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五、人才问题
内容
为巩固“天理君权”的国家组织形式，统治集团需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即国家政权应掌握在哪一部分人的手中和用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这关系到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问题。
（一）人才之弊
朱熹在很多地方谈到人才选拔及人才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语类》记载：“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①选拔合格的人才，已成为当前治国的先务，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他主张对于不成才的人，不能参与政治。
关于人才的标准，朱熹说：“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②称得起人才的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从广泛意义上说，他以为当时有两种人：一是“谨密者多退避”，不愿意多干事还不愿意出来做官；二是“俊快者多粗疏”，③干事不仔细。如果他们能够“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即损其“谨密”和“俊快”之有余，勉其“退避”和“粗疏’””’之不足，那么，他们不仅能“做得事”，“担当得事”，而且“与那小廉曲谨底不同”④。但是，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评价人，对人才标准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或者出于某个人的个人偏见，其评价人的标准便歧异。“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⑤这种评价人的标准，便完全颠倒了。因此，朱熹哀叹当今没有人才，他说：“后世只是无个人样”⑥。之所以“无人样”，是由于风气不好。“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①即使是一等人才，也由于风气不好，而“不识义理，终是难保”②。朱熹又把风气之坏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对道学的排斥。他很带感情地说；“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③把诋排“道学”（即“理学”）作为人才之坏的根源。
由于人才之坏，因而在士大夫之间以至官场中造成很坏的风气。士大夫得过且过，做官的以不治事为得策。“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一切刓方为圆，且恁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④如果以不生事、不明理为“知礼”，以刓方为圆、随俗苟且为长进，这样下去，“至下年，国家事都无人做矣”⑤，是很危险的倾向，因此，他说：“此风大害事。”
至于，“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申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⑥官无论大小，对于人民的诉讼，即使曲直很明显，也不处理，人民无处申诉，自然也就不来官府申冤了。就是有人来诉讼，半年一年不处理，也无消息，只得作罢。当官的还以为这是讼太平之世。这种不治事的风气，真是可怕！
（二）任贤使能
针对这种情况，朱熹提出，选拔官吏应“任贤使能”。他说：“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①对于贤者，应该是，“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②；对于小人的态度是，“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尽”③。亲贤臣远小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当然，任贤臣首先是宰相。君主对于贤相的要求不应该是：“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④，这是君主的失职。宰相对于君主不应该是：“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和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⑤，这是宰相的失职。君相交失其职，国家的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的官吏便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朱熹认为，选拔贤相的标准应该是：“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⑥如果在君主周围、政权机构中，都是这样“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贤相、贤士大夫的话，那么，所谓“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①的情况，就会迅速得到整顿，而会出现体统正、纲纪立、国势强、刑政清，民力裕、军政修的政治局面。
朱熹根据历史的经验，认识到君相关系的重要，君应选取能正己和可畏的臣子，臣应能纠正君的可否和有经世宰物之心，而不应看君的颜色行事和获得君的宠幸为能、为术。并把宰臣士大夫的贤否与国家强弱、刑政清否等联系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应引以为鉴。
不仅宰相、台谏要任贤，将帅亦要任贤。譬如四川离宋廷万有余里，“择师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②就是说，地方将帅，还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而选择贤将。
怎样来识别、检验将帅、官吏的“贤”与“能”呢？这无疑是“任贤使能”所必然遇到的前提性问题。朱熹认为在没有实际考验的情况下，识辨将帅，是很困难的。同样，选择官吏，“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信）、白（起）复生，亦何由辨之。”③因此，朱熹提出了“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④的主张。就是说，要在实际的使用中来识别、检验兵的强弱和将帅的能否。在两兵相抗争之中，将帅的“能否”就显出来了。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将材，这是人们平时所没认识到的。朱熹以“用”，即实践作为检验、识别“贤”、“能”的标准，从当时来说，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选择将帅之术”和选拔官吏的方法问题。
