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在探讨了知觉、心思和体知主体心的修养以后，进一步探讨了知与行关系问题，即理会与践行、知识与行为、体知与践履的问题。在知行观上，程颐认为先知了，方能行得。朱熹继承程颐的知行学说，并有所发展。“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②“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③知、行含有这样几层意思：以知、行的先后论，知先行后；以知行轻重论，行重知轻；知、行分两脚，不可偏过，而又相须互发。
  （一）知先行后说
  朱熹所说的知，是以“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知理为目标；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行“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④。他认为，知行即是理会、践行两事。以理会为知，说明人的认知、体知，都是一种理会的形式。知行既为两件事，就可以分二说、先后说。《语类》记载：问：“须是先知，然后行？”他回答说：“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⑤理都没有弄明白，便不想致之了！因此，“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知得守得”①。是说要知得致知。所以，他明确主张知先于行。“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②“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③知先行后不仅无可怀疑，而且其次序也是固有的，不可躐等的。“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固各有其序矣。”④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中写道：“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⑤穷理是属于知的范围。先学、问、思、辨，即知，然后笃行，这就是“为学之序”⑥。这是不能颠倒的。如果“有以行为先之意，而所谓在乎兼进者，又若致知力行，初无先后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⑦他是反对的。由此，他进一步论证了“知先行后”的几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知得方行得”。知是行的基础和根据。朱熹说：“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没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无第二著第三著。”⑧“前面所知之事，到得会行得去，如平时知得为子当孝，为臣当忠，到事亲事君时则能思虑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⑨知得到后，便凭着所知去做，如知得为子当孝，为臣当忠，就按孝、忠去事亲事君。如果离知以言行，义理不明，就去践行，便会陷入空寂。黄榦在《语类》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有个叫王子充的人诘难：“我在湖南遇见一位先生，他只教人践履。”朱熹反诘说：“义理还没明白，如何践履？”王子充说：“只要行，就能获得知识。”朱熹便以程颐知路走路的道理，回答说：“譬如人走路，不先知得路，怎么走路？”①批评“只教人践履”，是标新立异。朱熹认为，如果专讲践行，不先明白义理，践行就没有目标，即所谓“经不正，理不明”，都是空的了②。这样，同佛教教人“空寂”就无别，只有先明白义理，在行先对知痛下工夫，“为学先要知得分晓”③，“痛理会一番，如血战相似，然后涵养将去”④，就能行得。如果不知，义理不明，自不能行。它与“知得方行得”，是同一个命题。
  另一层含义是，“既知则自然行得”。没有行，“行”必须依赖于知。“既知则自然行得，不待勉强，却是知字上重。”⑤“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论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又岂知理之所在，言之虽若甚高，而未尝不可行哉。”⑥只要既知，自然见诸于行，而不需勉强。知必行，行必待于知，没有知而不行，行而无知。知之愈明，穷理愈深，则行愈笃，而无过之不及的弊病。无知而行，或穷理不深，便是硬行或冥行。“‘穷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语有大病，殊骇闻听。行得即是，固为至论。然穷理不深，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则凡所作为，皆出于私意之凿，冥行而已，虽使或中，君子不贵也。”①当然，于理没有深求，并不是说离知而行，而只是说在不正确的知的指导下的作为。这种不正确的知，在朱熹看来，就是私意，在私意指导下的行，就是冥行，其结果便“失之于野”。“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②这种力行而不学文、不识理的后果，有害于“圣贤之成法”。
