己为程颐的四传弟子（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他说：“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④朱熹以自己为程氏之私淑弟子，而得以继二程之道统，被认为是道统嫡传。朱熹的女婿黄榦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⑤其门人陈淳说：“轲之后失其传，天下骛于俗学，盖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死，不自觉也。及我宋之兴，明圣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气复会，于是濂溪先生与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白之。……盖所为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萃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①既确定二程为继孟子之后的后圣，又明确朱熹为二程道统的继承者。
  朱熹继承道统的地位，由于《宋史》立《道学传》，而得到官方的肯定。“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②这段话，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理学（道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继承关系和程朱在道统中地位以及为什么程朱能度越诸子，而上接孟子的原因等等，但蔽在不能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中去寻找道学（理学）产生的根源。

① 《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② 《答张敬夫》，《文集》卷二十五。 ①《答张敬夫》，《文集》卷二十五。 ②《送张仲隆序》，《文集》卷七十五。 ③《己酉拟上封事》，《文集》卷十二。 ④《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⑤《庚子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① 《庚子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② 《辛丑延和奏札二》，《文集》卷十三。 ③ 同上。 ④ 《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⑤ 《答张敬夫》，《文集》卷二十五。 ①《庚子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① 《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十六。 ② 《朱子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一。 ③ 《送张仲隆序》，《文集》卷七十五。 ④ 《朱子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一。 ⑤ 《送张仲隆序》，《文集》卷七十五。 ⑥ 《朱子语类》卷四。 ①《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十六。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③同上。 ④《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十六。 ⑤《朱子语类》卷二十五。 ⑥同上。 ⑦《朱子四书或问》，《孟子或问》卷三。 ⑧同上。 ⑨《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① 《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十六。 ②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③ 同上。 ④ “治《周礼》者，不曾理会得《周礼》，治《礼记》者，不曾理会得《礼记》，……国家何赖焉。”（《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⑤ 《壬午应诏封事》，《文集》卷十一。 ⑥ 《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①《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②刘壎：《隐居通议·论陈龙川二则》，《陈亮集》附录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7页。 ③《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1页。 ④同上。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 ① 《朱子语类》卷一。 ② 同上。 ③ 《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①《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中庸章句序》，《文集》卷七十六。 ① 《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 ② 同上。 ③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④ 《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文集》卷七十八。 ①《中庸章句序》，《文集》卷七十六。 ②《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 ③同上。 ④《大学章句序》，《文集》卷七十六。 ⑤《朱子行状》，《朱子年谱》卷四下。 ① 《严陵讲义·师友渊源》、《北溪先生字义》卷下。 ② 《道学传一》，《宋史》卷四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