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国家的起源和君的权利是谁给的？历来说法纷纭。在商末周初的《周易》中已有“天子”的观念，认为“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①。把国家政权赖以建立的天、上帝当作至高无上的主宰，君主则被作为天、上帝的儿子，即天子，体现了“君权神授”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被宗法社会统治者所继承，而且一直被袭用，作为论证等级统治合理性的重要理论根据。在宋代，道学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了道教的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佛教的佛性论、情性论以及思辨哲学，把“理”说成是形而上学本体，万物的本原，以代替儒家哲学中“天”的地位。实际上他们所讲的“理”（或“天理”），是儒家“天”的代名词。由此，“君权神授”便变为“天理君权”，即君权天授；作为天的儿子的君又变成了天理的维持者。
  君主按照“天理”的启示去做，然做与不做、做好做坏都由你。但“圣人”出世，就是依“天理”的样子去做，以便扶持“天理”。这里，朱熹所说的“做”、“不做”、“做好”、“做不好”，是指伦理纲常。扶持纲常就是扶持“天理”。由于对伦理纲常“不做”或“做不好”，因此，便颠倒错乱了伦常关系，这在宗法等级社会里无疑是不允许的。在朱熹看来，能扶持伦常的君主，便能助成天或上帝，宠绥四方，这便是尧、舜。
  但是，朱熹在讲“天理君权”的时候，似乎没有完全摆脱“天命论”的藩篱。“问：‘上帝降衷于民，天将降大任于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笃。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将降非常之祸于此世，必预出非常之人以拟之，凡此等类，是苍苍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邪，抑天无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这个也只是理如此。’”①朱熹认为降大任于人，祐民作君，“出非常之人”，都是“理”的使然，还“推原其理如此”。此“理”虽不能等同于有意志的“天”，似却有必然性的意思，说它具有主宰者的地位也未尝不可。因此，“君权”是符合“天理”的，是“天理”的使然。所以，“君权天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君权天授”说的变种。
  从“天理君权”论出发，朱熹主张“尊君”。君主是宗法等级社会最高代表，享有最高权力。“尊君”就是要维护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之不旁落或损害。“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则无君。且如汉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马氏而已。鲁当庄、僖之际，也得个季友（氏）整理一番，其后季氏遂执其权，历三四世，鲁君之势全无了，但有一季氏而已。”②所谓“略重”，是指臣权重于君权而言的，曹氏、司马氏、季氏都是在国家衰微、君权旁落之时。朱熹认为，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尊君”；惟有“尊君”才能防止“臣弑君、子弑父”的发生。因此臣事君要“忠”。忠不仅是“尊君”的要求，而且是三纲之一，同时，也就是“天理”。
  “尊君”是从臣民对于君说的，是为了保证君的无上权力。从君来说，也不能滥用权力，以至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朱熹又认为要限制君权的过分膨胀，提出了修德的主张。“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③如何“修德”，其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君主”自身的修养来说，就是要完全摒弃一切私意，转为天下之大公，这就是所谓“正君心”。“正君心是大本，其余万事各有一根本”①①。君心正，不仅使君由私意而转为大公，而且“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志，必求诸非道”②，这样就能治理好国家。另一方面，就是用人。尽管“正君心”是大根本，但如果没有好人贤臣的辅佐，也治理不好国家，因此他说：“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③用贤人来补君主一人思虑之不足。
  贤君明主应该是博采众议，虚心纳谏，而不任独。“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有家法也。”④君制订政令必须与大臣、官吏充分商量、议论，然后再公布。做臣子的就能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无所畏惧。朱熹将此看作是古今的“常理”和“家法”，这就使君主虚心纳谏的奏议具有合法性。他以“常理”和“家法”的权威，要求君主不要单凭己见，来限制君主的任独。由此，他反对君主的“独断”。“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⑤君主不与大臣商议而任意罢免、提拔宰相和台谏，乃是独断的表现。退一步说，即使君主的独断合乎道理，也不是治国之道的根本，它将给后世带来弊端。
  朱熹批评了君主的独断，想望开明君主，是有意义的。但在群主专制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朕即法，“朕即国家”。他是万人之上的独裁者。这种君主专制、独断的统治，是宗法等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朱熹试图改变君主的独断，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