要贯彻“任贤使能”，朱熹认为，要反对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荫恩制，大官僚子孙不仅可继承祖、父爵禄，而且可继承其官职。由于公卿子孙的特殊生活条件以及没有很好的教育，致使他们不知义理，骄奢淫佚、无所不至。因而不能用公卿子孙为将帅、官吏，否则国家便不堪设想。
二是不能凭“资考”，而应看“贤能”。他说：“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①所谓“资考”，《唐书·裴光廷传》：“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如果官吏的升迁，不管才能，只凭“资格”、资历的话，那么，一些既无贤，又无能（学识短浅）的人，便会得到升迁和做大官。这样，不仅得不到别人尊敬，也治理不好国家，岂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两方面，是“任贤使能”的障碍。朱熹是看到了的，但要改变是不容易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荫恩”制度、“计资考”，都是被尊卑、贵贱宗法等级制度所规定，因此，尽管朱熹对此有所微辞，也无能为力。就如他所说，譬如补锅一样，“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②，就很难行得通了。
（三）科举制度
用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在等级社会里，汉有“察举”，唐有科举。宋承唐制。国家主要通过科举的方法来选择人才和官吏。如果说唐代科举被操纵在门阀贵族手里，那么，宋代由于门阀制度的摧毁，取士已不分门第、乡里，科举便广泛向文人开放，考试得中便可按等第名次派出做大小不同的官。这样，便能从各阶层中吸收大批文人来管理国家以及各级政权，扩大了宋王朝的统治根基，从贵族政权向民众转化。朱熹说：“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①
到了南宋时，科举制度出现许多弊病。“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②尽管朱熹认为科举法有很多弊端，但当有人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如何”③时，他是不同意废除科举法的。他回答说：“也废他不得。然亦须有个道理。又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④那就是说，只是小改，在科举法范围内做一些补弊的工作，而不大改。他说：“今科举之弊极矣。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今不能行。只是就科举法中与之区处。”⑤认为乡举里选法行不通。那么，怎样在科举法范围内进行补弊呢？
首先，朱熹认为要从培养人才的学校改革开始。他说：“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⑥以德行与道艺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道艺既包括义理，也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的知识，成为既有德行又有知识，并能济世务、兴太平的人才。这就是朱熹理想的学校教育。
但是，现在学校教育所培养出的士人，既无德行又无道艺，实在很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①鉴于这种状况，朱熹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选择好教导之官，他说：“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②又说：“若上好学，便于学舍选举贤儒，如胡安定、孙明复这般人为教导之官。”③在有德行和道艺的贤儒的教导下，学校才能培养出“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④的人才，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
其次，“罢去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朱熹以为诗赋是空言之尤，无益于设教取士，因而主张去掉。他说：“今之诗赋实为无用。”⑤应去学经、子、史、时务。“经”是圣人之言，要学；“子”出于圣人，各有所长，不可不学；“史”，能知道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⑥。因此，朱熹倡导，三年试一科，并在三年前通知，使天下之士在此三年内通一科。譬如“《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①这样周而复始，几十年后就能通经、子、史、时务了。同时，考试诗赋，也使文风败坏，他说：“且看朝廷许多奏表，支离蔓衍，是说甚么！如诰宰相，只须说数语戒谕，如此做足矣。……表奏之文，下谀其上也；诰敕之文，上谀其下也。”②所以，他以为只要改变考试科目，全理会经学，这种文风就会变过来。
再次，“将太学解额减损，分布于诸州军解额少处”③。由于地方州郡解额窄而参加考试的士人很多，太学解额阔而应考的士人少，考中的机会大，因此很多士人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便造成“奔竞之弊”。如果均诸州解额，稍损太学之额，那么，士人都会在本州、军参加考试，又何苦去太学就补试呢？同时，州、军只有解试一种途径，“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④，仕途广阔，这也是士人不安乡举而争趋太学的重要原因。朱熹主张“太学则罢月书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试”⑤，杜塞“舍选”和“智巧”，统一参加省试。
宋代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中央政权直接掌握了用人大权，把任免、调遣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权力太重而搞“独立王国”的情况。尽管朱熹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看到了“法弊”、“时弊”和“科举之弊”，提出了一些补弊的救治方案。他对于改革这些弊端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态度是：“天下之事，大正则难，如学校间小正须可。”①不“大正”可“小正”，即只能小改，不能大改，甚至认为“大处正不得”②，如对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动不得的。这是朱熹政治学说的宗旨，也是其时代的特点，此特点，亦正是其局限，但朱熹所主张的改革，补弊的办法，还是有见地的。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如果按朱熹的意见，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宋王朝可能会管理得好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兴旺一些。
