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义与利关系，是伦理道德哲学的价值观念。儒家的重义轻利，一直为统治者和思想家所倡导，成为他们实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政策的价值基础。对此朱熹有所修正：一方面，作为政府和地方官吏，应该实行奖励生产，开荒救灾，薄赋赈济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措施，要讲利；另一方面，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讲，应该重义轻利，两者不能混而为一。这就是说：对国家的公而言，要讲功利；对个体的私而言，不能光讲利，要讲义。
（一）所谓义与利
义利之辨是和天理与人欲之辨相联系的一对道德价值范畴。朱熹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①义是先天固有的心，属于天理之公；利出于后天物我关系的比较，属于人欲之私。追求“利”要按天理办事。
关于义，朱熹曾作这样的规定：
——义是天理之所宜。“义者，天理之所宜”。②《语类》解释：“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③宜是这事合当这样，那事合当那样。也就是说，“君子只知得个当做与不当做，当做处，便是合当如此”④。“合当如此”，就是当做。“天理之所宜”，便是天理所当做的，就合乎义。做官应当廉勤，这便合乎天理之所宜，即宜之理。“天理之所宜”与“义者宜之理”，两者没有本质差异，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义是心之制。“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①。“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②。什么是“心之制”？
他说：“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③制约义的心，是义的本体。“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④所以裁制义的心在内而不在外。如果“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夫何难而不济”⑤？否则便会亡国灭身。
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它是“根于人心之固有”⑥，即仁、义之心；它是君子所具有的，小人往往所不具备。
关于利，朱熹规定：
——利是人情之所欲。“利者，人情之所欲。”⑦人情之所欲，即“口鼻耳目四支之欲”，此欲与人心相当，不是全不好。但只计较人情之欲，计较利，就不好。“小人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⑧“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小人只管计较利，虽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⑨此利就不顾义理。他举例说：“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⑩君子讲义，不当得就不取，小人不管当或不当，取之为利，这便是应当与不应当的道德价值原则。朱熹又举亲身的事例说：“昨有李某，当寿皇登极之初，上一书极说道学恁地不好，那时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说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书，极称道学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势要，便以此相投，极好笑。”①生动地描绘了为利者的品格。不当如此而如此的人欲，便是人情之所欲。②
——利是人欲之私。“人欲之私也，……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③人欲为私，“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④“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⑤朱熹认为，之所以利是人欲之私，是由气禀决定的。气禀中原来就有恶浊的，所以便有“人欲之私”。从这个意义上说，利也可以说是不善。“对义言之，则利为不善。”⑥
利为“人情之所欲”，为“人欲之私”，“才有欲顺适底意思即是利”⑦。它虽“生于物我之相形”⑧，是物我相计较以后产生的，但亦由“气禀定了”，是“学力不可变化”⑨的。
朱熹认为，明义利之辨，是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⑩。每个人谨守“天理之所宜”，而不去追求不应当得的各种利。以“义利”来调整社会各种矛盾，而倡导重义轻利。
（二）重义轻利说
“重义轻利”，本是儒家传统思想，原无特别强调之必要，但鉴于南宋功利学派学说的传播，有违于重义轻利的践行，而显重要。朱熹在《答石天民》书中，表示了对功利学派以义利为一事的既忧又骇的心情：他到浙中，朋友间都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当时亦曾辨论，觉得殊未相领，至与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摈。……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①他认为“浙学却专是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②。朱熹以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直是禅学，并不可畏，自会转变。浙学（永康）陈亮等功利学派，具有实用性，习之见效，不仅甚为可忧，而且是当时的大病。
朱熹从两方面着手，来恢复重义轻利的传统，破除浙学（永康、永熹学派）的影响：
一方面，极力推崇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学说，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教育学生。
朱熹虽自称“于义理上不敢乱说”③，但对正义、明道之论作了发挥，对重义轻利之理作了论证。“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④朱熹认为，讲仁义为先，并不是迂阔无用之谈，是因为“万事本于一心”。
朱熹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形上学的论证。“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其言，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而已矣。”①他以为君子之学，不能专在利害上计较，巧智上使用，而应该穷理而守之，唯理是从，归根到底，就是正义、明道，使伦理道德得到形而上学的论证。
另一方面，严密义、利之分别，而不使混为一事。朱熹认为，“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②。是说人人要分辨义与利，事事要分辨义与利。“譬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③处理一家、一国、天下大事，都要分辨义利、善恶、是非、得失。这就是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④。明义利之别，而不使混淆。
如何分辨义利之别？“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⑤为己，就是人欲之私；为人，就是天理之公。“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⑥分别得天理人欲、公私邪正，则能明义利之辨。简言之，义利之别，即公私、天理人欲之分。