  再一层含义是，“知之而行未及之”，知而不行。假如说“知得方行得”，“既知则自然行”，以知为先、为主，知决定行，那么，行必须依赖于知，知也有待去行，是讲以知为主的知行不二。知而未及行，则是知与行的脱节。究其知行相离、知了做不到还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知未至”和“知尚浅”。“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③“‘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知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④所谓“知未至”和“知尚浅”，在朱熹那里是属于略知的阶段，而未达真知。比如有人晚间吃老鼠药而中毒，几乎要死，这就是因为“不曾真知砒霜能杀人”⑤，所以尝鼠药，而知行脱节。真知不是在“略知”之外去寻求什么真知，而是在无数略知的基础上着实体验。朱熹说：“然又不是随众略知之外别有真知，更须别作道理寻求，但只就此略知得处着实体验，须有自然信得及处，便是真知也。”⑥此“着实体验”，似乎有身临其境，亲自去做、去体验的意思。程颐曾说：“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傍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盖真知虎者也。学者深知亦如此”①。区别了真知与略知体验的不同，亲被虎伤的人与未亲被虎伤的人的体验之别。朱熹认为，未被虎伤的人应该思量出被伤的道理，才能与伤者一样，获得真知。《语类》记载：“又问真知。曰：曾被虎伤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伤底，须逐旋思量个被伤底道理，见得与被伤者一般方是。”②他这样说：“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③他区分真知与略知，真知是在略知基础上的体验，不无灼见和有价值。
  尽管“知未至”，是知行不一的原因，但也不能由此俟知至后再去行，“若曰必俟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俟其至而后行哉？”④倘若知未至而暂时不行，岂不是事亲从兄也可以废一日吗？在朱熹的心目中，这恰是为不践行伦理纲常找到理论依据。因此，即使知未至，也仍然要涵养操存，践行事亲从兄的伦理道德规范。
  朱熹从知行的相对相关、相分相依等方面，论证了“知先行后”说，强调了真知与行为、理会与践行的关系，闪烁出真知灼见。
  （二）行重知轻论
  既以知先行后，何以知轻行重？这是因为：一是从知识的来源上说，先有知，然后行；一是从知识的结果上（即社会效果）说，要注重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⑤“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①如果说程颐是从知先行后引申出知重行轻的话，那么，朱熹则考虑到事亲从兄的道德的践行不可一日废的情况，而由知先行后而提出行重知轻说，以补程颐之不足。注重把知得的义理付诸践行。从维护伦理道德角度说，以践行伦理道德为重，知则为轻。“书固不可不读，但比之行，实差缓耳。”②“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③学——知——行，似乎有学习而求得对伦理道德的认识，然后按这个认识去践行。尽管在次序上看，知在先，但比之行，知之未若行之之实，知比行要差缓一些。由此，他不赞成知行轻重关系的颠倒。“或问：‘子路恐闻之说。’曰：‘诸说皆得之，惟谢氏（谢良佐）’为异。盖其说每以知为重，而行为轻，故反以圣贤力行之意，为知道之具，其亦误矣。”④朱熹认为，谢良佐误解了《论语·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的意思，把“子路闻善，勇于必行”⑤的重行之意，说成“知重行轻”，这显然不符合圣贤的原意。他修正了二程学生所坚持的“重知轻行”的观点，说明“前所闻者，既未及行，故恐复有所闻而行之不给也”⑥，是言子路每言必行的意思。
  行之所以重，知之所以轻。在朱熹看来，有三方面的依据：一是，“知易行难”。程颐修正了《尚书》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提出了“行难知亦难”⑦说。朱熹再修正了程颐的行难知亦难说，回到“知易行难”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①“这个事，说只消两日说了，只是工夫难。”②朱熹强调行的工夫难。如果不躬行，只说说便了，那么，孔子对七十子的讲说，“只用两日说便尽”，何必跟随孔子许多年不离开呢？不然，是否“孔门诸子皆是呆无能底人”呢？“恐不然也”③，究其原因是，知容易，行艰难。因此，两日讲说完的知识，躬行起来，几年也未必做好。“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④所以说知轻行重。
  另一方面是，力行是明理之终。为什么要知，其目的是为了践行。“为学之功，且要行其所知”。⑤他这样写道：“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⑥“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⑦知是为了行，明理、即明道德义理是为了践行它。他竭力反对轻行，“人言匹夫无可行，便是乱说。凡日用之间，动止语默皆是行处。”⑧他把“日用之间，动止语默”都看作是践行，便把践行道德义理渗透到人们的每一个行动之中，成为普遍性原则，并强调践行伦理道德要诚惶诚恐，“且须于处处警省，须是战战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过，则又不可。”⑨“到得做事业时，只随自家分量以应之。”⑩汲汲皇皇、战战兢兢地去践行伦理道德，这就是“明理”（“知”）的目的。因此行为重，知为轻。