（一）人才之弊
朱熹在很多地方谈到人才选拔及人才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语类》记载：“问：‘今日之治，当以何为先？’曰：‘只是要得人。’”①选拔合格的人才，已成为当前治国的先务，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他主张对于不成才的人，不能参与政治。
关于人才的标准，朱熹说：“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②称得起人才的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从广泛意义上说，他以为当时有两种人：一是“谨密者多退避”，不愿意多干事还不愿意出来做官；二是“俊快者多粗疏”，③干事不仔细。如果他们能够“损那有余，勉其不足时节”，即损其“谨密”和“俊快”之有余，勉其“退避”和“粗疏’””’之不足，那么，他们不仅能“做得事”，“担当得事”，而且“与那小廉曲谨底不同”④。但是，不同的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评价人，对人才标准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或者出于某个人的个人偏见，其评价人的标准便歧异。“贪污者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由此类推之，常人莫不皆然。”⑤这种评价人的标准，便完全颠倒了。因此，朱熹哀叹当今没有人才，他说：“后世只是无个人样”⑥。之所以“无人样”，是由于风气不好。“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恐是风气渐薄使然。”①即使是一等人才，也由于风气不好，而“不识义理，终是难保”②。朱熹又把风气之坏的原因，统统归咎于对道学的排斥。他很带感情地说；“今日人才之坏，皆由于诋排道学。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③把诋排“道学”（即“理学”）作为人才之坏的根源。
由于人才之坏，因而在士大夫之间以至官场中造成很坏的风气。士大夫得过且过，做官的以不治事为得策。“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一切刓方为圆，且恁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④如果以不生事、不明理为“知礼”，以刓方为圆、随俗苟且为长进，这样下去，“至下年，国家事都无人做矣”⑤，是很危险的倾向，因此，他说：“此风大害事。”
至于，“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会，庶几民自不来，以此为止讼之道。民有冤抑，无处申诉，只得忍遏。便有讼者，半年周岁，不见消息，不得了决，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风俗如此，可畏！可畏！”⑥官无论大小，对于人民的诉讼，即使曲直很明显，也不处理，人民无处申诉，自然也就不来官府申冤了。就是有人来诉讼，半年一年不处理，也无消息，只得作罢。当官的还以为这是讼太平之世。这种不治事的风气，真是可怕！
（二）任贤使能
针对这种情况，朱熹提出，选拔官吏应“任贤使能”。他说：“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①对于贤者，应该是，“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②；对于小人的态度是，“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尽”③。亲贤臣远小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当然，任贤臣首先是宰相。君主对于贤相的要求不应该是：“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④，这是君主的失职。宰相对于君主不应该是：“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和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⑤，这是宰相的失职。君相交失其职，国家的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的官吏便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朱熹认为，选拔贤相的标准应该是：“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⑥如果在君主周围、政权机构中，都是这样“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贤相、贤士大夫的话，那么，所谓“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①的情况，就会迅速得到整顿，而会出现体统正、纲纪立、国势强、刑政清，民力裕、军政修的政治局面。
朱熹根据历史的经验，认识到君相关系的重要，君应选取能正己和可畏的臣子，臣应能纠正君的可否和有经世宰物之心，而不应看君的颜色行事和获得君的宠幸为能、为术。并把宰臣士大夫的贤否与国家强弱、刑政清否等联系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应引以为鉴。
不仅宰相、台谏要任贤，将帅亦要任贤。譬如四川离宋廷万有余里，“择师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②就是说，地方将帅，还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而选择贤将。
怎样来识别、检验将帅、官吏的“贤”与“能”呢？这无疑是“任贤使能”所必然遇到的前提性问题。朱熹认为在没有实际考验的情况下，识辨将帅，是很困难的。同样，选择官吏，“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信）、白（起）复生，亦何由辨之。”③因此，朱熹提出了“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④的主张。就是说，要在实际的使用中来识别、检验兵的强弱和将帅的能否。在两兵相抗争之中，将帅的“能否”就显出来了。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将材，这是人们平时所没认识到的。朱熹以“用”，即实践作为检验、识别“贤”、“能”的标准，从当时来说，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选择将帅之术”和选拔官吏的方法问题。