朱熹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证，阐发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伦理观。重义轻利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规范，与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价值观，是社会与人的价值导向和需要的选择。
（一）所谓义与利
义利之辨是和天理与人欲之辨相联系的一对道德价值范畴。朱熹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①义是先天固有的心，属于天理之公；利出于后天物我关系的比较，属于人欲之私。追求“利”要按天理办事。
关于义，朱熹曾作这样的规定：
——义是天理之所宜。“义者，天理之所宜”。②《语类》解释：“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③宜是这事合当这样，那事合当那样。也就是说，“君子只知得个当做与不当做，当做处，便是合当如此”④。“合当如此”，就是当做。“天理之所宜”，便是天理所当做的，就合乎义。做官应当廉勤，这便合乎天理之所宜，即宜之理。“天理之所宜”与“义者宜之理”，两者没有本质差异，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义是心之制。“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①。“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②。什么是“心之制”？
他说：“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③制约义的心，是义的本体。“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④所以裁制义的心在内而不在外。如果“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夫何难而不济”⑤？否则便会亡国灭身。
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它是“根于人心之固有”⑥，即仁、义之心；它是君子所具有的，小人往往所不具备。
关于利，朱熹规定：
——利是人情之所欲。“利者，人情之所欲。”⑦人情之所欲，即“口鼻耳目四支之欲”，此欲与人心相当，不是全不好。但只计较人情之欲，计较利，就不好。“小人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⑧“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小人只管计较利，虽丝毫底利也自理会得。”⑨此利就不顾义理。他举例说：“且如有白金遗道中，君子过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过之，则便以为利而取之矣。”⑩君子讲义，不当得就不取，小人不管当或不当，取之为利，这便是应当与不应当的道德价值原则。朱熹又举亲身的事例说：“昨有李某，当寿皇登极之初，上一书极说道学恁地不好，那时某人在要路，故以此说投之，即得超升上州教官。前日某方赴召到行在，忽又上书，极称道学之美，他便道某有甚势要，便以此相投，极好笑。”①生动地描绘了为利者的品格。不当如此而如此的人欲，便是人情之所欲。②
——利是人欲之私。“人欲之私也，……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③人欲为私，“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④“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⑤朱熹认为，之所以利是人欲之私，是由气禀决定的。气禀中原来就有恶浊的，所以便有“人欲之私”。从这个意义上说，利也可以说是不善。“对义言之，则利为不善。”⑥
利为“人情之所欲”，为“人欲之私”，“才有欲顺适底意思即是利”⑦。它虽“生于物我之相形”⑧，是物我相计较以后产生的，但亦由“气禀定了”，是“学力不可变化”⑨的。
朱熹认为，明义利之辨，是为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⑩。每个人谨守“天理之所宜”，而不去追求不应当得的各种利。以“义利”来调整社会各种矛盾，而倡导重义轻利。
（二）重义轻利说
“重义轻利”，本是儒家传统思想，原无特别强调之必要，但鉴于南宋功利学派学说的传播，有违于重义轻利的践行，而显重要。朱熹在《答石天民》书中，表示了对功利学派以义利为一事的既忧又骇的心情：他到浙中，朋友间都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当时亦曾辨论，觉得殊未相领，至与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摈。……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①他认为“浙学却专是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②。朱熹以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直是禅学，并不可畏，自会转变。浙学（永康）陈亮等功利学派，具有实用性，习之见效，不仅甚为可忧，而且是当时的大病。
朱熹从两方面着手，来恢复重义轻利的传统，破除浙学（永康、永熹学派）的影响：
一方面，极力推崇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学说，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教育学生。
朱熹虽自称“于义理上不敢乱说”③，但对正义、明道之论作了发挥，对重义轻利之理作了论证。“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天下万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谓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义者此心之制之谓也。”④朱熹认为，讲仁义为先，并不是迂阔无用之谈，是因为“万事本于一心”。
朱熹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形上学的论证。“盖无所用其巧智之私，而唯理之从。极其言，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亦拙而已矣。”①他以为君子之学，不能专在利害上计较，巧智上使用，而应该穷理而守之，唯理是从，归根到底，就是正义、明道，使伦理道德得到形而上学的论证。
另一方面，严密义、利之分别，而不使混为一事。朱熹认为，“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②。是说人人要分辨义与利，事事要分辨义与利。“譬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③处理一家、一国、天下大事，都要分辨义利、善恶、是非、得失。这就是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④。明义利之别，而不使混淆。
如何分辨义利之别？“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⑤为己，就是人欲之私；为人，就是天理之公。“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⑥分别得天理人欲、公私邪正，则能明义利之辨。简言之，义利之别，即公私、天理人欲之分。
朱熹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证，阐发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伦理观。重义轻利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规范，与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价值观，是社会与人的价值导向和需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