  再一方面是，行是检验知之真不真的标准。“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①这就是“必待之皆是，而后验其知至”②的意思。朱熹所说的行是检验知的标准，其行是行理；其真知是心与理在自身心中的合一，即心的自我印证。譬如知善而不行善，若以行来检验，则未真知善。因为真知善还是不知，要靠行善来检验，既无行，自然未真知善。善与自家为一的真知，是知善与行善融合的结果。
  朱熹重行轻知的行是行其所知，因此，与其“知先行后”并不冲突。“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则自近及远、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见之效矣”③。“行者不是泛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④这里，尽管朱熹是讲知先前提下的重行，其行也是对伦理道德的践行。然而，推开他先知的前提，那么，他讲的行是知的目的，行是检验知的标准等重行的观点，在人类体知史上，是有价值的思想。
  （三）知行互发论
  朱熹既看到知、行的对待，用“两脚说”；也看到知、行的融合，即“相须互发”论。如果说“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知、行的差分及其主次的不杂关系的话，那么，“知行相须互发”，则从两者的互相联结、依存、促进的不离方面作了论述。
  第一，知、行常相须，相互联结和依存。“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⑤“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二者皆不可偏废，如人两足，相先后行，便会渐渐行得到，若一边软了，便一步也进不得。”①须，通需，资的意思②，相须就是相互联结和依赖。知与行犹如人之两足及眼睛与足的关系，有眼没有足不能走路，有足没有眼看不见路，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偏废。若缺一方面，便不能走好路。所谓“不可偏废”，就是不能以此代彼或以此包彼的意思。朱熹说：“且《中庸》言学问思辨，而后继以力行。程子于涵养、进学亦两言之，皆未尝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废也。”③又说：“切问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为致知力行之分也，质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岂有全不知而能行者。”④譬如眼不能代足，足不能包眼，知行俱到。如果眼能代足，那就是偏废，便不是相互依赖关系。
  朱熹还引用天台宗智觊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亦名《小止观》）中所说的“当知此二法（指定、慧），如车之双轮，鸟之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的话，发挥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⑤“定”是梵语samadhi的意译，即止息杂念，专心一境的意思。朱熹把“定”这种宗教的禅定修行转为伦理道德的践行。“慧”原是对佛教本体的证悟，朱熹将其变为知，它以定慧双开比喻“知行相须”，二者不可偏废。
  第二，“知行互发”，相互促进。“问：‘南轩云：致知力行互相发。’曰：‘未须理会相发，且各项做将去，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相发。’”’⑥朱熹把知行互发，比为人之两脚。“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①，右足止是为促进左足行，一方的止是为另一方的行。左右两足，交替前进。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②。抑昂相互促进，与“知行互发”是一个道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③知行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从而使“知之浅”、“行之小”者向知“知之深”、“行之大”者变易。
  知行相须互发论，经朱熹的倡导，而成为当时的思潮，被称为“东南三贤”的其他二贤张栻、吕祖谦，都有相类的言论。张栻说：“知之进，则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则知愈有所进，以至于圣人。……盖致知力行，此两者工夫互相发也。”④吕祖谦也说：“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学者若有实心，则讲贯玩索固为进德之要。”⑤朱熹、张栻、吕祖谦都强调“知行互相发”，注重践履笃行伦理道德，体现了时代的需要。
  朱熹对于知行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等方面的论证，体现了中国体知史上的重要思想。尽管建立在知先行后的基础上，无论对人类体认的发展还是对后来王夫之的“知行相资为用”⑥、“知行始终不相离”⑦、“知行并进而有功”⑧等思想都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