要贯彻“任贤使能”，朱熹认为，要反对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荫恩制，大官僚子孙不仅可继承祖、父爵禄，而且可继承其官职。由于公卿子孙的特殊生活条件以及没有很好的教育，致使他们不知义理，骄奢淫佚、无所不至。因而不能用公卿子孙为将帅、官吏，否则国家便不堪设想。
二是不能凭“资考”，而应看“贤能”。他说：“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①所谓“资考”，《唐书·裴光廷传》：“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如果官吏的升迁，不管才能，只凭“资格”、资历的话，那么，一些既无贤，又无能（学识短浅）的人，便会得到升迁和做大官。这样，不仅得不到别人尊敬，也治理不好国家，岂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两方面，是“任贤使能”的障碍。朱熹是看到了的，但要改变是不容易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荫恩”制度、“计资考”，都是被尊卑、贵贱宗法等级制度所规定，因此，尽管朱熹对此有所微辞，也无能为力。就如他所说，譬如补锅一样，“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②，就很难行得通了。
（三）科举制度
用什么方法来选拔人才？在等级社会里，汉有“察举”，唐有科举。宋承唐制。国家主要通过科举的方法来选择人才和官吏。如果说唐代科举被操纵在门阀贵族手里，那么，宋代由于门阀制度的摧毁，取士已不分门第、乡里，科举便广泛向文人开放，考试得中便可按等第名次派出做大小不同的官。这样，便能从各阶层中吸收大批文人来管理国家以及各级政权，扩大了宋王朝的统治根基，从贵族政权向民众转化。朱熹说：“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①
到了南宋时，科举制度出现许多弊病。“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学校科举尤甚。”②尽管朱熹认为科举法有很多弊端，但当有人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如何”③时，他是不同意废除科举法的。他回答说：“也废他不得。然亦须有个道理。又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④那就是说，只是小改，在科举法范围内做一些补弊的工作，而不大改。他说：“今科举之弊极矣。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今不能行。只是就科举法中与之区处。”⑤认为乡举里选法行不通。那么，怎样在科举法范围内进行补弊呢？
首先，朱熹认为要从培养人才的学校改革开始。他说：“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⑥以德行与道艺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道艺既包括义理，也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实用的知识，成为既有德行又有知识，并能济世务、兴太平的人才。这就是朱熹理想的学校教育。
但是，现在学校教育所培养出的士人，既无德行又无道艺，实在很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①鉴于这种状况，朱熹认为，办好学校的关键是选择好教导之官，他说：“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②又说：“若上好学，便于学舍选举贤儒，如胡安定、孙明复这般人为教导之官。”③在有德行和道艺的贤儒的教导下，学校才能培养出“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④的人才，来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
其次，“罢去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朱熹以为诗赋是空言之尤，无益于设教取士，因而主张去掉。他说：“今之诗赋实为无用。”⑤应去学经、子、史、时务。“经”是圣人之言，要学；“子”出于圣人，各有所长，不可不学；“史”，能知道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等，“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⑥。因此，朱熹倡导，三年试一科，并在三年前通知，使天下之士在此三年内通一科。譬如“《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①这样周而复始，几十年后就能通经、子、史、时务了。同时，考试诗赋，也使文风败坏，他说：“且看朝廷许多奏表，支离蔓衍，是说甚么！如诰宰相，只须说数语戒谕，如此做足矣。……表奏之文，下谀其上也；诰敕之文，上谀其下也。”②所以，他以为只要改变考试科目，全理会经学，这种文风就会变过来。
再次，“将太学解额减损，分布于诸州军解额少处”③。由于地方州郡解额窄而参加考试的士人很多，太学解额阔而应考的士人少，考中的机会大，因此很多士人想方设法到太学读书，便造成“奔竞之弊”。如果均诸州解额，稍损太学之额，那么，士人都会在本州、军参加考试，又何苦去太学就补试呢？同时，州、军只有解试一种途径，“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④，仕途广阔，这也是士人不安乡举而争趋太学的重要原因。朱熹主张“太学则罢月书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试”⑤，杜塞“舍选”和“智巧”，统一参加省试。
宋代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中央政权直接掌握了用人大权，把任免、调遣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权力太重而搞“独立王国”的情况。尽管朱熹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看到了“法弊”、“时弊”和“科举之弊”，提出了一些补弊的救治方案。他对于改革这些弊端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态度是：“天下之事，大正则难，如学校间小正须可。”①不“大正”可“小正”，即只能小改，不能大改，甚至认为“大处正不得”②，如对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动不得的。这是朱熹政治学说的宗旨，也是其时代的特点，此特点，亦正是其局限，但朱熹所主张的改革，补弊的办法，还是有见地的。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如果按朱熹的意见，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宋王朝可能会管理得好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兴旺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