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诗是与文相当的表现形式④，它给人以精神性、感性的愉快，文和诗包含着美在内，没有文和诗，亦就无所谓美。文和诗可以理解为文采，也可以理解为诗表达的思想感情所采取的各种艺术方法，如比兴、夸张、象征、隐喻等等。理与道相当，既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也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它是诗的思想内容。如果说，道学家在文与道关系上主张文以载道的话，那么，在诗与理的关系上，便主张以理为诗。
道学开创者周敦颐、邵雍，一以载道说，一以尽性说，而确立了文道、诗理的基本关系。朱熹精心研究过《诗经》、《楚辞》，撰写了《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继承而又修正了邵、周、二程的思想，提出了“诗理合一”的主张，他说：“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①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才能做得出精品来。否则便会好坏颠倒，如二程所说的徒劳精力，贻误穷理。这就是说，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精品，反之，就不成诗。明理的思想内容与诗的表现形式相融合。《语类》记载：“陈才卿说《诗》。先生曰：‘谓公不晓文义，则不得，只是不见那好处。正如公适间说穷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随事精察，便是穷理，只是不见所谓好处。’”②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两者紧密相联，同构同步。朱熹教人要晓得诗的言外之意，看得其精神意思。只看得外面文义的一层，而不认识内在的意思一层，就是大病。他又教人，“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③。身在船中，与水隔了一层，对水还没有亲身感受，领悟水的意味；水在船外，犹如言在意外，哪晓得文义来学诗，就好比坐在船中看水，隔靴搔痒。只有踏翻了船，人都翻在水中，对水有真实的感受，才是学诗的真境界，学道（理），也是如此。学诗即如学道（理），诗道融合如一。
诗道合一，其宗旨是诗教。“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④，这是诗教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诗教？朱熹根据诗的定义，作了论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由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教也。”①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这是朱熹对诗的深刻理解。然而，人的感物有邪正善恶，包括审美感受，表达思想感情的诗这种形式也有是非之分。无论是正还是邪，都有不同方面和方法，作为教化天下的手段。“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审察情性言行，通过修身的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方法道理，《诗》中均有了。这就是说，《诗》是教化人进行伦理道德修养，而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的。
朱熹重视诗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但亦不以理代诗，对于诗的艺术表现形式美，亦并不否定。“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石曼卿诗极有好处，……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黄庭坚诗“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令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③。朱熹要求道德精神、思想内容与诗的表现形式之美的完善的融合。
诗理合一的贯彻，还体现对诗史的探讨中，朱熹讲了他学道未专一时对于诗的原委的研究时说：“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①这三变是中国诗歌体裁和技巧发展的三个阶段，虞夏至魏晋为古诗阶段；晋宋到唐初，是古诗向律诗转化阶段；第三个阶段为律诗。这从总体上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严格的格律，亦束缚人的思想。因而，朱熹认为，说出的诗比作出来的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重古诗而卑律诗是可以理解的：“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花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②魏晋以前作诗不讲格律，而直抒发心志；近世留情格律，追求辞藻用韵，注重表现形式的属对善否，而不注意诗表现道德精神、思想内容的功能。朱熹看到这个问题，虽出自道学家的诗理合一说，但不能不说有其深刻的一面。
道学开创者周敦颐、邵雍，一以载道说，一以尽性说，而确立了文道、诗理的基本关系。朱熹精心研究过《诗经》、《楚辞》，撰写了《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继承而又修正了邵、周、二程的思想，提出了“诗理合一”的主张，他说：“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①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才能做得出精品来。否则便会好坏颠倒，如二程所说的徒劳精力，贻误穷理。这就是说，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精品，反之，就不成诗。明理的思想内容与诗的表现形式相融合。《语类》记载：“陈才卿说《诗》。先生曰：‘谓公不晓文义，则不得，只是不见那好处。正如公适间说穷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随事精察，便是穷理，只是不见所谓好处。’”②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两者紧密相联，同构同步。朱熹教人要晓得诗的言外之意，看得其精神意思。只看得外面文义的一层，而不认识内在的意思一层，就是大病。他又教人，“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③。身在船中，与水隔了一层，对水还没有亲身感受，领悟水的意味；水在船外，犹如言在意外，哪晓得文义来学诗，就好比坐在船中看水，隔靴搔痒。只有踏翻了船，人都翻在水中，对水有真实的感受，才是学诗的真境界，学道（理），也是如此。学诗即如学道（理），诗道融合如一。
诗道合一，其宗旨是诗教。“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④，这是诗教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诗教？朱熹根据诗的定义，作了论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由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教也。”①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这是朱熹对诗的深刻理解。然而，人的感物有邪正善恶，包括审美感受，表达思想感情的诗这种形式也有是非之分。无论是正还是邪，都有不同方面和方法，作为教化天下的手段。“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②审察情性言行，通过修身的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方法道理，《诗》中均有了。这就是说，《诗》是教化人进行伦理道德修养，而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的。
朱熹重视诗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但亦不以理代诗，对于诗的艺术表现形式美，亦并不否定。“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石曼卿诗极有好处，……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黄庭坚诗“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令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③。朱熹要求道德精神、思想内容与诗的表现形式之美的完善的融合。
诗理合一的贯彻，还体现对诗史的探讨中，朱熹讲了他学道未专一时对于诗的原委的研究时说：“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①这三变是中国诗歌体裁和技巧发展的三个阶段，虞夏至魏晋为古诗阶段；晋宋到唐初，是古诗向律诗转化阶段；第三个阶段为律诗。这从总体上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严格的格律，亦束缚人的思想。因而，朱熹认为，说出的诗比作出来的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重古诗而卑律诗是可以理解的：“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花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②魏晋以前作诗不讲格律，而直抒发心志；近世留情格律，追求辞藻用韵，注重表现形式的属对善否，而不注意诗表现道德精神、思想内容的功能。朱熹看到这个问题，虽出自道学家的诗理合一说，但不能不说有其深刻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